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另类解读

摘要：中国道路，西方话语中一般称为“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的性质判断上，西方学者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新自由主义模式说、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说、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第三条道路说、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后社会主义模式说等等。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的解读，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或带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或秉持错误的方法论原则。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中国模式的内容和性质是确定的，是非成败也是有定论的。对于西方学者的歪曲解读，我们应该仔细地加以甄别，审慎地展开批判，同时应该积极建构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使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转化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信。

关键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学术话语

中国道路，西方话语中一般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的性质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但在西方话语中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判断。总体来说，西方学者的解读，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或带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或秉持错误的方法论原则。对此，我们应该加以甄别和批判，切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歪曲解读一：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中国模式的实质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

西方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幌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创新，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中国实际上早已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一切价值和原则，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指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中国模式’与其初衷及理想相去甚远：在‘社会主义与市场’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中，后者占了上风”。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爱德华・斯坦菲尔德在接受台湾《旺报》记者专访时也指出：“中国吸纳了资本主义的规则制度与精神……，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在国内外都有市场，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我以为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

第一，这一看法违背了“一”与“多”的辩证法。“一”与“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可以分为“多”，“多”可以合为“一”。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坚持“一”的主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多元中寻找一致，在多样中谋求共识。一些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改革举措在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依据。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背道而驰，因而断定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其实，社会主义是“多”和“一”的统一体。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西方某些左翼学者将中国模式看作社会主义的“反面教材”，这大概就忽略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第二，这一看法违背了“主流”与“支流”的辩证法。在任何客观事物的运动过程中，都有主流，也有支流；有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也有占次要地位的方面。认识客观事物，既不能抓住支流而不见主流，也不能只见主流而忽视支流，尤其不能把主流当支流，把支流当主流。当今中国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主要的一面，也有次要的一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有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更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严重，就断言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恐怕就没有正确把握主流和支流的辩证法。

第三，这一看法违背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敢于变，敢于不变。这样就不会因变而失了方寸、乱了阵脚，也不会因不变而停滞不前、一潭死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底线，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不能变的。另一方面，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是发展的，中国模式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只看到中国“变”的一面，如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鼓励外国资本进入，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而忽视了中国还有“不变”的一面，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没有变，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因而对中国模式作出错误的估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歪曲解读二：新自由主义模式说――中国代表着“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的形象”

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为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哈维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家里根、撒切尔夫人并列，意在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英、美一样，实质上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只不过是中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的借口，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中国的崛起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后果”。哈维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与美、英等发达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中国奇迹是难以想象的。还有左翼学者认为，中国不仅没有背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代表着“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的形象”，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成功的典范。中国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这一定位呢？

第一，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存在某种耦合，但不能藉此将中国模式定位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确实，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与中国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是耦合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等政策主张也有相似之处。但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等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况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中国的吸引外资、发展私有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冲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私有化：中国的对外开放、自由贸易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因此，中国模式不能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

第二，新自由主义模式说没有抓住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大卫・哈维等西方学者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某种耦合的地方，却忽略了它们之间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我们毫不含糊、决不动摇。正是这些基本特征将中国模式同新自由主义模式区别开来。

第三，纵观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惹的祸，中国模式的成功恰恰说明中国没有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粉墨登场已经30多年，很多国家在服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所遭遇的不是“休克”就是“陷阱”，就连发达国家自身也遍体鳞伤。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曾善意地提醒我们：“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反观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枝独秀，从容崛起，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坚决抵挡住了新自由主义的屡屡来犯，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始终确保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歪曲解读三：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说――中国模式的奥秘在于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联姻

“儒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上个世纪80年代海外学者对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东亚地区工业文明体系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体系的总称和概括。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东亚工业文明体系与欧美工业文明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文化的差异，即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别。他们借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韦伯命题”，提出儒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带有典型的东方色彩。属于新型的儒家资本主义。

中国地处东亚，同属汉文化圈，中国模式也因此被某些学者贴上了儒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他们将中国模式看作东亚模式的一个变种，将“中国奇迹”的奥秘归结于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联姻。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经济学人》撰文指出：“如果说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工业化的开拓阶段，那么新儒家的集体主义更适合大规模的工业化时代。”

我以为，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说完全不能揭示中国模式的本质。因为：

第一，这一观点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一致的地方，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两者之间的区别。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就曾指出，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存在两大重要的历史性差异，一是中国革命是拥有社会主义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求的是建立平等的、人民有发言权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与东亚其他国家不一样；二是中国在国际上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而东亚其他国家的转型是在二战后美国的支持下完成的。

第二。这一观点只看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但忽视了儒家文化本质上仍然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化。今天，尽管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但是，中国模式的思想支撑不是儒家学说，中国模式的性质也非资本主义，“半部论语治天下”早已是昔日美好的回忆。儒家文化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没有经历近代科学的洗礼和工业革命的煎熬，从总体上说仍然落后于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资本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相比更是低一个层次。儒家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是先进的。但在工业文明时代，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有限的。如果试图用它解决诸如现代社会治理、现代政治建构、现代经济发展、全球秩序重建等诸多时代课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今天试图将已经走下神坛的传统文化简单复活，使其重新登上王座的想法。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当然，我们否定儒家资本主义，绝不意味着否定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这块东方沃土上生长起来的一朵奇葩，它博大精深，蕴含着厚重的东方智慧，直至今天依然有其巨大的时代价值。然而，不能将其意义无限拔高。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还要“去其糟粕”。

歪曲解读四：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首要国家”和“领导者”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的提出，反映了后危机时代西方学者观察中国的一个新动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继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儒家资本主义模式等之后对中国模式的又一新定位。

如何看待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呢？

第一，国有经济不等于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并不会改变国有经济的性质，国有经济并不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结合，才使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成长壮大。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论者简单地将国有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划上了等号，这是不科学的。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指由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直接参与和控制的某些资本主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仍然受以资产阶级国家为代表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直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国家或国有企业与外国资本或本国私人资本合作经营的一种经济形式，是以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公有经济和绝对的政治权力为前提和基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限制和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一定的剥削，但它们主要是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些西方学者无视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将中国模式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这是完全错误的。

歪曲解读五：第三条道路说――中国模式大致可以归类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第三条道路”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大致可以归类于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英国经济学家彼得・诺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又与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相异的“第三条道路”，“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西方学者奈斯比特夫妇认为，中国已经独立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路。

“关于中国是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指出：“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奈斯比特夫妇将中国的这一变化比喻为“神奇的蜕变”，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不过是“丑陋的蛹”，而中国模式则是“美丽的蝶”。“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你已经化蝶了，你就应该展翅高飞。”在奈斯比特夫妇看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为中国逃离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国摆脱社会主义的过程。当然，奈斯比特夫妇也对中国模式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中国模式也必将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已。

如何看待奈斯比特夫妇等人对中国模式的性质判断呢？我以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今时代不存在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是摆脱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但并不是摆脱社会主义的过程。

第二，中国模式确实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但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模式也确实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设想，但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模式本质上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者不可偏废，中国没有为了发展而放弃立国之根本，改革开放没有误入歧途。

歪曲解读六：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威权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

如何看待威权社会主义的性质定位呢？ 第一，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的哲学基础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霸权逻辑。在哈珀等人看来，民主政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标准、美国标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是现代社会的普世标准。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哪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也是威权统治的专制国家；凡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哪怕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也是现代民主国家。这是典型的霸权逻辑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作祟。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合不合理，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标准不在于西方，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改革的方向也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无需他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第二，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不符合常理和事实。现代政治大都是政党政治，任何执政党都寻求对政府、军队、国内安全机构的控制权，都肩负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使命。哈珀、罗恩・卡利克等人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就断言其实行政治压制、独裁，这是违背常识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保持对社会的领导力和控制力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需要，混乱的政局、软弱无力的政党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这也许符合某些西方人的利益和愿望。至于说中国是一党制，就更是罔顾事实了。

第三，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尽管不符合事实，但也提醒我们应当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经济活动始终为强大的行政力量所控制，资源配置始终由强势的政府所主导。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既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也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更为紧要的是，当前要特别警惕权力与资本的联姻，警惕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警惕特权资本阶层的发展壮大，警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歪曲解读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中国道路代表了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方向

“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有之。市场社会主义的要义在于“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如果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公有经济也将成为一种有效率的经济。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普兰纳布・巴德汉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约翰・罗默认为，‘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还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目的在于这个制度可以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达到高度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盲目追求‘真正的东西’”。莫斯科大学教授A・P・布坚科认为，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是市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尝试之一，它代表了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他们看来，虽然中国改革步伐较快，但还没有“越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整体上来看仍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比如，西方学者奈特・温斯坦就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温斯坦从这一点出发。断定中国在短期内转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有效的市场社会主义政策。

西方学者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中国模式的特色，即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但是市场社会主义这一定位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表征中国模式的全貌。中国模式的特色并非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是同样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方方面面。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无论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还是在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我国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成熟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已经有了一整套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战略、政策和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模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区别。以市场社会主义来定位中国模式，有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模式等同起来的嫌疑。客观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之间界限清晰，两者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政策主张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立论的指导思想等问题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市场社会主义作为应对现实危机的理论产物，在实践中未经检验，在理论上显得粗糙，某些微观设想更带有乌托邦色彩，因此其理论感召力也是大可置疑的。

歪曲解读八：后社会主义模式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模式可以用“后社会主义”来定性

“后社会主义”是新近出现的概念。所谓后社会主义，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指出，它“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而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回应并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缺陷”。“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关于如何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与走向问题，德里克主张抛开姓“社”姓“资”的传统思维框架，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德里克指出，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中国模式可以用“后社会主义”来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本身“故意留有余地”，并没有拘泥于“概念上的牢笼”。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元理论”已经不复存在，不能再用来指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不破哲三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界定为后社会主义。

如何看待后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定位呢？

第一，这一定位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不科学的。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一些西方学者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做法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设想，就断言其为后社会主义。可能就是主观武断了。中国现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来后社会主义一说呢？中国模式的形成恰恰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比以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这一定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也是值得商榷的。中国模式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关系，而是超越和扬弃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做法，比如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单一的分配体制等等，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制度、基本价值和基本立场。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30年”的关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它们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辉煌历史。无论是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还是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都是对新中国辉煌历史的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