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凿空”与中西文明的交流

[摘 要]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连接在了一起。正是这些丝绸之路，将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中外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汗血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西亚的乐器、天文学，美洲的棉花、烟草等输入中国，东西方文明在交流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

[关键词]张骞；凿空；文明

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赞誉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近现代学者亦一致赞扬张骞。范文澜言：“张骞生还，带来了有关远西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方的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喜事”，“张骞向西方凿空（探险），西汉通西域，东汉再通西域，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进化的事业”[1]。「空」即「孔」，意思就是开辟孔道。由于张骞的交通西域，使中国人得以由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各国而前往西亚、北非乃至欧洲。它大大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尤以中国丝绸西运最具特色，所以今天称张骞通西域为「丝绸之路」之始辟。因此，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弘扬了汉朝的文明，而且带回异域的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但史载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先秦时期，中西文明交流已经开始了，各地考古发掘出的古代文物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先秦著作《穆天子传》和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史学家西罗多德的《历史》等文献，对中西交往也有反映。《穆天子传》成书于战果时代，它所反映的实为春秋战果时期中原商队西行贸易情况，只不过作者假托那流传已久的周穆王游巡故事罢了，关于穆天子西行路线及所经地点，学者意见不一，破多争议，《历史》记载吉泰商人从顿河口一市场出发，绕里海、咸海之北，横过中亚，来到阿尔泰山地区，走的正是“丝绸之路”北道西段的路线。这都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就已存在了。

那么，既然在张骞之前，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中西文明就已有所交流，那为什么张骞通西域还被称为“凿空”呢？

对于张骞凿空《史记索隐》解释说：“案谓西域险隘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凿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第一，最初出现的通西域的道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比如这条通道常常因一些民族或国家的纠纷和战争而中断，尤其常被匈奴人阻塞；第二，即使它有时相通，也因山川阻隔、道路遥远，加之巨大的草原和茫茫的沙漠，缺乏食宿饮水和没有安全保障而通行艰难；第三，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张骞通西域之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第四，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当代这条道路的行经地点和具体路线，都是语焉不详、地理概念也相当模糊。只有到了张骞通西域后，才使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得以提高。而且由于汉朝廷在西域地区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并与西域各国建立起友好关系，使这条横贯亚洲的通道得以发展，从而出现了中西交通空前繁荣和畅通。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张骞“凿空”并不是夸张的说法。

张骞“凿空”之后，汉文明大规模的西传，使东西文明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著名学者范文澜说：“张骞通西域，中外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高度发展了的汉文化也大量传播到天山南北以及更遥远的西方”[2].日本学者羽田亨也说：“西域各地皆发现有属于汉文明的各种重要资料”[3]。

首先，丝绸之路使古老中国的文明得以外传。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从丝绸之路上的丝绸开始的。随着张骞的凿空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大量的丝绸制品源源不断的运往西方，极大的丰富和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武威、敦煌以及新疆境内的吐鲁番、库车、拜城、楼兰等地的出土文物中都有汉代丝绸，中亚的肯科尔、萨马尔罕，西亚的叙利亚，北非的埃及也有同样的发现。另外在叶尼塞河畔、北高加索地区等也发现过汉代的丝绸。华美的丝织品引起罗马人的无限遐想，他们因此把中国称为“塞里斯”（希腊语，意为“丝国”）。除丝绸之外中原地区的漆器、陶器、铁器等手工业品，桃、杏、梨、李子等果树，茶叶、干姜、乌梅、桂皮、肉桂等特产也都通过“丝绸之路”被广泛传播和介绍到西亚和欧洲。内地的白术、黄连、无患子、大黄等药用植物在西域更是为人们所喜爱。

内地的典章制度也传入天山南北。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远嫁乌孙国的解忧派她的女儿第史到长安学鼓琴，归回途中经龟兹，与龟兹王绛宾结婚。绛宾夫妇多次到长安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由此例而推及于其他诸国之侍子，久处中原，熏陶渐染，亦必有相当之汉化，如莎车王延，元帝时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中原典章，回到莎车后，“亦复参其典法”

其次，外来文明也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而进入中国。《汉书・西域传》记载，张骞通西域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从西域传入内地的既有纵多植物新品种又有大量牲畜和畜产品等。今天的中国所常见的一些植物与土产，许多是从外族引入。汉初以来，到中国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到长安时，曾从西域带回一批歌舞杂技艺人和西域乐器“横吹“，还带回来名位”摩诃兜勒“的龟兹乐曲。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也大量传入中国。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域盛产良马，《汉书・西域传》说乌孙“国多马，富人至

四、五千匹。”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到长安时带回几十匹乌孙的好马，汉武帝十分喜爱，命名为“天马”。不久更优良的大宛汗血马传入内地，汉武帝把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把汗血马称为“天马”。西域良马的传入壮大了汉朝的军事力量。当时由西域输入内地之货物，还有宝石、药剂、香料之类。“不是张骞通西域，安得佳种自西来？”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正是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物产传入内地得到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些物质传入内地后，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

在绘画雕塑方面，西域的犍陀罗艺术也传入我国。佛教传入我国后，犍陀罗艺术的凿窟建寺、塑造佛像、绘制壁画之风在我国新疆地区也相应兴起。随后，又传入内地。不过，中国佛教艺术虽受西来影响，绝非因袭不变，而是有自己特色，表现出民族的智慧和风貌。

终上所述，可以看出张骞“凿空”对中西文明融合与发展的意义。第一，它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地区以及印度等国的直接联系，结束了中国靠传闻猜想外部世界的历史，从此才真正了解和掌握了沿丝绸之路各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进一步激发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热情。第二，张骞通西域显然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到新水平的标志。在这以前，中国对中亚和西方是不了解的，或者说了解是很模糊的。同样，西方（包括希腊、罗马）对帕米尔以东的中国也是不了解的。张骞之后前往西域的汉朝使者，为了取得西域人民的信任，仍然打着张骞的旗号“皆称博望候”（张骞的封爵）。第三，张骞到中亚后调查了各地情况，他回来后给汉朝的报告至今还是关于这个历史时期中亚历史的重要的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