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内容提要在唐代诗人笔下，“绝域”意象通常指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带。作为唐代诗人以中原地理、 经济、文化背景为参照体系观照并重构唐代边塞地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中原诗人在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过程中被典型化的符号象征，指示着那些距离中央统治中心区悬远、经济落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明显不同的边疆地区，是一种超越了单纯地理景观与诗歌意象的精神文化符号，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对“塞”外的恐惧感、逃避感的代名词。

关键词唐代边塞诗“绝域”地域特征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98-07

一

随着行为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人本主义地理学等流派的蓬勃发展，地理学界越来越多地将“人”在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中的主观性作用与反映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文学作品作为新的史料形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地理学者的追捧。作为文学创作者感知、体认地理环境的重要手段与必然产物，文学作品日渐成为文学创作者重塑地理环境的载体和工具。他们以文学视角观察着身处其中的世界，并将他们对特定地域空间的感性认识与地理知识通过文学作品进行表达，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塑造了这个世界。一般来说，这种对特定地域空间的反映和塑造，往往取决于创作者的人生境遇、独特个性和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等主、客观因素，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这种独特的环境感知与浓郁的主观气息恰巧迎合了研究者探究历史时期“人”的主观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客观需要。因此，以之观照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恰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换言之，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客观的地理环境，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感知世界的角度与方法。

中国古代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有着“言志”、“缘情”之光荣传统，对诗人而言，抒发感情就是诗歌的首要功能，这很大程度上局限了诗歌对外物的认知空间，“随着赋体的成熟，中国诗借鉴了它的艺术手法，也在‘言志’、‘缘情’之外开始了‘体物’的尝试。”钟锦：《玄对山水：中国诗与中国画中的审美性认知》，《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所谓“体物”，其实就是诗人借助诗歌来观察、认知并反映外界环境的过程。唐代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独特形式，其表现出来的诗人对边塞环境的观察、认知与反映尤其明显。唐代边塞诗人以唐代边塞为对象，不仅描述了唐代时期边塞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反映了唐代边塞诗人身处边塞时的情绪变化、心理活动及其主观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具有毋庸置疑的地理属性。

本文以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为研究载体，实质就是通过对唐代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反映的唐人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规律的深入分析，揭示隐喻在“绝域”意象背后的唐代诗人的边塞地理观念。

二

唐代前期，统治中心在以长安、洛阳、太原为中心的关陇、河南与河东地区，唐代中后期则渐次向汴洛、河北地区转移，故唐代统治中心基本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大片地区，以当时民族形势论，其统治范围以外，东北有奚、、契丹，北有突厥、薛延陀，西北有西域诸族，西有吐蕃、吐谷浑，西南有南诏，东南有东谢，堪称少数民族云集，这些民族距中央统治中心悬远，距离大多在千里甚至数千里之外，唐人但凡言及，往往号称“绝域”，故唐诗中的“绝域”意象屡见不鲜，其地域内涵丰富，辽东、漠北、西域、岭南、东海几乎无所不包。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自唐北部边境依逆时针方向简单论述。

三

1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文化表达倾向

“绝域”意象所指向的地理空间，往往在中央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区，无论是地理环境，抑或是文化习俗，均与中原迥异，且多处汉族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之地，通常会给中原诗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印象与强烈刺激的心理冲击。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全新素材，也为中原诗人独特的边塞环境认知奠定了坚实的地理基础。那么，唐代中原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表达倾向呢？ 地理环境恶劣是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标志性表征，诸如塞北苦寒、岭南酷暑瘴疠以及位置荒远等，都是唐代边塞诗中最常见的意象。长孙佐辅对陇西的严寒气候颇有感触，其《陇西行》诗曰：“阴云凝朔气，陇上正飞雪。四月草不生，北风劲如切……人寒指欲堕，马冻蹄亦裂。”长孙佐辅：《相和歌辞・陇西行》，《全唐诗》卷20，第240页。陇西四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极低，寸草不生，甚至连马蹄都被冻裂，与中原四月的草长莺飞、万物复生的春意盎然形成了鲜明对比。长孙佐辅为朔方人，早已习惯于北方冬季的严寒气候，其笔下的陇西尚且寒冷如此，南方诗人对塞北严寒的体认自然可想而知。晚唐江东诗人刘驾《出塞》诗曰，“胡风不开花，四气多作雪。北人犹冻死，况我本南越”，刘驾：《横吹曲辞・出塞》，《全唐诗》卷18，第187页。与长孙氏《陇西行》相比，刘驾此诗语言简练，涉及塞北严寒的意象亦仅有“风”、“花”、“雪”等，只一句“北人尚冻死”，即已浓缩了所有的信息。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为暖温带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早已习惯严寒的北方之人尚且有冻死者，更何况“南越”之人长期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对塞北的严寒更是难以忍耐。

荒远是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另一个文化表征，其指向的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地，多在距离中央统治中心遥远的边疆地带，唐诗但凡言及，动辄以万里甚至数万里计，如“帝乡三万里，乘彼白云归”宋之问：《桂州黄潭舜祠》，《全唐诗》卷53，第651页。与“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全唐诗》卷163，第193页。等；有的甚至以鸟飞为譬喻，“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其距离之遥远不言而喻；且多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之地，中原人士至此，多生荒凉之感。

民族矛盾突出也是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重要特征，其指向的漠北、西域、吐蕃、岭南、辽东等地，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的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其地处于中原王朝统治疆域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政权与唐王朝之间由于领土、人口、势力范围的争夺，不同文化习俗所导致的民族矛盾等都比较尖锐，诸如唐王朝与漠北的突厥、薛延陀，西域的伊吾、高昌，西南的吐蕃、南诏、东北的、高丽等，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民族摩擦不断，局势动荡不安，也是唐代诗人不愿认同的地理空间。

2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规律性特征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边塞诗人在直接或间接地感知并主观重构边塞地理、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其以客观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习俗为反映对象，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其与诗人的出塞心境和个性诗风等主观因素息息相关，主观性亦不言而喻，因此，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兼具主、客观双重属性的诗歌意象。

对唐代中原诗人而言，塞北的严寒干燥或岭南的酷暑瘴疠，是他们边塞环境感知的地理基础，初入“绝域”之地，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往往给他们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与心理冲击，因此，唐代边塞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对边塞地理环境的反映，无疑具备一定的客观依据，绝非无源之水。但是，面对或严寒或酷暑的恶劣地理环境，诗人们的切身环境感知通常会因人而异，籍贯与活动区域主要影响诗人对自然地理因素的感知，江东之人难耐寒风凛冽，北方之人不习岭南酷暑等，迥异的身体体验与心理认知往往会衍生不同的文化表达，或极言塞北苦寒，或渲染岭南瘴疠，文化表达上便难免言过其实。

同理，边塞与中原地区迥乎不同的文化习俗，则是唐代边塞诗人以中原文化习俗为参照系观照并评判边塞文化的客观依据。唐代边塞诗人大多长期浸淫于传统礼乐文化中，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孟之道，性格内敛含蓄，律己甚严。乍入边塞，面对游牧民族逐水草放牧、食肉饮浆、能歌善舞、重利轻义等文化习俗，视觉与心灵上的双重震撼，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他们描绘外部世界抒发真情实感的最佳素材，其写实性与客观性自不言而喻。但是，站在文化认知的角度，唐代边塞诗人在重构“绝域”意象之时，往往带有某种潜意识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往往也是影响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主观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诗人将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与文化习俗作为参照体系，观照和重构边塞地理环境的重要手段与必然产物，其主观性显而易见。影响“绝域”意象主观性的因素首推诗人的出塞心境。唐代边塞诗人或奉命出使，或从军幕府，或流放荒陲，心境自然各异，不同的经历与心境，往往会衍生不同的心理情绪。此处仅以中唐诗人吕温的吐蕃诗为例。贞元二十年（804年），吕温奉命出使吐蕃。初至吐蕃之时，尝作诗极言当地美景，所谓“玉嶂拥清气，莲峰开白花。半岩晦云雪，高顶澄烟霞。朝昏对宾馆，隐映如仙家” 吕温：《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全唐诗》卷370，第4158页。是也。后来因国内政局变动而羁留吐蕃，失去自由；朝中王叔文把持朝政，昔日与之同游者大多擢升要职，惟吕温因陷吐蕃而不得升迁，故多生落寞悲愤之叹；加上身染疾患，卧病异域，情绪低落，悲观情绪时有流露，诸如“时同事弗同，穷节厉阴风。我役流沙外，君朝紫禁中”、吕温：《青海西寄窦三端公》，《全唐诗》卷370，第4160页。“清时令节千官会，绝域穷山一病夫。遥想满堂欢笑处，几人缘我向西隅”吕温：《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全唐诗》卷370，第4160页。之诗句屡见不鲜，极言吐蕃之环境苦寒恶劣，“阴风”、“愁云”四起，圆月亦露“穷荒”之象。观吕温不同时期对吐蕃环境的不同感知与表达，心境无疑是最大的作用力。吕温以侍御史身份作为入蕃吊祭使张荐的副使出使吐蕃，使团尚未到达逻些城，张荐已经病逝，作为副使的吕温自然就是此次使团的最高领导人，自应享受较高规格的礼遇，心境平和，其诗多称吐蕃美景亦在情理之中。及至唐德宗驾崩，唐顺宗即位，吐蕃以此为借口羁留吕温，名义上是使节，实际上却形同囚犯，人身严重受限，吐蕃的青山绿水、广阔草原以及遍地牛羊等，虽然堪称美景，在吕温心目中，却只是徒添烦恼的“异地他乡”，不仅远离家乡亲人，而且缺少了朝廷的庇护与眷顾，终非真正的“精神家园”。同样的吐蕃，同样的吕温，不同的心境，便有不同的景色。

影响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主、客观属性的因素，通常有两类，一是“绝域”意象所指向地域的地理属性，诸如气候条件恶劣，与中央统治中心之间的距离远近，以及文化体系的同异等，虽也受诗人主观情绪之影响，但相对客观，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属于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客观性产生的地理基础与客观依据，对唐代诗人的文化表达影响力相对较弱；二是诗人的出塞心境，属于主观范畴，出塞心境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诗人对特定环境感知的优劣程度，从而影响其文化表达，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吕温的吐蕃诗即是如此。当然，还有些诸如社会历史背景、诗人的个性诗风等因素，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唐代诗人对“绝域”意象的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因影响力相对较弱且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

四

综观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地域分布，其指向的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地，均处于中央王朝统治中心以外的边疆地带，远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的中原之外，就地理、文化意义而言，这些区域似乎存在某种共性：地理环境恶劣且距离中央统治中心遥远，有时甚至对人的生存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文化习俗方面，通常属于典型的非主流文化，经济欠发达，愚昧落后，有时候甚至是统治者心目中的边远落后之地，常以罪臣钦犯流放于此，如岭南就长期作为唐代时期流放重犯的地区而存在。

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绝域”意象不仅代表着地理环境恶劣，诸如塞北之苦寒岭南之酷暑，与中原的温暖湿润、气候宜人存在明显差异，加之与中央统治中心距离悬远，是他们认为的极远之地；而且意味着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非主流文化体系。就具体的地理空间而言，唐代中原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与他们心目中的“塞”外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指向的是唐代中原诗人心目中的“塞”外的广大地域，这些地区距离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相对较远，地理环境相对恶劣艰苦、北方寒冷干燥南方暑热瘴疠，其生产方式、文化习俗都与中原相去甚远，是中原诗人不愿深入的地理、文化空间。

按照波蒂厄斯的理论，唐代边塞诗人毫无疑问属于“外地――内部者”，即描述经历的旅行者，绝非具有“家园――内部者”体认的空间共同体成员。他们绝大多数都出身、活动于中央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对边塞而言，他们或负皇命出使边塞，或求功名而从军幕府，既非边塞之人，亦从未有视边塞如家之心理，因此，他们对边塞地理环境的亲身体验与文学表达，虽然比那些从未到过边塞的人们具有更真切的环境体认与心理感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边塞地区的某种地域特色、文化特征。但是，所有的边塞诗人都只是“绝域”的匆匆过客，从空间认知上，他们虽然曾身处其中，与其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从心理认知上，他们却自始至终都是万里异域中的“他者”，而绝非共同体成员，他们从未将自己视为“绝域”中的一员，自然缺乏视其如家的深切情感。 当然，“绝域”对他们来说，也只是暂时容身的“异地他乡”而绝非精神家园。

因此，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其实只是唐代中原诗人在描写所谓的“异乡”文化这个“确定他者”的过程中构建“中原”文化的思想意识的一种行为表达。[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页。换言之，唐代中原诗人以中原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与文化风俗为参照系塑造所谓的“异乡”文化景观――“绝域”，用以构建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且身处其中的“中原”文化，强调自身对“中原”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并借之宣示“绝域”是一种与中原文化迥乎不同的“他者”的存在。故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地方的意义”，其实就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对“塞”外的恐惧感与逃避感。

结语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所指示的地域范围北跨大漠、阴山，西北达安西、北庭，南逾五岭，东至大海，东北邻幽蓟，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唐代统治疆域的边疆地带，在唐代中原诗人心目中，它有时指大漠南北，有时指幽蓟辽东，有时又指陇右西域，其地域内涵虽然并不固定，但其文化意义始终是恒定的：地理环境恶劣，或严寒干燥，或酷暑瘴疠，有时甚至可能危及人的生存，而且距离中央统治中心遥远，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迁徙为主，文化风俗亦与中原地区迥异，与唐代边塞诗中的“塞”外有着相似的地理、文化意义。

在唐代中原诗人的主观意识中，“塞”内是可以免遭游牧民族侵入的地带，是安全的；“塞”外则是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游牧民族侵袭和战争威胁，是缺乏安全保障的。作为与“塞”外有着相似文化意义的“绝域”，无疑也就代表着恶劣环境、寒冷干燥或酷暑瘴疠、游牧民族随时侵袭、文化习俗迥异的地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绝域”与“塞”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仅是一条单纯的地理分界线，将“塞”内与“塞”外截然分开；更是一条典型的文化分界线，将中原农耕民族与塞外游牧民族隔离开来。和平时期，中原与“绝域”分别沿着各自的发展轨迹悄然前行；战争时期，则刀兵相见，此进彼退。随着众多中原诗人的相似塑造与不断重复，“绝域”意象所隐喻的不同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在双方长期的战和之间渐次强化，逐渐成为一种超越单纯的地理景观与诗歌意象的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即它常指那些距离中央统治中心悬远、经济发展落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迥乎不同的中央王朝的边疆地带。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实质上是唐代中原诗人将中原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与文化风俗等作为参照体系重新塑造唐代边疆地区这一“异乡”文化景观的必然产物，其目的在于构建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且身处其中的“中原”文化，强调自身对“中原”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并借之宣示“绝域”是一种与中原文化迥乎不同的“他者”的存在，其中隐喻的正是对“绝域”的恐惧、逃避感。因此，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出现与存在，实际上就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对边塞地区的恐惧感、逃避感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