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内容提要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礼学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90-08

评价一个学者的历史价值，不仅要回答他的学术是什么，还要回答他的学术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对后世的作用与影响。曾国藩的学术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复兴宋学，试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从而促成了晚清宋学的复兴运动。他宗宋儒，同时又不废汉学，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总之，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晚清学术的新路向，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并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曾国藩学术思想促成了晚清理学的复兴运动

乾嘉时期，理学在汉学的冲击下，几乎溃不成军，宗宋学者廖不数人。道光时期的潘德舆曾说：

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者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潘德舆：《任东涧先生集序》，《养一斋集》卷18，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曾国藩的理学好友刘蓉也说：

为汉学者，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刘蓉：《复郭意城舍人书》，《养晦堂集》卷8，清同治二年长沙刻本。

曾国藩于道光年间在京师与唐鉴、倭仁等人精研宋学，在当时全国热衷汉学的学术环境中，是逆潮流而动的少数派。方宗诚指出：

嘉道间，海内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为为己之学兢兢焉。谨守程朱之正轨，体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则著之为事功，变则见之于节义，穷则发之于著述，践之于内行。纯一不杂，有守先待后之功者，闻见所及约有数人：长白倭文端公、霍山吴竹如先生，官京师时，与师宗何文贞公、湘乡曾文正公、罗平窦兰泉侍御，日从善化唐确慎公讲道问业，不逐时趋。其时在下位者，则有湘乡罗罗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刘虞卿先生，俱无所师承，而砥节砺行，为穷理精义之学。方宗诚：《校刊何文贞公遗书序》，见何桂珍《何文贞公遗书》，光绪十年六安涂氏求我斋校刊本。

可见，道光末年，曾国藩以理学潜修之时，理学在全国并没有多少市场；唐鉴等人的理学小团体也并不为人所注意。如果不是后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成大功、暴大名，理学在晚清是否还能复兴，也许是个疑问。梁启超说：

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之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励，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熊十力也认为曾国藩的成功得益于宋学：

晚世为考据之业与托浮屠者，并狂诋宋儒，彼何所知于宋儒哉！唯宋儒于致用方面，实嫌欠缺。当时贤儒甚众而莫救危亡，非无故也。乃至明季，船山亭林诸公崛起，皆绍述程朱而力求实用。诸公俱有民治思想，又深达治本。有立政之规模与条理，且皆出万死一生以图光复大业，志不遂而后著书。要之，皆能实行其思想者也，此足为宋儒干蛊矣。（颜习斋名为反对程朱，实则骨子里仍是程朱。所攻伐者，但是程朱派之流弊耳。）胜清道咸间，罗罗山、曾涤生、胡林翼诸氏，又皆宗主宋学，而足宁壹时之乱。……故由宋学演变观之，浸浸上追孔氏，而求内圣外王之全体大用，不复孤穷性道矣。熊十力：《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十力语要》

（1），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7～168页。

熊十力指出，曾国藩宗宋学，但不孤穷性道，而是重视经世致用，能得内圣外王全体之大用。这说明曾国藩的理学是在宋儒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新理学。

理学是心性的学问，偏于内圣和修身。曾国藩通过理学的修养，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勤俭的作风，血诚的性格，以及生死利害不动于心的殉道精神。世人正是通过这些，看出曾国藩之所以成功，来源于他的学术。如清末曾廉认为：

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见杨家骆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2），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印行，第449页。

曾国藩的幕僚后来任湖广总督的李翰章评价说：

薛福成的评价大体客观。曾国藩在理学方面，不轻立说，并没有什么多少讲学文章或语录，他只是一个对理学实有心得的实践家。他为人为官与做事，有理学的气象与精神，但通而不迂，大而能容，没有前人讲学之流弊。他是有心得又能躬行实践的真道学，不同于历史上常见的只炫弄理学教条而并无其实的假道学。

在理学士人的努力下，清廷开始有意提高程朱理学的政治地位。1860年，清廷发布上谕，规定学人从祀文庙，“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对入祀文庙的人选标准做了有利于程朱理学的修改。是年，以明初理学家曹端从祀文庙，位列东庑胡居仁之上。1863年，以明儒方孝孺从祀。1870年“恩准”将清初理学名士张履祥从祀文庙，并重刊《杨园先生全集》。1875年将清初理学家陆世仪从祀文庙。1876年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理学士人王建常被奏准从祀文庙；又允准把已故理学名儒李元春事实交付史馆，列入《儒林传》。对健在的理学家也进行表彰，1868年褒奖安徽理学名士夏。1874年，陕西、山西两学政分别给理学名儒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请授京衔。清政府以他们传授“正学”有绩，皆赐予国子监正衔。⑥

同治元年，清廷下令整顿翰林院：“自明年癸亥科起，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教习庶吉士，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随时赴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总归为己之学，其有余力及于诗古文词者听之。”《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52同治元年12月，大满洲帝国国务院发行，大日本东京大藏书出版株式会社承印，1936年，第16页。倭仁以大学士身份掌管翰林院后，即着手制订翰林院新规，规定翰林士子必读《朱子语类》、《朱子大全》等理学图书。各地督抚在地方创办书院，如上海龙门书院、陕西味经书院、四川尊经书院、湖北经心书院、江苏南菁书院、广州广雅书院、武昌两湖书院等，这些书院多请理学家主讲习，课程设置均以经史、性理为主，以诗文词为辅，顺应了清廷尊崇理学的学术倾向。

在图书出版方面，理学书籍在沉寂了近百年无人问津之后，再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曾国藩创办金陵书局，各地督抚随即仿效，所出版经史图书，以历朝理学家著作为出版首选。如清初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于同治八年由福州正谊书局刊印，是书编集宋、元、明、清理学家著作以及张氏自撰著作共66种200册。除官方刊刻之外，一些地方理学士人也筹资刊印理学图书。如陕西理学家贺瑞麟在讲学之余刻印各朝理学书籍达百种以上。其所辑图书被其门人后人汇编为《清麓丛书》，自同治至民国时期，陆续以“传经堂”名义刊印历朝理学著作多达153种。理学再次成为从官方到民间都很热衷和时髦的学问。

在理学复兴的冲击下，汉学势力一度出现颓势。广东学者陈澧感叹说：

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吾粤讲汉学者，老辈惟勉翁在，在近年为俗事所扰。同辈中最笃学者李子迪太史，每日读注疏、《通鉴》为正功课，《皇清经解》、《五礼通考》为余功课，惜乎咯血死矣。后生辈好学者，则不过二三人耳。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陈澧：《东塾续集・与徐子远书》，《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41页。 总之，晚清理学的复兴，是同曾国藩的努力与影响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曾国藩的确实现了他以一人之力转移一世之风俗的人生理想。

二、曾国藩学术思想终结了清代汉宋学派长期对立的局面，促使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界的共识

汉学善言考据，宋学善言义理，亦各有所长。且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汉古而宋今，汉难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难，毋忽乎易，则学者之为之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冯桂芬：《阙里致经堂记》，《显志堂稿》卷3，1876年校庐刊本。

闽县人陈在夏《景紫堂全书》作序时也说：

圣人之道，载于六经，遭秦火后，汉之诸儒掇拾煨烬，纂辑残缺，殚勤于文字训诂之间，虽微言大义，有未暇及，而使后儒得所考据以求圣人之间，功亦不细矣。有宋五子兴，席汉儒之业，因经求道，超然独契《太极》、《西铭》、《定性书》、《好学论》诸作，实能发前贤所未发。至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其于经训尤殚精研思，条分缕析，无不根极于理要，圣道由是大明。见夏：《景紫堂全书》卷首，民国十年刻本。

夏氏《景紫堂全书》初刻于同治六年（1867年），陈此序大致应作于此时。但他的观点其实是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作的《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早已表达过的。

晚清不少治汉学的学者亦开始汉宋兼采，主张折衷汉宋。如岭南汉学大师、学海堂山长陈澧，一生泛滥群籍，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及诸经子史，无不毕究。他的《东塾读书记》有乾嘉诸师治学精严之风，但无乾嘉学派门户之见，破汉宋之门户，立论较为持平。他反对轻诋前贤：

自非圣人，孰能无误。朱子虽大贤，其书有误，后学固当商订之。然商订古人之书，必当辞气和平，不可嚣争，不可诟厉，若毛西河所著《四书改错》，不知《论语》朱注，“学”训“效”，本于《广雅》，而曰从来“学”字无此训，则非朱子之错，乃西河之错也。陈澧：《樊昆吾先生论语注商序》，《东塾集》卷3，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陈澧这些话，早已是曾国藩发挥过的剩义。曾氏在《复夏教授书》以及其他文章中多次表示反对“轻诋前贤”的做法，主张“或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并斥“西河驳斥谩骂，则真说经中之洪水猛兽矣”。曾国藩：《复夏教授书》，《曾国藩全集・书信》

（5），第3467页。

陈澧《东塾读书记》又云：

张之洞学术上偏重汉学，但他也力主汉宋两家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他说：

由是可见，晚清调和汉宋已成为学界的主流和共识。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已居大位的曾国藩对知识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分不开的。

三、曾国藩的礼学思想为洋务运动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钱穆先生有言：“汉学派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派的精神在明体达用，两派学者均注重在‘用’字。由经学上去求实用，去研究修齐治平的学问”，这是汉、宋两派学者之共同精神。钱穆讲，刘大洲记：《汉学与宋学》，《磐石杂志》1934年第7期。钱先生这句话应该是平情之论。且不论清代的汉学派，即就汉唐儒与宋明儒而言，学术致思的路径是不一致的。汉唐儒重《五经》，意在经世致用；宋明儒重《四书》，虽也意在经世，但关注更多的是明体达用，向内转。清儒有鉴于宋明儒之虚，主张回归汉唐经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求一切经世致用的学问。所以，从顾炎武到江永、秦惠田，将经世的学问都统归之于礼学。“礼”作为体国经野之学，涉及的范围很大，从名物典章、人伦教化、天文地理、食货水利、算术格致，到民间习俗、个人言行、生活规范，无不与礼有关。概言之，礼是万事万物的规范、制度和法则。所以相对而言，汉学家比宋学家更倾向于接受新知。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学家就开始注意研究科学，如天文、算学、地理、水利等学科。戴震通晓算法，著有《勾股割圆记》、《考工图记》；阮元编辑《畴人传》，为古代天文算学等科学家作传，其中还介绍了西方科学。阮元开办的书院还开设科学课程，在其《学海堂策问》中，他专门策试学生关于西洋历法的来历。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也是从治汉学转向数学研究的。李善兰著有《则古昔斋算学》，于数学多有发明，并大量翻译了西方数学及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后9卷）、《代微积拾级》、《谈天》等。李善兰的老师是专治《毛传》的汉学家陈奂，而陈奂则先后师事过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是戴震一系中的学者。道咸年间的数学家如罗士琳（著有《四元玉鉴细草》、《筹人传续编》）、项名达（著有《下学庵算学三种》）、徐有壬（著有《务民义斋算学〉七种）、戴煦（著有《对数简法》及《续编》）、夏鸾翔（著有《洞方术图解》、《致曲术》）、邹伯奇（著有《格术补》、《乘方捷术》）等人都是出自汉学家队伍。在边疆地理学研究方面，何秋涛、张穆、陈澧、汪士铎、洪钧、杨守敬等人都有不少著作，这也是汉学派的一个成果。汉学家之所以与科学为近，是因为他们对一切学问都喜欢考镜源流并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当然，汉学家考礼更侧重于人伦仪节，试图以礼来促进社会教化。乾嘉时期的学者热衰礼学，而排斥宋明儒的理学，礼学与理学之间存在鸿沟。嘉道之际，汉宋调和的苗头渐显，如阮元认为“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阮元：《书东莞陈氏学通辨后》，《经室集・续三集》卷3，《四部丛刊》影印清道光本。阮氏试图以礼学沟通汉宋。稍后黄式三对清代汉学家不讲理，宋学家不讲礼都作出了批评：“后世君子，外礼而内德性，所尊或入于虚无；去礼而滥问学，所道或流于支离。此未知崇礼之为要也。”黄式三：《崇礼说》，《儆居集》“经说一”。其意是说宋学家只讲尊德性容易流入虚无；而汉学家只讲考据，而不将学问落实成礼，则容易流入破碎支离。黄式三以礼学沟通汉宋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当然，在曾国藩的礼学视野中，礼并不仅仅是人与人交往的仪节，所谓观象授时、体国经野等自然、人文学科都在礼学的范围之内。礼代表自然与人文的规范与秩序，这就是他所说的“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修己需要自律，这是礼；治人需要章法，这也是礼；“经纬万汇”则遍涵自然与人文，按其规律和条理做事，也是礼。曾国藩有憾于秦惠田的《五礼通考》缺了食货内容，于是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六卷内容。他又感慨古礼残缺没有军礼，于是手订营制、营规，在他看来，这就是“军礼”。他认为，礼是修己、治人、经世的学问，礼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因革。他的礼学是与理学沟通的；换言之，他的礼学要为理学的三纲五常服务。在此观念下，他勇于接受新事物，手辟洋务运动，团结一批研究科技的汉学家如徐寿、李善兰、华蘅芳、徐建寅、舒高第、李凤苞、赵元益、王振声等人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与西方传教士合作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图书，并首创近代史上的留学生运动，以期输入西方的科技。在他看来，科技之类的西礼自然也是他礼学的一部分，他要用这些西礼为他的理学纲常服务。清季所谓“中体西用”思想，在曾国藩这里已经成形。

受曾国藩提携而崛起的一批湘淮系朝廷或地方大员如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广东巡抚）、刘蓉（陕西巡抚）、曾国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刘长佑（两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阎敬铭（山东巡抚）、沈葆桢（福建船政大臣）等人，都信奉曾氏礼学经世的思想，后来都变成坚定的洋务派，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相反地，一些保守的理学士人如倭仁等人，只知祭起理学天理人欲的老调子，关注世道人心，但却没有曾国藩的礼学观念，成为仇洋反西学的保守力量。因此，洋务运动与西学的传播之所以能够展开，除了列强的逼迫与中国被动接受原因外，在中国固有的思想中，还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进化理路，清代的汉学与曾国藩的礼学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展开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支点。曾国藩以理为体，以礼为用，前者固守理学家的天理纲常观念，成为后世保皇派的思想根据；后者则为后世维新和革命拓开了空间。发展到后来，礼学最终撑破理学内核，经世学人以西方政治思想质疑三纲五常，走向曾国藩“理学即礼学”愿望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