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的那些事

大卫的父亲――一位曾活跃在纽约街头的涂鸦画家

2007年，我第一次来纽约。那时的我，奔着大都会博物馆里的梵・高、凡米尔、伦勃朗而来，可一次不小心上错了地铁，却离开曼哈顿一路到了皇后区。我倚在车门边，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工厂大楼墙上的涂鸦从车窗抹过，数个街区，潜滋暗长的皆是颜色的生命。我心中一面感叹纽约的真实在于其丰富多元，一边试图捕捉那些一闪而过的、我从未见过的景象。那些夹杂在高架铁轨下、肮脏街道边的涂鸦，与梵高的《星夜》一起，成了我20岁之初时艺术教育的一部分。

时隔数年，我再次来到纽约，机缘巧合，认识了大卫。大卫年纪比我略小，和我一样，他也酷爱艺术。一日闲来无事，与他聊起20岁时我在列车上遥望皇后区涂鸦的情形，他忽然来了精神，说让我一定要见见他的父亲。

大卫的父亲艾尔伯特，是纽约一位小有名气的肖像画家。见到他时他正光着膀子，在画室里创作一巨幅油画。大卫说，他的父亲还是一位曾活跃在纽约街头的涂鸦画家。

艾尔伯特早年学的是油画，可到了20来岁的年纪，却忽然喜爱上了涂鸦，那时正是美国涂鸦艺术的光荣年代。“那时经常在列车上晃荡，涂喷一些小的签名。”他停下手上的活儿，开始在一堆旧文件袋里给我找一些旧时的照片。“后来一天午夜，我溜出家去，翻过皇后区列车车场的铁丝网，就着电筒的光线干了一宿，喷了5节车厢。那时流行的涂鸦手法叫‘throw-up（勾边）’，不讲究细致和美观，比的是谁在最短的时间里可以覆盖最多的车厢和墙面。”他翻出一张照片，有些泛黄，当年的他站在铁轨上，肌肉紧绷，一脸得意。身后是他的战利品：一节并不孤独的、被涂得面目全非的7号线列车。“那时在每天从皇后区前往曼哈顿的列车上，都可以看到我的涂鸦和签名。” 他说， “在这之后，我一夜成名。”

涂鸦艺术ABC与我的涂鸦体验

“国王”、“签名”以及“勾边”，都是圈子里的暗语。这些词语的背后，则是一套历史悠久的涂鸦文化和街头体系。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涂鸦中心由费城转移到纽约。纽约数十条贯穿“五区”（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克斯、斯塔顿岛）的地铁线，无疑成了涂鸦艺术家最刺激的竞技场所。到了70年代中期，一种生动的涂鸦文化和地下秩序慢慢建立起来。进入这个圈子的画家，无论性别、长幼、肤色、种族，只要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一天就能“getting up （出头）”。

“King（国王）”，是街头最受尊敬的涂鸦画家。要怎样做才能成为国王呢？“当然得从 ‘tag （签名）’开始……”

最为简单的涂鸦，叫“tag （签名）”，它意味着一个涂鸦艺术家生涯的开始――就那么随手一画，费不了多少工夫，随时可以撤离，以免警察来找麻烦。

“tag”之后是 “throw-up（勾边）”，单色或双色弧线勾勒的字体，形如泡泡，与人挥动手臂的弧线很像，为的也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喷涂最大的面积。能练到这步，又不被警察逮住，就可以选一个好天气或者月黑风高的夜晚，出去“bombing （扔炸弹）”。

说到“bomb （炸弹）”这个词时，艾尔伯特整个人似乎都要跳起来，仿若马上又要出门去大干一场。“‘扔炸弹’讲究气势，讲究震惊，一夜之间，10节车厢不在话下，既不给其他艺术家留下任何空间，也不给路人乘客留下余地。”

“没有一块涂鸦是永久的。”艾尔伯特说到兴头上，画也不画了，起身要拉着我与大卫去5 pointz，那是他30多年前每日混迹的地方，也是今日纽约乃至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合法”涂鸦区。

听说要去5 pointz，我不由想起前不久偶然从国内某报看到的一则报道，说“××市为出品涂鸦街这张‘另类名片’……对街区和涂鸦建筑进行了整体灯饰设计和改造，为了让居民满意，艺术家拿着设计方案征求全街1200多户居民的意见……”云云。我无法想象该市的涂鸦景观是怎样的“靓丽”，但如此“创新”的“涂鸦”还算是涂鸦吗？为什么文化迁徙每每总会“南橘北枳”？怎样才能有一个好的开端，让中国的涂鸦艺术找到适合自己的本土化表达？诸如此类的涂鸦之谜， 5 pointz之行能否帮助我解开？我不知道。

艾尔伯特也未必清楚，他谈的内容我大多闻所未闻：“虽然一块涂鸦总有一天会被遮盖，作为涂鸦者，千万别轻易覆盖比你绘得好的涂鸦， 许多涂鸦画家都有极高的自尊心，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儿……”

这时我才想起，数周前我和大卫一时兴起去一个名叫“自由墙”的聚集区涂鸦，不知天高地厚，一上来就去“bomb（炸）”一个在社区混迹多年的老手的作品，涂的还是梵高的《星夜》，搞得十分尴尬。幸亏那位名叫Empix的家伙人还友善，念及我们是新手，还为我们指点江湖规矩。

艾尔伯特得知我们去“bomb（炸）”了，哈哈笑了起来。“你们这样的初学者，按原来我们的话说叫‘玩具（toy）’，我们会毫不留情面地打垮你们。”他说这话时，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涂鸦的人把喷灌叫做“Cannon（大炮）”，那一幅又一幅的涂鸦，就如同一枚枚炸弹，扔到生活麻木的人群之中。无论能力大小，年轻人凭借着这手中的“大炮”，与权威和其他画家、乃至与整个世界对抗。

涂鸦艺术呈现的图景远比我想象的要丰饶得多

我们到达5Pointz时，正值黄昏。一个画家正搭着梯子，在一段围墙的上方喷涂一个硕大的A字。见到艾尔伯特，他三步并作两步跳下梯子过来打招呼。“现在的5pointz已不比当年。”艾尔伯特和他交谈完，看着几幅还未完成的涂鸦说，“今年年底，这几条街区都要被夷为平地，修建一个新的地产项目，到时……”一辆列车轰隆而过，仿若把我们带回了旧时光。

“你能相信吗，现在的涂鸦，能和梵高平起平坐。那个叫Banksy的家伙，竟把涂鸦带进了艺术馆。”回来的路上，艾尔伯特从这位当代最为神秘的涂鸦艺术家聊起，话题涉及涂鸦的起源、变异、艺术样式、批判性、大众化，乃至东西方比较等，他以自己的经历逐一回应我从书本获得的一知半解。

“岂止是Banksy，像Basquiat、Kenny Scharf等一批以激进涂鸦闻名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今无不成为好莱坞明星追捧的收藏品，在索斯比拍卖出天价。”艾尔伯特其实是在见证一个饶有意味的事实：当初，正是那些成为“国王”以及更多不是“国王”的涂鸦者，成就了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纽约涂鸦艺术的风起云涌，他们出身社会边缘，大多是街头少年而非学院派艺术家。他们的出现从一开始便是个问题，因为社会出了问题。借助街道、地铁站、货运列车等公共空间涂鸦，用破坏性的声音发泄自己被压抑的不满，被他们认为是最合适的、最具有个性独白的方式。反种族歧视、反战、反性压抑、反技术，倡民权、女权等等，是他们的直接诉求，记录并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

显然，像艾尔伯特他们那一代人，当初在列车上“‘扔炸弹’，一夜之间，10节车厢不在话下”时，从不会想到涂鸦艺术后来竟登堂入室，成为时尚艺术的标志。这不是他们热爱涂鸦艺术的根本动因――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跟同时期崛起的摇滚乐、RAP十分类似，涂鸦艺术后来的发展总在不断挑战自己：进入画廊和美术馆，供人投资，被收藏、拍卖;进入的国家越多，成为嘻哈文化（Hip-Hop）的时髦成分也越来越浓――为此，有评论家不无担忧地指出，涂鸦艺术的承载媒介应该是城市，它一旦成为时尚文化的标志，乃至被消费，便意味着其原本所蕴含的 “反叛”精神被功利化阉割;唯有公共政治实践中的不缺席，才是涂鸦艺术存在的依据，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并予以接纳的。

从艾尔伯特身上我发现，涂鸦艺术呈现的图景远比我想象的要丰饶得多。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我的关注，即无论从哪方面审视――诸如涂鸦个体体验所必备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艺术想象力与创造性，乃至与之对应的公民教育、艺术教育，以及公共空间的建立等――中国的涂鸦艺术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