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生存方式的嬗变与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调适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调适必须以当下人的生存方式为依据，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当代人的生存方式从对单位的身份依附性生存向对市场的契约自主生存转化，从身份本位的生存向能力本位生存转化。按照社会成员之生存与政治体系之结合的亲疏，可以将当下人的生存方式归纳为：体制人、社会人、边缘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调适，应该按照单位教育的强化，组织教育的嵌入与普及，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的承载教育，以中心向边缘辐射与累积的途径进行。

关键词：生存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调适

长期以来学界对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多有论述，但这种建构逻辑是以“静态的人”为依据的，如此设计胜之于宏观而失之于具体，动态性与变化性不足，其补漏之道在于以人的“现实”为依据，根据人的生存方式来观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调适。长久以来，论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或调适的此种视角一直旁落于研究者的视野，使得当代人生存方式的嬗变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意义长期蔽而不彰。本文将对当代人的生存方式进行认真的审视和理性的反省，希图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调适的途径设计有所裨益。

一、人的生存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调适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现实的个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25。这说明人及其意识都是人的现实生产、生活条件及其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的现实生产、生活条件及其实践活动，都属于人的生存及其生存方式的展现。“现实的人”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现实，关注人感性的生存方式与实际样态，即人的现实生存方式。

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存在特定条件下的基本状态或基本表现形式，其核心问题是人怎样生存或生存样式的问题[5]，人的生存方式在内容上表现为人们现实生活的样态，是人的本质在现实中的展现。人的生存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调适的重要依据，缘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做“现实的人”的思想意识层面的工作。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人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的过程”[6]，“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改变”[7]115，这就意味着任何作用于个体的意识性活动必须要观照人的现实生存方式。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人的具体生存方式一方面影响个体对政治体系及其施加的思想政治教育体认方式及经验架构，认同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是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的发展实际上源自主体的生存实践，由于“外部世界的事物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对主体有意义的现实客体，就相应地表明和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对外部世界的掌握（实践的和观念的）达到了什么范围的程度”[8]151，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的本质力量，事实上是源自于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对现实客体价值的认识和掌握。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个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体认及其结果皆源自其生存实践，而生存方式则决定了生存实践的内容与界限。这包括了政治体系及其施加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另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又影响政治体系对其施加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途径，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本质在现实中的展现，是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体现，而政治体系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依靠一定的关系才能作用于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由于生存方式的差异，导致其生存所形成和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就会不同，而这种不同必然影响政治体系对其施加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方式与途径。1887年恩格斯在对美国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与教育问题时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地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9]。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时，就强调要从教育者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而不是毫不顾忌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形。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调适必须以人现实的生存样态或生存方式为依据，只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才具有针对性，才具有有效性的可能。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如何？具体的生存样态或方式对其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什么？针对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应该如何调适？本文着重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

二、当代人生存方式之嬗变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窘困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这种转型的主要内容与标志，便是当前中国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劲步伐走向市场，走向开放。这种社会转型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便是从对单位身份依附性生存向对市场契约自主性生存的转化，从身份本位的生存向能力本位生存的转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资源总量有限，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不发达，“各个个体之间也就缺少一种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便不能依靠经济的力量，而必须主要地依靠超经济的力量去整合分散的个体”[10]。于是国家控制和整合社会的途径，便是“单位体制”。 在单位体制下，政治体系直接占有了几乎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迫使几乎所有的利益需求的实现都依赖它自身。

在单位与个人的关系上，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所需的几乎全部资源，单位赋予其成员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其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其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11]。若没有归属的单位，个人就没有合法性的身份，即便拥有生存的能力，也不存在满足其生存或生活的空间与机制，个人对单位和背后的政治体系形成了一种身份的依附。

自改革开放后，国家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度改革，政企分开，政社分离，社会自主的空间越来越大，而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使得市场控制了大量的资源。市场经济讲求独立自主的创业人格，崇尚能力与自主，于是市场经济自然产生的以能力为本位的生存逐渐取代单位体制下以身份为本位的生存，对单位的身份依附性逐渐式微，而面向市场的契约自主生存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与此相伴随，社会成员或主动或被动地从政治体系下的“单位体制”中脱离出来，前者如1980年代盛行的“下海”，而后者如1990年代的“下岗”。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即便仍在单位中的人也与原单位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单位制度改革使利用身份获取利益的余地大大缩小，在某种意义上，单位已经不再是“单位体制”下的单位了，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日趋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多样以及就业岗位与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在此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也日趋多元化。

人的生存方式从对单位的身份依附性生存向对市场的契约自主生存转化，从身份本位的生存向能力本位的生存转化，这使得传统的以单位体制为依托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陷入了窘困的境地。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与单位体制相适应的，其以单位为影响依托。在单位体制下，由于没有单位个人便不具有生存的合法身份，所以个人高度依附于单位，而在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单位的资源几乎全部来自国家，所以单位高度依附于国家。在个人与单位、单位与国家高度一致的体系内，政治体系依托国家的强大能力和行政权力，通过国家、单位、个人高度一致的阶梯系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形成“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单位（包括各类全民和集体性质的企业、事业单位等）作为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节点与纽带，承上启下，负责具体思想政治教育，使主导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在一个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成员也很容易接受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成员必须高度认同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被单位确定为具有身份的合法性，并进而获得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因此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极为有效。

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单位体制”逐渐式微，单位所承载的意识形态要素和政治要素开始退居为背景并逐渐消退，单位化生存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人的生存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概括为“四个多样化”，其中就业岗位与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原有的以单位体制为主要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系统已难以实现对全社会的有效覆盖，随着在非公有制企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成员与工作单位的联系日益松散，以单位为中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再具有先前无缝隙的对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输与对接也就成为了问题。以传统单位作为依托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许多地方已名存实亡难以为继，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出现空白。

三、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多重转向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调适

当代人的生存方式从对单位的身份依附性生存向对市场的契约自主生存的转化，从身份本位的生存向能力本位生存的转化，使传统的“单位”生存方式发生了多重转向。由于本文专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调适，而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的关系，按照社会成员之生存与政治体系之结合的亲疏，可以将当下人的生存方式归纳为：体制人、社会人、边缘人。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来，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以及就业岗位与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深入及原有的单位体制逐步式微的进程而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在单位的社会成员成为本文定义的体制人，而更多的没有传统意义上单位的人则成为社会人与边缘人。体制人对政治体系的依存程度最高，与政治体系结合最紧密，组织人则次之，而边缘人则再次之。

我们之所以对其作如此归结，是因为人的生存方式不同，其所归属的组织与政治体系的结合程度就不同，则对政治体系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体认便不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路径也不相同；从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设计或调适的角度而言，此种归结方法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归结方法是不全面的，对社会成员的覆盖度也并非完全。

（一）关于体制人

所谓体制人，在外延上约等于传统的“单位人”，是指供职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等性质组织的人员，通俗而言，就是所谓吃“财政饭”的人。体制人的特点是：与所隶属的组织关系密切，所属组织依靠严格的人事管理以及诸如档案、编制等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身份依附关系。当然这种依附关系与传统体制下的单位人相比较，具有质的区别。体制人视野下的单位，指的是一种就业状态或组织生存方式。虽然某些单位也存在着严格的身份管理，但是就普遍意义而言，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已经成为一种契约关系。比如当下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在人事管理制度上，从严格的身份依附向契约转变，从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用人终身制向双向选择、聘用制转变。毋庸讳言，目前体制内的单位为其成员提供了单位体制外的人所无法摄取的资源、福利和权力，生存于体制内，成为体制人，已然对很多社会成员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由于体制人与政治体系关系紧密，所以所属组织对其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最为正规与常态化，诸如各种形式的政治学习、思想汇报、组织考察，以及其他各种潜在形式，都会对成员的思想意识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而体制人出于发展等的需要，也会主动参加学习，关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路线政策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说，相较于后两者，体制人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最为常态也最具主动性的群体。

（二）关于社会人

所谓“社会人”，是指没有传统意义的单位管理，但有一定的归属组织，有较为固定的就业及生活方式的人。在范围上包括以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以及其他不属于体制内的社会团体等组织为就业形式的人。社会人也是“组织人”，但是他们没有严格的人事管理，与组织的关系不似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紧密，没有所谓的“编制”问题。

社会人的产生，与我国传统单位体制的改革有紧密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因政企分开、政社分离的改革以及政府机构人员精简等原因，一部分人从单位部门剥离，析出了“社会人”；同时由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吸收了大量的社会成员就业。社会人群体一般与归属组织有较为正规的“契约”关系，但这种关系较为松散，不似体制内单位有严格的人事管理，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与流动性较体制人要强。

社会人除极少数特殊行业外，绝大部分与市场关系密切，而与政治体系相对疏离，其生存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在市场经济中展现出来的个体能力。社会人出于发展的需要，一般也关注国家政策与时事，但由于社会人所归属的组织大多数以市场与经济效益为追逐点，一般不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所以社会人在组织归属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常态化与正规化不足。

（三）关于边缘人

从狭义上理解，边缘人是指各个方面都脱离主流社会群体的人群。这意味着不属于某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也没有很好地融入社会，没有组织归属，而是介入两者之间的群体。在范围上诸如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城市散工（包括摆摊、流动摊贩）、临时就业或待业的大中专毕业生，甚至城镇无业人员等。边缘人在就业形态上属于非正式就业，就业具有非正规性，他们大多从事各种“自由”而不稳定的职业，绝大多数没有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甚至不少人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较为低下，也没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边缘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政策不完善。传统的单位体制时期首重身份，所以很多社会成员都会被单位“包”起来，吃“大锅饭”，端“铁饭碗”，但是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单位体制式微并瓦解，给社会释放出大量在年龄、学历与能力上都不占优的人群，在崇尚能力本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此种人群难以固定归属于某一经济组织，他们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在社会边缘，无法进入主流社会，享受不到主流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边缘人的边缘存在状态，一方面会导致其无法接受到正规的、常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对社会与政治体系产生离心力[12]。这种对社会与政治体系的离心力，会抵触甚至抵制政治体系所施加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心理会通过代际社会化传递给下一代。

（四）以单位为依托，强化对体制人的思想政治教育

体制人在构成上大多为公务人员，他们作为国家事务和法令的集体执行者，其形象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设计与施加者――政治体系，密切相关，因为政治体系是虚拟存在的共同体，其具体表现有赖于众多的公务人员。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形象感知，也是在与公务人员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由意识形态宣传者所传播的思想信息能否被传播对象所接受，往往与宣传者的自身形象有关，因为社会成员会将自己对宣传者的人格信任投射到其所传播的内容上；同时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不仅与其自身的形象有关，还与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组织形象的评价有关，因为对于多数不以理论研究为职业的社会成员而言，理论真理性和接受性不是从思想到思想的逻辑检验，而是理论倡导者的言行与理论的契合性上。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它不是一般的民间或学理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政治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它能否具有吸引魅力，要受制于公务人员的典范，如果公务人员群体率先垂范，自然会促进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与接受，而如果公务人员群体只希望别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而自己却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不但无法说服社会成员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会消解其已经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新中国历史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人格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还有普通的领导干部，如焦裕禄、孔繁森等，都曾经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引发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的热潮，这些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学者在对西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考察中，也认为公务人员的示范作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大的助益作用。“在澳大利亚，各级官员都处在严格的法制监督、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之下，无论在履行公职方面还是在个人操守方面，一经发现问题哪怕在我们看来只是一点瑕疵，其结果或者是依法受到惩处，或者是自己引咎辞职，这实际上就为全社会树立了一个荣辱是非的标杆”[17]。同时，由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使普罗大众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习惯：行动的依据不是建立在对理论本身内在严谨性与科学性的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对理论倡导者身体力行的观察与效仿上”[18]。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公务人员的特殊性，他们的形象与行为决定了其对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 前文已经论及，体制人与政治体系关系最为紧密，组织对体制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最为正规与常态化，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制人的思想政治学习多流于形式，存在着假学、装学、压学、代学、弃学等现象。对于体制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一是要以单位为依托，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教育与业务学习、个人发展等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吸引力与时效性；二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部门作风结合起来，加强作风建设。因为公务人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公务人员的作风，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对服务对象――社会人与边缘人具有极大的影响，如果公务人员能率先垂范，必然对社会人和边缘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极大的助益作用。

（五）以社会组织为依托，普及对社会人的思想政治教育

（六）以服务与社会保障为依托，扩展对边缘人的思想政治教育

边缘人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所限，以及对政治体系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体验结果的局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理解较社会人与体制人为弱，再加上某些边缘人对政治体系具有主动疏离的倾向，所以针对边缘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需要从其现实生存的考量出发，以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托，寓思想教育于服务之中，以社会关怀这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教育影响。

社会服务主要包括对边缘人再就业的服务，确立以就业促进、就业援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扶助体系，同时要引导与组织边缘人参加社会组织的以就业技能提升为目的的职业培训，解决其基本生存问题。同时把促进就业与社会保障衔接起来，通过社会保障彰显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国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完成，其优越性为广大人民所认可。不可否认，这些措施都承载着对受益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七）从中心到边缘：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辐射与累积

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辐射作用见图1。

政治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起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设计应该能够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使其在普遍意义上都能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其具体承担者包括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大众传媒等。

同时在体系的调适上，应该以与政治体系关系最密切的体制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而承载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同时加强对体制人的教育，使其能对其他人群――社会人与体制人产生榜样效应，以体制人为中心，使其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能够辐射并累计到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