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筑战略平台

[关键词]《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日美同盟，周边事态法

一、“重新定义”的日美同盟战略保障范围

日美同盟建立之初，美国强迫日本走上重整军备之路，而日本方面对于重整军备所表现出的恐惧感使得美国对日政策不得不因此而更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确立的先经济、后军备政策得到认同，日本重整军备之路才得以回归正轨，成为日后历届美国总统对日政策的典型。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中，两国首脑一致认为“两国密切的防卫合作，是建立在自卫队适当的防卫能力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配合之上”。“两国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交换有关国际形势，特别是有关亚太地区的情报和意见。”同时要根据事态的发生及演变进行密切协商。

一言以蔽之，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义”已把日美安全保障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亚太地区，而且具有面向21世纪的战略意义。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日美同盟共同的敌人―苏联的瓦解，使得亚太地区造成一定程度的真空状态，美国趁机夺取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扩大美日同盟保障范围，为其推行国家利益服务。

二、同盟间军事合作不受制约

冷战期间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清楚地规定了该条约与联合国宪章之间的关系。诸如，“缔约国约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用和平方法并以不致危机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方式，解决涉及各自关系的国际争端，而且在各自的国际关系方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慎重通过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采取任何同联合国的目的不符合的其他方式；”“缔约国将同爱好和平的其他国家共同加强联合国，以便联合国可以更有效地履行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任务”，以及对于作为受到武力攻击及其结束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立刻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报告。”“安理会在采取为了恢复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时，上述措施必须停止”等等。[5]86

但是，《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中，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在提到了联合国，而且是“两国政府要加强合作，通过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的国际救援活动，以支援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而且反复强调两国的安全保障关系“将继续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形势的基础”等等。这实际是把双边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把日美关系和同盟权利凌驾于联合国权利和地区组织之上的不受制约的倾向。

三、日本被纳入到美国全球体系之中

《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中，明确地规定了日美之间在三个层面上的合作：

（一）“基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双边合作”，两国首脑一致认为，“因日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的事态而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予以重要影响时，就日美间的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并就促进日美间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取得了一致意见”，“两国政府就共同开发新一代支援战斗机等装备技术”进行交流和磋商，“要在已经进行的弹道导弹防卫研究方面继续合作”。“两国首脑一致同意两国政府为了对应有关美军的存在及其地位等问题而进行各种努力”。

（二）“地区性的合作”，日美首脑在文件中表示会以双边共同体的姿态提出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安全保障对话等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等问题。同时，美日两国将继续加强同韩国的合作，以保证朝鲜半岛的稳定。

（三）“全球规模的合作”，日美两国以“安全保障条约为核心，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交涉，防止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扩散，以及包括军备管理和裁军等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和合作”。加快解决“两国在联合国及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合作和在北朝鲜的核开发问题、中东和平进程及推进前南和平进程等问题”。日美两国这种加强全球性规模的合作实属罕见，是冷战期间的日美安全保障同盟条约中从未出现过的。[6]229从中不难看出，美日两国在地区间、国际间的合作体现了日本在同盟的位置。冷战后的世界趋势是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发展，并不是单一的依靠核武器等军事力量。一超多强的局面使得美国不得不寻求日本的合作，接纳日本成为真正的“盟友”。

四、“周边事态”问题的提出

“日美日常进行的合作”―其中包括日美两国交换情报及政策协商，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种种合作，日美双方的共同配合；

“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的对付行动”―其中包括两国政府进行“必要的准备”和通过外交的努力，以抑制事态的扩大，以及日美双方的作战构想和有关作战的各种行动及必要的事项等；

“日本周边地区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要影响时的合作”―其中包括对“周边事态”的对应，日美两国政府在各自主体活动中的合作，以及日本对美军的支援等；[7]34-41

此外，新指针还提出了“周边事态”问题。“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要影响的事态。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地理性的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完整而明确地形成了日美的联合作战体制。诸如“在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时，日本要立即对武力攻击做出主体行动，尽力早期排除。是时，美国要对日本进行适当的合作.。”“在自卫队与美军实施共同作战时，双方要确保一致，并适时地以适当的形式运用各自的防卫能力。是时，双方要有效地统一运用各自的陆海空军部队。自卫队主要是在日本领域及周边海空领域实施防御作战，美军支援自卫队所进行的作战。此外，美军还要实施弥补自卫队能力不足的作战。”“为了应付对日本的航空侵犯，自卫队和美军要共同实施作战。”“自卫队和美军要共同实施为了防卫日本周边海域的作战及为了保护海上交通的共同作战”，“自卫队和美军要实施对付对日本登陆侵犯的共同作战”等。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日美安保关系的“重新定义”，不仅扩大了日美同盟的地区范围，而且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最大限度。美日两国通过加强安保体系来缓解彼此间累积的矛盾，在“和平与安全”的名义下，通过拓展同盟体制的范围，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的密切合作，寻求建立起更为强大的、超越或挤压联合国，强烈排他性的控制体制。一言以蔽之，重新构筑的日美同盟已经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造成一种战略失衡，形成了对国际安全秩序的严重冲击。但安保体制在保障日本安全方面则意义重大。[8]27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在借助日美安保体制保障本国安全的同时，日本还将利用各种机会，通过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合作逐步摆脱“战后体制”。以期实现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目标。然而在地区多边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日本借助美国之力走向世界“借船出海”策略与中国等东亚各国相互合作的潮流之间，必将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