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实行的历史依据研究

摘要：从清朝末年至新中国建立前，西方政党制度在中国多次尝试过。西方政党制度在清末被引进中国，立宪党人主张君主立宪制度，结果被迫与革命党人联手推翻清政府，民国初年及其以后的政党政治走到尽头。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介于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在经过短暂合作后又各自走不同的道路，主张走议会民主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势力到1948年之后只得选择同中共合作。西方政党制度多次尝试因各种原因而失败，反复论证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间势力；历史依据

一、近代西方政党制度的引进与最初试验，

鸦片战争后，经过帝国主义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一位叫作普赖斯（Willard Price）的西方学者在其《西洋文明与中国》一文中所描述的：“老实讲，是西方文化把旧中国拆散了，只有西洋文化能把他重新装置好。中国好像一个病人，被放在手术桌上了，被麻醉了，开刀了，里面该剪的剪了，该割的割了――这时外科医生却丢下不管了。谁也没打算把他缝上。”

中国上上下下被开膛破肚的人，顾不上去追究这位西方“外科医生”的责任――也不敢去追究其责任，只能忍气吞声，强忍疼痛，根据道听途说而得到的一些有关西方的皮毛知识，竞相做起了“西医”，幻想着只要用了西方的药方，就会百病皆治，身体即刻康复如常。《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沦为“洋人的朝廷”，为了自救，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成了清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君主立宪制度真正成为中国人模仿的对象是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欧洲强国俄国意想不到地败于亚洲小国日本。世界舆论都说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立宪战胜专制”。中国朝野上下，闻而动容，群起而为开国会、制宪法运动。于是，就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次年9月清廷即发布上谕，预备立宪。1908年8月，清廷公布9年预备立宪大纲，决定到1917年颁布宪法，实行立宪。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再发上谕，定于宣统五年公布宪法。要开展议会政治，必以政党为基础，内阁向议会负责。晚清预备立宪开始了近代政党试验。

立宪党派中不乏爱国的、深思熟虑和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和领袖人才，希望在保持基本政治框架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政党政治，实现君主立宪，实行责任内阁，使中国稳步走上近代国家之路。无奈他们要保留的清政府这一基本框架太不争气，太失人心。立宪派千呼万唤，甚至不惜冒死请愿，期盼着国会早开，责任政府早立，中国早脱危亡，早日进入“文明”的立宪国家的行列。但是，严酷的现实摆在立宪派面前。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使企图在中国试行政党政治的立宪派认识到，清政府所谓的“立宪”，不过是在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靠他们来挽救国家危亡，已经完全不可能，要救亡，必须另辟新径。就这样，清朝统治者费尽心机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仅没有能够救清朝的命，反而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立宪党人的救国方案无从实施，最终被迫与革命党人联手，推翻清政府。

二、民国初年及其以后的政党政治走到尽头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原处秘密状态的革命党如同盟会、光复会等公开活动了。中国同盟会公开采用政党组织；光复会改称中华民国联合会；中华民国联合会中部分人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统一党；预备立宪公会中的“宪友会”派，则改组为共和建设讨论会，加上武昌的民社，成为民国建立初期的政党。

为了指导中国的政党政治，熟悉西方政党政治真谛的章士钊、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等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党政治的文章，介绍西方关于政党、党德、政党内阁、政党组织以及政党政治的本质、组织形式、行为方式等基本常识，在中国第一次较系统地宣传了西方政党政治理念。 当时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旧立宪派，都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两党政治。而要实行两党政治，必须以国中出现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有鉴于此，有识之±呼吁各党根据政见不同重新组成两党，实现英美式的两党制。于是，政党之间分化与组合一时热闹非凡，从临时政府北迁至第一次国会召开之机，逐渐形成了激进和缓进的两大政党。

在国民党中，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希望在民国建立后走一条政党政治的共和之路。宋教仁的理想是要实行政党政治，组建责任内阁。为此，他强调国民党“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初年两党演进的过程中，合并是唯一可行的手段。而当时的合并，并不是基于政纲，主要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实际上当时许多政党甚至根本没有政纲可言，而且党员跨党现象十分普遍，如黄兴跨党达11个，黎元洪有9个，熊希龄、赵秉钧有8个，陈其美、于右任有7个，梁士诒、汤化龙有6个，汪精卫、章太炎有5个，梁启超、孙洪伊有3个。赵秉钧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共和党也送什么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这样一来，党德政德荡然无存。因此，当共同利益消失，或受其他利益引诱时，结合便不能维持。在这种情形下，从西方移植的政党制度，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

当时民国政府面临种种危机。袁世凯在代替孙中山后，没有把局势稳定下来，内有民变政争，财政危机，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民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这种局势，以信任政府和强调干涉为特点的国权主义流行起来。国权主义的流行，正好迎合了袁世凯集权的需要。袁世凯也就在“力谋国权统一”的旗号下，一步步地剪除异己，走向专制。

三、新的政党潮及第三条道路的破灭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一生期望借鉴西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是西方列强这些“老师”总是欺负“学生”。失望之余，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到晚年，他提出“新三民主义”，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联俄，主要是想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从而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同时也是为了从苏联那里借鉴革命的经验。在经历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并促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吸纳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黄埔军校的建设。后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依靠黄埔军官指挥的军队，东征北伐，在平定军阀混战，统一中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这时人们期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走议会民主道路，但是两党在“反帝”和“反封”这一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同的：

关于反帝，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与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不同。共产党以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则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政治现象，所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而不是反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总是避免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事实上，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求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且呼吁各国来共同开发中国，这在共产国际看来，“实际上就是请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中共完全接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认为“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中共参加反帝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关于反封，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国民党提出了“土地国有”的主张，但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打算在保持古老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正因为如此，尽管苏俄及共产国际一再敦促国民党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国民党就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则认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最终形成了第二次合作和联合抗日的局面。人们普遍期望，国共两党讲和，在抗战胜利后，实行宪政，走政治协商议会民主道路。随着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缓和、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国民党就加强在国内的统治，先后发动3次反共高潮，迫使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随着国民政府的腐败加重和在豫湘桂战场的军事溃败，造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兴起。国民政府在这风雨飘摇中的形势中迎来了日本的投降。

就在抗日战争末期和抗战胜利初期，在中国政坛上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相当活跃。中间势力集结的中间政党、政派，在抗战前有“第三党”、“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会”、“致公党”、“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等。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党派积极投入到抗战中去。但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治倒退，使得国统区人民掀起了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改组国民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对此，国民党当局实行高压，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这些民主党派反应强烈，一致谴责国民党的行为，也促使国民党加紧了对各民主党派的迫害。 时局的发展，使“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抵抗国民党的压迫，以求得生存与发展。在中共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成立了（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它的纲领为：“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是协议机关”；“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些主张表现了它区别于国共两党的“第三者”立场。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反民主的逆流。国民党以“接收”为名，行“劫收”之实，使国统区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这种情况促使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致力推进战后中国民主进程。“民盟”提出“我们坚决地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不赞成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民盟主张：“由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的一切紧急和重大问题，包括产生在宪法政府以前的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裁军委员会”；“一切军队只能属于国家，只能用以保护人民。”

此时的民主党派采取中间立场，希望中国能和平地进入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大都打出“反内战”、“反独裁”的口号，要求中国走多党政治协商的议会民主道路即“第三条道路”：“既非国民党的路线亦非共产党的路线，既非英美的路线，也非苏联的路线”，“在英美资本主义同苏联社会主义两者之间寻找一条新的路线，即所谓的第三条路线”。提出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又不赞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政权，在政治上主张学习、效法英、美等国，实行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等；在经济上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通盘计划下，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总之要在中国发展模式上兼采“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在现存世界两大制度中“取长补短”。正如民盟在1945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报告》所指出的：“研究怎样把握住抗战胜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我们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英美制度有三个值得学习的经验，一是“民主指挥政治”，二是“议会制度”，三是“选举制”和“政党政治”。但英美制度也有缺点：“在其社会经济制度缺乏调整。社会上贫富阶级存在，人民间贫富有无的悬殊差别太大。”因此，要用苏联的经验来补救。“苏联1917年的革命和苏联将近三十年在这方面的努力，成绩特别多。”所以，“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最后的目的，“就是政治的民主到经济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

中间势力的代表在1946年1月召开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鉴于国共两党在军队问题上争持不下的情况，提出全国军队脱离任何党派关系，现役军人脱离党籍，由无党派的文人治军的主张，以为这样一来，全国军队都交给他们管理的资产阶级国家了。青年党在《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提案中，主张军队不应属于任何“个人”、“党派”及“地方”，而应属于国家。民盟代表向大会提出的《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的提案，极力主张“军队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这是幼稚天真的想法。“中间道路”在国共两党相持不下的瞬间曾十分活跃，但国共两党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条道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活的时间极短，犹如县花一现一样。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镇压包括中间势力在内的广大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密令各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派特务暗杀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运动的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这使中间派别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本质。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人士终于醒悟：要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理想，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与中共紧密合作，共同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破灭了。

一度被迫解散的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成立民盟临时总部，通过《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要求民盟“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全会严肃批判了盟内“第三条道路”的错误思想，“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被彻底粉碎了”。民盟将与中共实行亲密合作，“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民盟彻底同国民党决裂，公开宣布放弃中间路线。不久，“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也宣告正式成立，其基本纲领也赞成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此转折时期，各民主党派迅速发生新的分化组合。1948年1月，国民党内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等团体成员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促进会”（即“民革”），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它的宗旨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和平。

四、历史的结论

由上历史回顾可见，从清末预备立宪到国民党退出大陆，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西方的多党议会民主道路，而是尝试了，失败了。政党政治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成功而在中国却走向失败，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值得总结。

无论是民国初年还是抗战结束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单薄：民国初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不强，无力推进政党政治的建设，最终或者向旧势力妥协，或者与旧势力勾结；既无实力，又不愿守法，不愿在法律的范围内展开长期合法斗争，一有争执，即诉诸武力，武力不成，即另开国会，另设政府，陷国家于分裂。如前所述，抗战结束时，手中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中间势力的代表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鉴于国共两党在军队问题上争持不下的情况，竟提出全国军队脱离任何党派关系，现役军人脱离党籍，由无党派的文人治军的主张，以为这样一来，全国军队都交给他们管理的资产阶级国家了。这是何等的幼稚天真！

缺少历练和经验，不顾国情，对于西方制度生搬硬套。正如民国初年的外国记者所评论的：“北京有一个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大部分议员是没有安邦治国经验的学生。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全面的认识，但接受了日、美、英政府的先进思想。麻烦也就随之产生了。国会组成一个由40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来制定正式宪法，代替先前在南京起草的《临时约法》。所有这些人都是进步学生，他们满怀热情，决心把一个过时的专制政体急速转变为最先进、现代的议会政体。他们无视中国的国情。没有人对他们的爱国心表示异议。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代表的不是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而是他们所希冀的未来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设想的宪法剥夺了政府的所有职能，赋予国会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中国为起草宪法聘请了两位大法学家――日本的有贺长雄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但委员会并没有向这些被聘请来帮助草宪的著名学者请教。他们是总统聘请的，因此受到怀疑，被撂在一边。当宪法行将完成时，矛盾发展到顶峰，他们甚至拒绝总统的代表参加听证会。他们想方设法干预政府行为，给政府设障碍，出难题。由这些政敌组织的暴乱终于爆发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实现南北割据。”

缺少公认的有权威的领袖人才。缺少有感召力而深明大义的领袖人才，把一党一派乃至一己的私人恩怨看得重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政见，使政党成为营私的工具，议院成为私斗的场地。

严重脱离群众。在民国初年因中国资产阶级严重脱离群众，致使袁世凯等摧残国会、迫害政党之时，“一般人民却站在一边，不闻不问”，甚至站在袁世凯一边，骂国民党为“暴民”、“暴徒”、“狡横豪暴者”、“不良分子”等。在后来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始终没有把目光放到广大农民身上，更没有提出切合中国国情的能满足中国农民需要的土地改革的方案，所以民主党派的力量同国共两党相比，始终处于弱势。

国际环境，欧洲国家用了六七百年通过暴力与和平的两种手段，才逐渐建立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虽然欧洲国家相互之间有竞争甚至战争，但来自欧洲外部的压力并不大。而近代以来，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展已把全世界联为一体，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内部发生的任何秩序上的混乱都立即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口实，而列强看准了这一点，积极支持中国“分党”“分派”，以便从中渔利，而不愿看到中国实现真正的“政党政治”。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在旧中国，最迫切的不是西式的政治制度，而是要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有权威的领导集团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的需要，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逐步走向胜利。在事实面前，各民主党派也认识到了，正如出席新政协的民盟两位代表所指出的那样。民盟主席张澜说：“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民盟代表沈钧儒总结出四条经验：“第一，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决不再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中国的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产业落后的中国，只有从新民主主义才能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第二，我们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制的国家机构。人民民主专制是要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包含各民主阶级在内，都得到民主自由，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样才能使得国家统一起来，发挥无比坚强的人民力量。第三，各级政权机构要采取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而不是采取互相牵制的三权分立的英美议会制度。这样才能巩固人民l的政权，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第四，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要团结一致，保证长期合作。意见有出入，可以互相协商，决不使力量分散。这种团结协商的精神，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也是我们今后克服一切困难的唯一途径。”

由此可知，中国这段历史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参政的制度，这种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可以随意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