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主持人语：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学术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外国文学研究也经历了很大变化，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之加以考察和分析，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外国文学研究的演化规律，推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建构，为今后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借鉴。本专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的部分成果，聚焦于新中国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俄罗斯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研究在新中国的外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很有代表性。3篇论文在简要总结新中国成立前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沿着新中国的历史分期，对普希金诗歌研究、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探讨了这些研究的特征、方法、热点和争议。论文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受到社会文化格局和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很好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对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

（申丹：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新中国60年；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考察与分析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张铁夫 宋德发

一、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

新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和“旧中国”彻底分道扬镳，但是与苏联的关系和感情不仅没有破裂，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就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文章明确表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57年的8年间，普希金的作品出版了30余种（含旧书再版），其中诗歌的主要译者是查良铮和戈宝权。这些诗歌译自俄文，翻译质量大有提高，而且印数较多，加之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俄苏文学课，从而使得普希金诗歌的接受群体空前扩大。与此同时，对普氏诗歌的评论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期间，普氏诗歌尚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只是作为普希金创作的一部分受到注意。据现有资料可知，这期间公开发表的论及普希金诗歌的文章有数十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各种译本的序、跋，第二类是对普氏单篇作品的赏析或者评介。这两类成果中的大多数属于纪念性或介绍性文章，学术性并不强，但对于增强人们对普希金的认识，推动普氏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普希金诗歌的研究虽然较新中国成立之前有所发展，但发展的程度是比较有限的。这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外部原因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学术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意识、学术思维还比较模糊。借用王向远的话说：“新中国成立后头一个五年计划中，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恢复和起步，但人民的精力贯注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学术研究一时难以彰显。……而作为学术研究基地的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处在大学国有化的改造与调整中，缺乏学术研究的稳定环境，到1954年，各大学的合并和院系调整才算基本完成。”内部原因则在于人们将普希金神化，很难用一颗平常心去审视他。人们注意到，在这一时期，普希金在中国的声誉达到一个顶峰，换句话说，他不仅超越了诗人的范畴，也超越了文艺偶像的范畴，而上升为一个文化英雄。诗人田间就说：“普希金，这是天才，这是英雄，这是诗人。英雄和诗人，虽说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在实质上，它们的含义是一致的。伟大的人民诗人都是英雄和战士。”将普希金看成文化英雄，其实就是将普希金符号化，因此这期间在评论普希金诗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侧重政治诗而忽略了其他题材的诗歌；侧重诗歌的思想内涵而忽略了艺术特性；侧重思想内涵中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意蕴。

总之，这期间的普评为了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显得热闹有余，而理性不足，以至于最能反映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基本空缺，学术专著更是难觅踪迹。

二、1958年至“文革”期间：缓滞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绝大部分学术事业百废待兴，但普希金研究却不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很多前辈学者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按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态势发展下去，普希金研究很快就会迎来一个繁荣期。可惜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断了这种态势：“从50年代前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终于演变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在那场运动中被审查批判，噤若寒蝉，或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乃至人身自由。

雪上加霜的是，“文革”很快到来。“文革”期间，几乎整个外国文学都被否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被认为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独霸世界的野心”；启蒙学派被打成“蒙蔽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维护剥削阶级制度”的文学；西方现代文学则是“反动”、“颓废”的文学。总之，对这些“古的和洋的艺术”，应该“彻底决裂”、“彻底批判”，“彻底扫荡”。这样，普希金就成了反映“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死人”、“洋人”，自然也在被扫荡之列。换言之，似乎在一夜之间，普希金从“文化英雄”跌落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上海的普希金纪念铜像在1966年被彻底砸毁就是一个明证。该铜像建于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在1944年11月将之拆除。抗战胜利后，俄国侨民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于1947年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但在“文革”期间，铜像再一次被毁。可以说，普希金的铜像如同一个隐喻，象征着普希金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坎坷遭际。在文革期间，普希金研究彻底“停滞”了下来。尽管如此，在民间，在知识分子的心中，普希金的声音并未沉寂，普希金的身影并未消失。正如叶甫图申科在《中国翻译家》一诗中所写：“当红卫兵把石子/向娜塔莎掷去，/当大学的校园/成了可怕的荒漠，/像一个幽灵/伴着低沉的蹄声/普希金的青铜骑士/突然出现在天安门。”

是的，普希金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在西伯利亚矿井的深处，/你们要保持高傲的耐心，/你们悲惨的劳动和崇高的思想追求，/绝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里，普希金的这些诗句不知给多少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勇气，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正是有这样一种在事实上从未被割断的普希金情结存在，才会有“文革”结束后普希金研究的迅速复兴。

三、“文革”后至2010年：复兴与繁荣期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学术界步入了痛定思痛和休养生息的阶段。不久后，各个领域的学者开始“试探性”地发表论著。在此氛围下，马家骏在《陕西教育》1978年第1期发表了《普希金和他的（寄西伯利亚>》一文，开启了普希金研究复兴的大门。1979年，普希金研究的各种成果呈“井喷”状问世，预示着普希金研究春天的到来。回顾和梳理新时期三十年的普希金诗歌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它的成就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翻译工作趋向完备性，这也成为我国普希金研究的一大亮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读者阅读和学者研究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响应心中那颗“普希金情结”的热烈呼唤，翻译界和出版界加大了翻译普希金诗歌的力度，不仅出版了多种多样的普诗单行本，而且推出了多种大型的普希金文集或全集，如卢永选编的《普希金文集》（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肖马和吴笛主编的《普希金全集》（8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冯春以一己之力翻译的《普希金文集》（10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和刘文飞主编的《普希金全集》（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至此可以说，普希金的作品几乎均被翻译成中文，普希金的诗歌也得以整体性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从而为更广泛的评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是评论的对象趋向整体性。

新时期的普评既有重点诗作的重点解读――如有8篇论文研究《致大海》，7篇论文研究《铜骑士》，5篇论文研究《致凯恩》、《致恰阿达耶夫》和《茨冈人》等；也有分门别类的局部性考察――如抒情诗研究，叙事诗研究，抒情诗中的政治诗歌、爱情诗歌、爱国主义诗歌、自然诗歌研究，叙事诗中的南方叙事诗研究等；还有对普希金诗歌的宏观探讨。“点”、“面”和“全局”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基本涵括了普希金的全部重要诗作，大大拓展了普评的广度。

第三是评论的视角趋向多元化。

“自由”、“革命”、“爱情”等传统视角在新时期的普评中依然拥有一席之地，并且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同时，受多元文化的激励，一些半新或者全新的视角，诸如“美”、“生命美学”、“时空结构”、“古典美”等，开始进入普评领域。张铁夫等著的《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更是集中选择了七个视角来探寻普希金，其中“人民性思想”和“自由理念”属于传统视角，而“死亡意识”、“伦理指向”、“女性观念”、“圣经情结”和“叙事艺术”属于全新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该著对普希金诗歌的艺术精神作了极具学理性的阐释。而他主撰的《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增加了“性表现”、“酒神精神”和“帝王形象”等视角，对普希金诗歌的意义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揭示。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有两个尤其值得一提：

1）反思批判的视角。

更让我们担忧的是，纯文学，尤其是诗歌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不如往昔，加上中国人心目中的“俄罗斯情结”和“普希金情结”正在逐渐消散，导致我国的普希金研究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懂俄语的学者越来越少，对普希金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少。在俄国，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大国的军事对抗似乎有所缓和，而文化冲突则仍然十分尖锐。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俄国不再像过去那样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即以批判本国作家达到与西方文化抗衡的目的，而是重新树立和推出像普希金这样的本民族的文化英雄。尽管俄国的纯文学同样遭遇边缘化，但对普希金的研究却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