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丰时期二府与对辽关系决策

[摘 要]澶渊之盟后，宋辽一直遵守盟约，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关系。熙丰时期，宋辽之间再起争端。面对争端，两府的战略高度、解决争端的方式存在很多差异，当时对辽决策的形成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

[关键词]北宋熙丰时期；二府与对辽；关系；决策

一、“柔静”与“示强”

“柔静”与“示强”――在对辽关系中，二府始终在这两种不同的主导思想下论战。

神宗时宋辽之间争端起源于雄州两属地，双方边吏在拒马河一带摩擦不断，针对此，知雄州张利一主张以武力驱逐，而经略使孙永认为辽方的行为是由张利一增乡巡弓手导致，应该严惩张利一来消除辽方的戒备。

地方官员对辽态度的分歧在决策层中有不同的支持声音，宰相王安石与孙永的想法吻合，而参知政事冯京和枢密使文彦博则支持张利一，因此，二府就如何处理双方边境摩擦问题多次论战。对辽朝认识上的定位不同是论战的根源所在。

宰相王安石对辽帝耶律洪基和辽国势有自己的判断，认为“戎主非有倔强，但疆吏生事，正须静以待之，若争小故，恐害大计。”（1）王安石对辽朝在边境制造摩擦行为的认识是这样的：首先，辽朝的挑衅行为实为自保，恐怕宋方对辽有军事行动；其次，辽方不会无理由破坏双边友好关系，如果没有宋方边吏的生事行为，辽方不会有军事挑衅行为；最后，若宋方以“柔静”待之，示意友好之态势，辽方自会安守和约。

因此，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王安石建议宋神宗罢去乡巡手，而文彦博和冯京认为，“如此尽罢，恐两属户为北人所占，若向时放税，便为北人所收，不可复取。”（2）文彦博等以为不可不约拦辽方巡马过界行为。宋神宗综合了两府的意见后，下诏罢去乡巡。

王安石的“柔静”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因此，辽方并没有缓和边境的紧张气氛。宋神宗得到消息，“前权罢，探报言彼亦权住巡马过河为相应，未几，又复过河。”（3）后张利一在雄州修馆驿，还在做一些积极备战工作，这样又给辽朝以口实。张利一之所以如此行，王安石认为是由于“文彦博、吴充阴主利一”。（4）的确，文彦博主张对辽应“示强”，他的观点在宋神宗那里得不到支持时，转而在暗中支持张利一。

辽朝在外交文书上将“交割”改为“送纳”，枢密院认为宋方必须与辽方认真计较，否则就是放纵。王安石认为“交割”与“送纳”无关紧要，二府关于宋辽双方外交辞令的择用上又开始纠缠。

枢密院坚持要让辽朝将“送纳”改为“交割”，文彦博将辽朝的这一行为上升到有辱君王的高度，枢密副使吴充也认为一旦同意辽朝如此书写公文，以后的局面不好控制。王安石用宋和辽目前的叔侄关系批驳他们，最后宋神宗还是倾向枢密院的意见。

不管是王安石主张的“柔静”还是枢密院主张的“示强”在宋神宗这里都没有被完全认可，最后决策是中和后的结果，所以张利一对辽的手段和措施没有根本上改变。辽朝给宋方的军事压力也随之而升级。辽人在界河捕鱼并劫掠界河司虎头船，界河司擅自领兵越过界河。这件事情让辽朝再一次诘难宋朝。熙宁五年闰七月，文州防御使冯行己知雄州。张利一被调任雄州一事，可以看作王安石“柔静”思想占据上风的表征。

继辽巡马越过界河事件后，熙宁五年九月，据宋方的情报辽朝欲移口铺于距马河南。得到这一情报后，宋神宗同二府商议如何应对。枢密使文彦博和副使蔡挺主张用兵还击，一定要和辽方一论高低，令对方拆除口铺。

王安石对此事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契丹欲移口铺，其事有无未可知。”（5）事情的发展果如王安石所料。

在对辽关系决策中，枢密院文彦博等人同王安石始终论调不一，文彦博借助外交攻击内政，王安石面对诘难针锋相对，他对文彦博的待辽态度有自己的分析，他对宋神宗说到：“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彦博，岂是奋不顾身以抗契丹者，而实激怒陛下与契丹争细故，乃欲起事，以挠熙河而已。”（6）熙宁五年――熙宁六年，在和辽国的纠纷中，枢密院的意见不占上风，宋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是按照中书的建议来制定的。

二、示弱太甚，召兵之道

宋辽关系由于宋方的“柔静”政策缓和了一段时间，但是在熙宁六年六月，辽朝巡马五百余骑入两属地，又起事端。十一月，契丹欲争蔚、应、朔三州地界，宋神宗对此很是忧虑。中书此时对辽策略也随着形势不断调整。

首先，中书坚决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如果再有北界巡马过河，宋方不要使矛盾激化。王安石断定契丹不值得担忧，“彼境内盗贼尚不能禁捕，何敢与中国为敌？”（7）

其次，中书不断加强河北路军事力量。随着保甲法和将兵法的推行，宋的北防力量有所提升，如果辽朝来争地界，王安石主张先以谈判来解决争端，一方面可以摸清辽方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则可以为宋方赢得时间来充实国防力量。

再者，一旦涉及领土割让问题，绝不让步。熙宁七年二月，宋方得知辽要从宋手中夺取关南之地，宋神宗问王安石：“契丹若坚要两属地，奈何？”安石曰：“若如此，即不可许。”（8）熙宁八年四月，辽使萧禧前来议河东地界，王安石重申对辽的强硬态度。

熙宁八年，枢密院的成员有陈升之、吴充、王韶，史书中关于枢密院对待辽方划界问题记载不详，由此可知他们在决策中不占主导地位。最后宋辽双方经过交涉，重新划分地界，宋损失河东疆土，责任在宋神宗和韩缜。（10）

注释：

（2）《长编》卷二三五，5702页。

（3）《长编》卷二三六，5734页

（4）《长编》卷二三五，5712页。

（5）《长编》卷二三八，5790页。

（6）《长编》卷二六三，6419页。

（7）《长编》卷二四八，6046页。

（8）《长编》卷二五，6048页。

（9）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