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的新民主主义选举思想初探

【摘 要】 文章探讨谢觉哉的新民主主义选举思想。第一，谢觉哉认为，新民主主义选举它是共产党和群众一起共同在选举运动中练习参政，以此来提高人民对民主政治整体认识的过程；第二，针对说群众文化现有的文化程度及政治意识达不到选举标准的错误认识，谢老认为关键在加强对选举活动的训练；第三，政府机构在选举时必须向人民汇报政府工作，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检验。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明主；选举训练班

一、新民主主义选举是人民的权利

谢老指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别：一个要民主，一个不许民主。推翻不民主，建立民主，首先就要认清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人民做主来管理国家的事，议国家的事。人民多得很，除最下层的村或街道，可以经常开办群众大会来议来管外，稍为地域广一点，是不能每个人都来议来管。不能每个人来议来管，于是想出个法子，由每个人共同派遣少数人来议来管―代理他们来议来管。这就叫做选举”。[3]所以选举是组织民主政治的开始。没有选举，民主政治是绝开不了张的。

谢觉哉主张的新“民主”，实质就是人民做主，即由人民来“议”、来“管”、来“行”政府和国家的全部事务。他强调：党要保证执行的是民主，是政治推进的正轨。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认为只要事情做得对，老百姓满意，就是民主。谢老认为，事情做得再好，也不是人民做主，还是上头做主，一方是治者，而人民是被治者。“你做得好，是‘明主’，但离人民的‘民主’差的太远”。明主当然也好，然而没有人民的监督和选择，‘明主’也可以变为‘昏君’”。[4] 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因久未改选，不少地方已发生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现象，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事，当时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明主”理论的破产。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针对选举问题，还普遍存在着另一种论调，来源于国民党的“训政”理论，认为群众文化现有的文化程度及政治意识达不到选举的标准，还需要政府主导来训。这种意识指导下的选举活动通常是：上头人准备名单，在大会上提出，大家举手就完事。选举是他，不选举也是他。谢觉哉一针见血的指出，人民文化低不够选举的说法是中国反革命反对民主的借口。怀疑人民文化太低，肯定是无法办好选举的。尽管人民文化程度低，但是只要涉及到他自己切身的事情，通常都会比政府考虑的要细致。“世上只有愚蠢的英雄和领袖，从没有愚蠢的大众”[5]。

不要选举说和轻视选举说，都是因为对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了解不够，不自觉的把旧封建社会的一些统治的习惯反映过来，成为民主实施的障碍。谢觉哉号召干部在选举运动中，要努力向群众学习创造新办法。到广大群众中去收集办法，这就是深入。群众中有新办法但并一定完善有规律，这就需要创造。“老百姓最能创造的，可是常常行而不知的。政府人员知识较高，可是多坐在屋子里想，不去实际考查，要求我们同志深入乡村，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而又能把老百姓的意见整理出条理来，这就叫做‘理论与实践的一致’”。[6]政治上一切“创作”，不存在于领导者的大脑里，而是存在于广大人民中。

二、选举工作需要预先训练

新民主主义的选举训练是通过办选举训练班来完成的。中共在苏维埃时就已办过选举训练，在陕甘宁边区继承了这种制度，而谢觉哉正是边区选举训练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以1941年边区普选运动为例，分析一下当时的选举训练班。边区政府举办选举训练班。训练班上所讲的内容，就是在吸取旧民主主义选举制度精华基础之上扬其糟粕，再加上新民主主义选举的新要求和新内容。训练班的目的是要给全边区的选举工作干部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边区选举委员会的统筹安排下，边区政府抽调各专员公署及各县干部加上延安各校学生108人，开办了边区的选举训练班。选举训练班1941年1月17日正式开课。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民政厅厅长刘景范等人分别给边区选举训练班授课。此外，训练班结合当时边区的政治形势和建设情况，聘请中共中央及边区党、政、军的部分负责同志为学员们做形势政策辅导报告。

边区选举训练班的教学方法灵活，不仅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还增加了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教学环节。正式授课集中在每天的上午，时间三个小时。下午则安排学员自习，学员们可以自由选择阅读资料或听相关负责同志的报告，时间也是三个小时。到了晚间，训练班安排一些富有民主建设经验的县、科长或理论水平较高的学员，结合当天的授课内容及阅读资料的内容，并联系选举的工作实际，召开座谈会或讨论会。训练班的领导也会经常参加研讨会，在讨论中若遇有疑难或争论较大的问题，由负责本门课程讲授的教员来负责解答。

边区选举训练班课程分配及参考材料统计表（此表系笔者据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编：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第12―13页所制）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边区选举训练班的57个学时中分量最重的是“新民主主义”、“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和“乡市民主制度的实施”，分别占到9个学时。课程安排中既包含了宏观的乡选政策，如“陕甘宁边区1941年选举计划”、“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其实施”，还包括了实体的选举法律法规，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选委会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权组织结构”等。除此之外还加入了选举实际操作的授课内容，如“选举的工作方式方法”、“怎样开参议会”等。课程设置做到了理论，政策、法规和实践的三者有机统一，难易适中。 同如上表所示，为了更好的配合课程学习，边区选举训练班还为学员们准备了多达15种的学习参考辅导材料。“怎样写通讯”是针对选运干部工作实践方面的，此外还加入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计划”、“目前财政经济参考资料”、“推销公债宣传大纲”这三部分的内容。这几项看似好像与选举并无直接联系，实质上是边区党和政府将选举工作与边区经济发展配合进行大方针的具体体现。这就在客观上给选运干部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懂得民主政治、选举、参议会等选举方面的政策法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掌握边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三、选举必须结合对政府工作的检阅

谢觉哉认为，人民选出代表来议事管事，如果不管下文，那人民的权利只行使得一半。真正的民主，在派出管的议的人以后，须按时来检查他们议得好不好，管得好不好。当然不是说选举以后，改选以前，人民一点不管。江西苏维埃时期是这样做的，陕甘宁边区从边区到乡市，一度都没有详细规定人民监督检阅政府的时间。他建议，“检阅乡市政府半年一次，县政府一年一次，边区政府两年一次。边区县级乡市同时改选，即边区乡市政府同时把成绩的优劣摆出来，请求人民检阅，看人民还要你们不要？这是一大工作。各级政府就要准备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出来以后，让人民自由批评，那些是好，那些是坏，那些应该做了没有做。好、好的原因在那里，坏、坏的原因又在哪里”。[7]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忠诚而又具体的向人民汇报自己的工作。好的不讲，坏的不瞒，才合乎被选人对选举人的态度。人民也应毫不客气地检阅，才合乎选举人的身份，即是对自己的事负责。不把选举看做是人民对政府工作的大检阅，选举必然流于形式。

谢觉哉主持下进行的陕甘宁边区1941年普选运动中，分外注重选举过程中的检查政府工作。在最广大的乡村地区，为了便于居民容易到会，边区政府要求各乡市要分村召集群众大会来做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不必付印书面报告，但报告需先做好提纲，要有底稿，并在乡市政府委员会事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的写法总体要求是两点：一要明白具体、容易看懂；二要忠实无欺，好的不夸，坏的不瞒。把“货色”摆在老百姓面前，请老百姓来评价。[8]务使当老百姓听完乡市政府工作报告之后，能够了解乡市政府的工作，并能积极的提出意见，主动的批评乡市政府的工作。

根据各乡的具体情形不同，报告内容也是不一样的。通常首先会介绍本乡的基本情况：自然环境方面，如全乡包含多少行政村与自然村，人口多少，全乡面积大小，有可耕地及森林矿产面积等；政治环境方面，如过去与现在分别是怎样的，何时成立参议会，议员数量，乡政府组织与工作制度等；本乡有多少行政村主任或自然村村长，乡政府是怎样领导行政村或自然村的，村里群众大会通常怎么开？人民对乡参议会和乡政府是否认可，肯定方面的表现在哪里？不足方面表现在哪里？[9]其次，报告的重要内容就是本乡在抗战中动员工作，包括人民对于抗战动员的认识和参加的情形；人力、畜力、物力、财力的动员情形，扩兵、征粮、捐款，动员牲畜、壮丁劳役情形；全乡人民的军事组织武装、训练如何，锄奸剿匪戒严等工作；全乡抗属需要代耕地有多少，人均代耕地及收费多少，衣食问题如何解决，抗属子女的教育落实与否。此外，报告还涉及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方面的内容。

乡长、保长们的工作报告自然引起了选民对乡政府更多的关心，因为乡长工作的好与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本身利害。纵观乡选中的政府工作报告，群众们对其所在乡的工作报告，是能够认真履行检查批评权的。仅绥德一县，在乡市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讨论中，共有227名乡干部受到人民群众的指责和批评。[10]边区政府还要求各地选举的领导机关要注意集中群众在选举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并集中整理，作为今后工作的指示。如果群众心里有想法却说不出来，干部还应该尽力帮助他们说出来。[11]

四、结语

当然，谢觉哉也并未忽视当时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是比较低的事实。他相信不断推动启发人民的政治认识，会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办法只能通过人民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来认识政治，提高自己。他形象的将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打仗做了一个类比：“人民对政治的认识就好比他们参加打仗一样，在他们参加过

一、两回政治斗争后，就会慢慢体会到政治的味道。因为在这个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他们表达了自己对政府的意见”。[12]在谢老看来，选举给予了群众难得的锻炼机会，实际上同时考验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选举是让他们一齐上大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