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及其他

摘要：闻一多曾在通讯中骂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只诲淫而无诗。他的这种理念，在当时国内文坛就有同调，如胡梦华认为轻薄并有向恶倾向，是不道德的文学。但周作人等则为《蕙的风》辩护，认为做得就说得，并暗指胡梦华是伪君子。鲁迅更给胡梦华扣上锻炼周纳的罪名。如果认为周作人等为《蕙的风》辩护错位，那么我们必须肯定闻一多批评的价值。因为周作人除夹杂人身攻击外，更多是围绕道德标准的文化取向角度纠缠，实际是偏离了文学本身。而闻一多既从道德标准，更从诗之本身即艺术审美价值角度立论，这就抓住了关键。因为诗亦属系统工程，是更为复杂的金银盾，即不仅需要内容精纯，还需要艺术精湛，任何方面都不可缺失。

关键词：闻一多；汪静之；批评

其实，闻一多认为《蕙的风》“诲淫”和胡梦华认为其“不道德”，并不仅限胡梦华所列举的以上诗句，如《潮》之“潮，腾，翻腾，腾起，/爬，爬，爬上，上进，/滚滚，涌涌，喷，/跳，跳，跳，跳舞，/起劲，起，起劲”等，就不能不让读者，特别是成年读者从其表象的象征中，联想到做爱的肆虐疯狂。正因如此，胡梦华认为《蕙的风》有不道德的嫌疑。是有一定根据的。

如果从篇幅角度看，在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三篇序中，胡适是写得最认真的。虽然胡适也写很多赞颂话语，但更多则是根据其理念肯定《蕙的风》诗体的解放。胡适将论诗“深度”的优劣划分为“三个阶级”，即“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不无道理，但根据此标准并且“静之的诗，这三个境界都曾经过”，这就很能说明胡适对《蕙的风》的认知程度。虽然如此，但即便胡适认为“深入而浅出”的《我愿》，也并不真有诗意。在此不妨将全诗抄录如下：“我愿把人间的心，/一个个都聚拢来，/总共熔成了一个；/像月亮般挂在清的天上，/给大家看个明明白白。”该诗是否“深入”另当别论，内容表现“浅出”当可肯定。只不过缺乏蕴藉，给人如《尝试集》大白话的感觉。这也可能是为胡适视为“知音”的缘故。虽然如此，但胡适并不否认《蕙的风》表现“稚气”，并且内容“太露”，但他却辩护说“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甚而认为“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胡适好像也感觉到《蕙的风》存在“道德”问题，因此才有他“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的猜测。当然，他也为之作了辩护，即“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成见是最容易错误的”，因为“道德的观念是容易变迁的”。道德观念随时代发展而变迁当然正确，但道德基准即底线却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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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也曾请教过鲁迅和周作人，他们都对《蕙的风》作过指导或者修改。鲁迅对前来求教的青年特别热情，给过汪静之很多鼓励。鲁迅虽在通讯中肯定《蕙的风》“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但他更毫不客气地指出“颇幼稚”，因此要汪静之“易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蕙的风》有当时那么多学者作家关爱并最终出版，但可讨论的问题却有很多。

闻一多对《蕙的风》的认识并不限于“诲淫”，更对其“诲淫”的内容，作了合理阐述。其实，闻一多的观点，未尝不和周作人的阐发相同，至少有所交叉。他对《蕙的风》所看轻的，当是其“无诗”即缺乏艺术含量和美感。因为当时闻一多对唯美主义的追求达到极端，这在闻一多此前与清华校友的通讯中就可看出端倪。如他刚到美国不久就致信国内的梁实秋和吴景超说，“我的志愿远大的很”。他还针对吴景超拟创办《清华月刊》所陈“三条理由”，即“与文学社以刺激”，“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和“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等，他说：“我以为比较地还甚猥琐。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更“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我们所以肯定闻一多所欲“领袖”者是极端唯美主义，这是根据他之“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之眼光终有分别，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的推断。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和他们“眼光终有分别”，因此不属极端唯美论者，根据逆向推理规律，他们就是“极端唯美论者”肯定无疑。闻一多还将清华校友欲创的刊物和美国意象派《诗刊》相比拟，将其命名《红荷》，因为他“更求一秀丽且庄雅之名”。就在这封信中，闻一多洋洋洒洒评价当时的很多诗人诗作，其中涉及到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

闻一多痛心疾首地高呼：“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不仅如此，闻一多更欲扩充所创杂志内容，为的“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尤其不仅写出批评郭沫若的《（女神）之地方色彩》，而更写出唯美诗作《忆菊》、《秋色》、《剑匣》，还有属于爱情范畴的《红豆之什》42首。就在这种背景下，闻一多收到梁实秋从国内寄来的《蕙的风》，才对其作出不仅“诲淫”，而更“无诗”的断语。但我们切莫据此认为闻一多对《蕙的风》的态度是文学宗派在作祟。其实就在他批评汪静之的同时，就给梁实秋写信说：“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好，以情感为骨髓亦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亦可，以浓丽为风格亦无不可”。因此他认为“徐玉诺是个诗人”，并将其诗集《将来之花园》和冰心的《繁星》诗集并肩看待，尤其夸赞徐玉诺《夜声》诗句如“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等属于“绝唱”。就在此种对比中，闻一多才对《蕙的风》作出不无刻薄的评判。

闻一多批评《蕙的风》时，他的《红烛》诗集即将出版，其著名爱情诗《红豆篇》就在其中。《红豆篇》是根据唐代王维《相思》的内涵而命名，将“此物最相思”作为他全诗的题旨。《红豆篇》原来50首。经过删改保留42首，表现远在异国他乡的闻一多对国内妻子的思念。既然闻一多对《蕙的风》作出“诲淫”和“无诗”的评判，那么就让我们欣赏他《红豆篇》的纯洁情操和唯美诗艺吧：“红豆似的相思啊！一粒粒的/坠进生命底瓷坛里了……/听他跳激的音声，/这般凄楚/这般清切！”“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也看不出团圆二字。”“我唱过了各样的歌儿，/单单忘记了你。/但我的歌儿该当越唱越新，越美。/这些最后唱的最美的歌儿，/一字一颗明珠，/一字一颗热泪，/我的皇后啊！/这些算了我赎罪的菲仪，/这些我跪着捧献给你。”词句简练，情感真挚蕴藉。因为继承了《国风》温柔敦厚传统，所以虽发乎情却止乎礼义，绝无庸俗丑陋内容出现。不仅诗意能让读者咀嚼不已回味无穷，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而且诗艺留给读者更多美感享受。

然而汪静之诗作却不然。虽然《蕙的风》也有较好的诗作，如梁实秋和闻一多分别肯定的《谢绝》和《尽是》，还有《题B的小影》等，均满含着诗意和情感，但毕竟这些诗作都太简短。当然，诗行长了未必诗作就好，即如《我俩》其中一段：“我生平最不能忘的一次――/我年十五你年十三――/你的姆妈微笑对你说：/‘我底娇娇，/今夜和哥哥同睡吧。’/那时你还不懂得什么，/我俩只互相爱着罢了。/那夜的亲吻异样甜蜜――/到于今还甜蜜――/哦！到死还甜蜜呵”，诗体确实解放，但却丧失诗感。语句确实通俗，但却浅露恶俗。《蕙的风》如此缺乏艺术含量，这就难怪闻一多认为其“无诗”。即便胡适充分肯定的“深入而浅出”者《我愿》，其艺术价值也远逊于闻一多的《红豆篇》之九，更比不上闻一多后来创作的《相遇已成过去》和《奇迹》这些既真情流淌，又温婉蕴藉之爱情诗的艺术价值。更兼汪静之也确实没有遵从道德礼教规范，诗句发乎情也止于情太过青春无忌。他之“我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完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自白就是证明。然而贯穿在闻一多爱情诗中的，却是以理节情甚或说以理节欲的特征。因为诗人确实不能如周作人所说，“做得”就能“说得”，更不能随意想唱就唱。因为虽然道德说教不是诗，但非道德的内容表现，更不属于诗，而只有诗本身才算诗，无需再多阐述。而《蕙的风》之所以有浅露等不足，归根到底是汪静之“修养有限，创作斯浅”，根本不能和闻一多诗作相比。

其实，即便汪静之自己，后来也认识到《蕙的风》存在很多问题。他说：“很明白地发现新诗如散文，如说话，太粗糙，太琐碎，太分散，太杂乱，太不修饰，太没有艺术性。”《蕙的风》缺乏“内含音节的匀整与流动”，因为明白“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这“正如字句的排列有恃于全诗的音节，音节的本身还得起源于真纯的‘诗感’”，“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然而这正是《蕙的风》所欠缺者。

如果认为周作人等为《蕙的风》的辩护错位，那么我们必须肯定闻一多对汪静之批评的价值。因为周作人等论争内容除夹杂人身攻击之外，更多则是围绕道德标准的文化取向角度纠缠，貌似很有道理，实际是偏离了文学本身。但闻一多却不然，他既从道德标准，更从诗之本体即艺术审美价值角度立论，这就抓住了关键。因为诗亦属系统工程，是更为复杂的金银盾，即不仅需要内容精纯，还要艺术精湛，任何方面都不可缺失。倘若根据闻一多和汪静之当时的创作进行考察，显然前者优于后者，后来的创作更是如此。闻一多既有实力，又有远大志向，这才在通讯中蔑视汪静之的诗作。我们虽肯定闻一多对汪静之的批评很有道理，但毕竟他和胡梦华都将其不足放大，而且言辞也同样太过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