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少年蒙学:从私塾到新式教育

冯友兰的父亲、崇阳知县冯台异于1908年病逝。才13岁的冯友兰来不及悲伤，就随母亲吴清芝扶柩北归老家。

少年内心的悲伤，虽不能为外人道，但和他同龄且有着同样遭遇的钱穆想必也一样感受至深。一年前，12岁的钱穆曾遭遇类似变故。他的父亲钱承沛，一个体弱多病的秀才，也因病撒手尘世。

在父亲这个重要角色的早早缺席后，两位少年的学业如何为继？在人生中分量极重的家庭教育，如何延续？在教育上，谁来完成对他们的引领和启蒙？本文选取两位大师为研究范本，辅以同为19世纪80年代生人、同样大名鼎鼎的陈寅恪为观察点，讲述他们幼时的成长故事。

三人俱为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泰斗级人物。其中钱、冯二人不仅同年出生，还在同年去世，均享年96岁，曾一同见证历史的风风雨雨。

他们亦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家族（民国至今，对中华人文精神有重大影响的望族不少，其中名声最大的当属江苏无锡的钱家、江西修水的陈家、河南唐河的冯家）中的代表性人物。

由家世背景、教育环境和时代氛围切入，梳理他们少年时代的成长、求学的经历，或可察明大师们在少年时期的教育状况，并窥探一下那逝去的年代。

（一）

19世纪晚期出生的孩子，要发蒙的话，大部分还是要先去私塾完成。生于1895年的钱穆也没有例外，扎着小辫子的他7岁时即入私塾读书。

在当年，中国的工商业还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滞后的经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

已经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还要等到1905年才废除。而晚清的私塾、书院等教育机构，仍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作为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私塾在当年兴盛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

摆在这个7岁孩子眼前的课本，料想也就是那么几本。私塾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就教材而言，通行的是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跟钱穆同龄的冯友兰，儿时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度过。他的父亲冯台异为县内鸿儒，曾任崇实书院山长（山长是古代书院的负责人），为唐河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时，冯友兰的表叔刘自立正好开办着一间私塾，他和妹妹景兰都在此处发蒙。

遇不认识的字，待冯台异公毕返寓再行解惑。在她悉心教导下，冯友兰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每尽一册，吴清芝即煮鸡蛋两枚或以“铜圆四枚”在市场上买一块五香牛肉以资奖励。

这跟体罚盛行的私塾完全是两码事。很多先生会准备一把戒尺，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耳朵或打手心等。

就在钱穆、冯友兰二人刚刚步入私塾时，长他们5岁的陈寅恪，已经准备随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了。后来，他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不过，陈寅恪儿时仍是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二）

私塾所学给这些半大懵懂的孩子在未来的治学研究上究竟有多大帮助，着实难以论断。

后人所羡慕、感慨的是，大师们当年所接触的国学老师，无不功底深厚;当年读书的氛围，无不兴盛浓厚。

钱穆在积攒了3年的私塾教育的底子后，正巧碰上清廷号召兴建新式学堂的风潮。早在1901年，清廷颁布了兴新学诏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

无锡县是最先响应的区域之一。当时已有10岁的钱穆得以进入荡口镇果育新式小学。

这并不是说对旧学要取缔后全部推倒重来。查看当时的政策，新式小学要求增设理化、体操及音乐等“新课程”，但对国学要求依然保持重视，课程安排中西并重。在教师名单上，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

钱穆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多位良师对他的影响。音乐教师华倩朔，早年留学日本，颇具“名士”风度，且平易近人，擅长诗词、书法与绘画，故兼任国文教师。一次作文中，华倩朔发现钱穆立意新颖，便设法让他跳升一级，并奖励其一本《太平天国野史》，进一步激发了钱穆的史学兴趣。

他的另一位国文老师是华山。华老师推荐给钱穆的是一本《修学篇》，内容是十位学者刻苦学习直至成才的故事，钱穆读后，很受激励，“余自中学毕业后，未入大学，而有志苦学不倦，则受此书影响甚大”。

国文老师顾子重喜欢研究史地，他引导钱穆喜欢上历史地理，并研读韩愈文章，使钱穆学会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思考为学的宗旨与意义。至于国文教师华紫翔，则让钱穆接触了上起《尚书》下至曾国藩作品的各类经典文章，大大拓宽了他的求学领域。

仅仅是一个小学，就充满了如此浓厚的中国学术文化氛围，以至钱穆本人后来也感叹，“今欲在一乡村再求如此一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矣”。放在现在，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由此可以看出，国学教育除了私塾阶段对传统经典浅尝辄止的体验外，还应该有多年的探索和领悟、老师的传授与点拨。并非一日之功，而应有数年累积。

钱穆在“如此一学校”里，度过了黄金般的4年。既遇众多良师教诲、指点，又多得传统国学的熏陶，少年钱穆就这样积累着自己的文史与艺术专业知识。

到中学后，钱穆“常深夜倚枕，继烛私读”，所读之书多为唐宋八大家文集以及姚鼐、曾国藩的文史著作。如此勤奋，文史功底自然日益深厚，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让他逐渐地形成了喜治史地、重民族观念、民族意识，而又兴趣广泛、博学多思的治学风格。 （三）

钱穆在接受众多国文老师的教育和熏陶时，冯友兰家遭遇了变故。

1908年，冯父冯台异病逝任所，母亲吴清芝率子女扶柩北归家居。让人叹服的是，这名重视教育的母亲，一到家即“厚束、丰善馔”，聘名师以教子女。一个弱女子，接过了丈夫的遗愿，在学业上对孩子们加以管束和引导。

根据冯友兰的回忆，时家中无钟表，吴清芝便划线于地，以志日影，至某线读书写字，皆有定规，日以为常。她说：“吾教书无他长，但耐烦有恒耳。”对子女，她总是循循善诱，从不喝斥、责罚。她说：“小儿如有错误，须于其善时开导之，若于其怒时折之，不但不易听从，且身体易吃亏。”吴清芝这样的见识，即使放到今天，也不算过时。

当时的唐河县推行新政，改革教育制度，办学校蔚然成风。1909年，唐河在老君庙路西的姚宅开办瑞本女子小学堂，时风气未开，家长不肯令女孩出闺阁。次年，县教育局长、吴清芝娘家族弟吴简斋请她出任监学，聘女教师二人，1911年3月正式授课，设修身、习字、国文、算术、体育课。

冯友兰自幼亲聆慈母教诲，十二岁即写文章，文思敏捷，初露锋芒。

正因如此，冯友兰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从此，哲学成了他终生研究的事业。

梳理陈寅恪的求学过程，发现他打下的国学底子，毫不输钱、冯二人。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其原因也跟他们在湖南的变法有关系。

1900年，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他专注于诗歌创作，同时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儿子陈寅恪一同跟着学习。

在陈三立先后延聘的教师名单上，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约定：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便打下深厚的国学底子。但陈三立不要孩子们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还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国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眼界扩及海外。

（四）

三名少年求学之初，中国正处于时代大变革中。钱穆和冯友兰出生这年，为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是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之年。

此后愈加如乱世。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开始尝试各种改变，实行新的学校教育制度，1901年更是颁布“变法”上谕：“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冶，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

从1901年下令变法直至1911年覆亡这段时间，晚清远以西方国家为目标，近以日本为摹本，对当下的学校教育制度进行不断改革，由此初步形成一种带有现代理念的教育制度。至1905年，科举制度更是被废除，为新学让路。中国近代教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正式颁布施行，对学校系统组织、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又实际推行的学校教育制度。它所规定的立学宗旨，一方面强调“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另一方面要求“以西学治其智识，练其艺能”，“中体西用”作为各级各类学堂必须遵循的办学方针。

在此期间，书院大规模地改为学堂，新式教育机构亦开始设立，使各地的近代教育取得很大发展，为民国初年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长于新旧知识冲击的时代，生于传统家庭中的钱穆、冯友兰和陈寅恪这样的少年，通过家庭、私塾教育引发国学兴趣，并打下国学基础。而当孩子们步入中小学课堂时，差不多民国纪元要开始了，又兼而学习新学。

一大批留美的教育学博士、硕士此后陆续归国，并进入中小学领域寻求发展，逐渐成为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引领者。尤其是留美归国的教育学者，更是纷纷直接进入执教者这个群体，面向他们传播教育学专业知识，努力促使中小学教师自主地思考和改善教学内容和方式，真正成为具备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师。

他们的到来开启了一个时代，彼时对学风的塑造、对个性的遵从、对人才使用的不拘一格，惠及许多学子。

新学堂教育方式由此带入家门。孩子们本已拥有深厚国学底子，继而打下西学基础，这对他们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冯友兰、陈寅恪等人的涌现，似乎并不是孤例。

放眼他们的周围，先后产生了一批大师级人物。客观来讲，至少在青少年这段时期的学习，让他们完成了原始国学知识的储备与积累。

钱穆当初在无锡荡口果育学校读小学时，无锡以重视教育享誉全国，与邻近的南通并称为“全国两模范教育县”。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钱伯圭与钱穆同族，是离七房桥村不远的鸿声里人。他有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了鼎鼎有名的科学家，一个是金属物理学家钱临照，一个是工程力学家钱令希。

钱穆后来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同学中就有刘半农;还有一位小他两个年级的师弟瞿秋白;有个老师，竟是文史大家吕思勉。一个不起眼的学校，走出这么多耀眼的人。

在钱穆所在的钱氏家族，还源源不断地走出了更多大家，甚至是殿堂级人物。当年和他同住于无锡鸿声乡七房桥村钱家大宅中的，还有后来的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就作了我的国文老师。”钱伟长描述父辈所给予他的熏陶时这样回忆。他提到的四叔，便是钱穆。

从新式学堂走出来之后，三名少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却又殊途同归，均在各自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

三人都得到了世人的称颂。钱穆被誉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与王国维等人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冯友兰则被誉为“现代新儒家”。在那样的乱世中，却走出了为数不少的大师级人物，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探究的现象。

不可否认的是：幼年时期的家学与私塾教育、整个家族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中小学良师益友的互动熏陶都让身处那个动荡年代的孩子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种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