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直隶旗地考述

[摘 要]旗地是清代所特有的一种土地占有形态。作为畿辅重地，直隶旗地与清王朝统治的兴衰密切相关。本文首先对有清一代直隶旗地的产生与演变进行了梳理，接着对清中期以后日益严重的“旗民交产”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最终指出私有化是旗地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清代；直隶；旗地

旗地是清朝统治的重要基础，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制度，16世纪初随着满族的崛起首先出现在辽东。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之后，为了保障广大八旗官兵的生活，对旗人依旧沿袭在关外已经形成的八旗土地制度，在直隶地区圈占大量良田，分给旗人为业，这就是直隶旗地。

一、清初直隶旗地的产生

1644年4月，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领八旗官兵大举攻明，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配合下，攻入北京，建立了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中央政权，统一了全国。8月，清政府迁都北京，八旗官兵及其家眷“从龙入关”。由于这些八旗官兵离开了原来赖以生存的辽东旗地，丧失了以往的经济来源，因此如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以保证其战斗力，就成为了清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一方面实行了发放粮饷的措施，一方面进行圈地为八旗官兵解决土地问题。为了拱卫京城，绝大部分八旗官兵驻于北京及近畿诸县，这也就决定了八旗旗地必将在直隶地区进行圈占的现实。

此外，投充也是八旗贵族掠夺旗地的一种重要手段。清入关后实行大规模的圈地政策，导致许多人或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土地被圈占，或是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携带土地投到满洲贵族门下。因此，投充成为清初八旗官员霸占土地和获得人口的重要手段，是又一种占有旗地的方式。据《直隶通省赋役全书》统计，清初直隶地区投充到八旗的地亩为3276463亩，这部分旗地虽不及圈占的旗地面积大，但投充旗地数量仅次于圈占的旗地数，是旗地的第二大来源。[4]

由此可见，直隶的大部分土地被皇室、八旗贵族和八旗官兵所占，近京各州县的土地甚至80%一90%都变为旗地。为简明起见，兹将直隶部分州县圈占及投充旗地情况列表如下：

二、清中叶直隶旗地的演变

从清代中叶开始，八旗土地制度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旗民交产”情况愈演愈烈，旗地制度趋于破坏；另一方面，大量私典与民的旗地被清廷收为“公产”，清廷对于旗地的控制趋于加强。

“旗民交产”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

一、每次被派遣出征时，八旗士兵都需要自己准备器械、马匹甚至服装，长此以往，就导致许多八旗士兵“称贷不能偿遂至穷迫”。第

二、为了保证八旗士兵的战斗力，清廷严令八旗人丁必须聚居京城和南京、太原、沧州等驻防地，不能擅自远离，更不允许他们参与工商业活动。第

三、清廷除了对旗人进行授地，还按月分配口粮。具体为：每人每月赐予米二斗四升，柴、煤零用等项，折银二两六钱；七岁以上者食全俸，六岁以下者则食半俸。同时，清廷允许旗人完全招纳佃户耕种旗地，因此旗人不论官兵，不事生产，愈加怠惰。在这种情况下，八旗士兵渐渐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并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惯。第

四、清制“添丁不增地，减丁不退地”，但八旗士兵的编制又不能无限制的扩大，这样新增加的八旗人口既不能全部当兵领饷，又不能再次分得土地，而清廷限制他们自由活动并营生的规定却从未改变。因此，就导致大批八旗“余丁”的生计日益艰难。时人沈起元就曾在《拟时务策》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论：“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而无可为计，非旗人之愚不能为生也；虽有干木、陶朱之智，不能为生也；岂惟旗人不能自为计，虽尧舜之仁不能为计也”。[6]因此，随着生计的日渐艰难，贫困的八旗人丁就常常在有事急用或经济困窘的情况下，将旗地私自典卖给民人，“阅年久远，辗转相授，已成民产”。[7]

清朝定制虽严禁旗地的买卖，但这些禁令常流为一纸空文，实际上旗地典卖已司空见惯。乾隆四年，户部估计，“民典旗地，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到乾隆二十二年，“此十五万顷旗地，除王公庄田外，尚未典卖于民者，盖亦鲜矣”。[8]

针对这种情况，清廷多次动用国帑对私典与民的旗地进行回赎。回赎后的一部分旗地再加上退圈地和旗人户绝田，列入官产设置为八旗公产，由户部进行管理。回赎后的另一部分旗地，“先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或扣俸饷，或交现银承买”。[9]但现实中，贫困旗丁的俸饷被扣之后，生活无以为继，只能再度卖掉赎回的旗地。因此，回赎的旗地最终还是“尽归富户”，“则赎地一事，恐未必于贫乏旗人有益”。[10]这样就反而促使了旗人大地主的发展，并加速了八旗人丁内部的分化。

三、变与不变：清末旗地的开放之路

如前所述，贫乏的八旗人丁常常在生活窘迫时将他们占有的小块旗地进行私典，旗地不许买卖的禁令遂逐渐破坏。而清政府虽然多次动用国帑回赎旗地交给八旗人丁，然后从他们的俸饷中扣除取赎地金，但是由于俸饷被扣后依旧生计艰难，八旗人丁仍不得不再次卖掉赎回的旗地。针对这种情况，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者曾多次发放巨额银两给八旗兵丁，希望借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并以此保证清王朝的兵源。如康熙年间曾一次拨发库银六百五十五万两贷给八旗兵丁用于还债，雍正时每次赏赐八旗兵丁的银两也多达数十万两，但赏赐之后“不过数月，罄尽无余，依然如故”。[13]因此，下层旗人生活不断贫困化的大势是清政府所无法挽救的，“旗民交产”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禁者自禁，卖者自卖，买者自买，清政府无可奈何。再加上咸丰、同治以后，清政府的财政日益窘迫，因此只能顺势而为，承认旗地买卖的合法化并通过售卖旗地来增加财政收入。

但是，旗地的买卖在二度封禁后，民间仍多私相授受，终属有名无实。1907年经度支部奏准清廷第三次开禁，同时准许外出居住营生的旗人，在各省随便置买产业。这样，旗地在旗人和民人之间的买卖最终对等开放。[18]

其实，清王朝建立之初确立的八旗土地制度必然会失败，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显露的十分清楚。只有顺势而为，实行土地私有制，才是保障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虽然旗人优于民人、必须保障旗人生计的观念是清政府难以动摇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薄西山以及财政状况的日益捉襟见肘，在清朝末年的数度开禁之后，原有的八旗土地制度最终还是向具有完整产权结构的土地私有制不断转变着，并在民国时期最后走完了其私有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