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下 2014年2期

1950年的冬天，我调来团贵州省工委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参加剿匪部队慰问团，到都匀、独山、麻江去了半个多月。回来后又参加了学代会的会务组。开完学代会，离过春节只有两三天了，组织上却要我们随团省工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彤（没有部长）到桐梓县参加“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当时我们的思想状态是：党叫到哪里，背起背包就出发，管它什么年不年的，何况都是单身汉，朱彤有家有属，他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们同去的除朱彤和我外还有两人，一个叫朱建中，是贵州师范学院的肄业生;一个叫曾达伦，和我同时调来的，此前为昆明中山中学毕业生，是曾泽生将军的族中人，预备党员。

记得我们是年三十的前一天，同贵州、云南去重庆参加西南大区学代会的代表们同时出发的。那时的学生运动是青年运动的主体，搞得很大，贵州的代表至少有三四十名！加上云南的代表便有100多人了。车队可称为浩浩荡荡，长长一串，甚为壮观。

云南代表团在路上颠簸了几天，到达贵阳休整。期间贵州团省工委在小十字一家餐厅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以加强友谊，是安排我去联系的。他们的领队一个叫林育陶、一个叫赵瑾，都是云大的学生，而且都是地下党员。林育陶这人不简单，云南起义期间，他组织物理系可能还有外系的学生排练了大型歌剧“白毛女”，在绥靖路一家礼堂公演。作为自治会管宣传的我应邀前去看过，水平很高，故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住在大西门一家私人旅舍，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也还没有对**妓女的管制改造，他们住的楼下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翘起大腿坐在楼梯口吸烟。我过去她也不让，像是故意的，我只好挤着她擦身而过了。

我们第一天住宿遵义市，第二天，也就是春节的除夕夜，大约下午5点到达桐梓县城，我们留下大队伍（学代会代表）继续赶路。当时县委和政府均住在周西成的“公馆”之内，“公馆”的主体为贵州常见的“走马转阁楼”，供县级党政机关办公，附属建筑很多，我们就被安排住在其内，还有一间约30平方米的房间，是两个县级机关的食堂。可见当时机关很精简。县委书记曹信那天刚从各区乡巡视回来过年，那时县里还没有汽车，他是骑马去的。随员有县委秘书李守信等人，他们是否也有马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李守信当年只见过一面，若干年后我调去省国防工办时，在**厂的领导集体名录中见到了他的名字，猜想“可能是他吧？”后来一见，果然没错，但他并没有认出我来，因此也就没有和他话当年。他的老婆是“五一”库主任，后来我当省国防工办主任时，将库房改为供销公司，她便退休了，因此也没有和她攀谈过。这是后话。

那天既是除夕，我们就成为赶来过年的了。但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和别人都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也没有听到赶来过年真巧一类议论，好像我们也是下乡回来的本机关干部！大家在一起吃年饭时，我们4人受到优待，和县委书记、县长一桌，县里还有几个人，记不清是谁了。书记很严肃，经常是将酒杯一端，口发单音：“喝！”倒是县长何林很活跃，谈这说那没个停。

吃过年夜饭，就在那一间30来平方米的大屋子里，把桌子一撤，大家挤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开了一个联欢晚会。会上照例有领导讲话，朱彤已被请出来讲了。15年前的这些天，稍早一点正是红军经过遵义的时候，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朱彤便用长征时期和现在各方面的对比，建议大家居安思危，珍惜现有来之不易的日子，振奋精神，完成“五大任务”，为“土改”打下坚实的基础。顺便说一句，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人人都在集体食堂用餐，分别为大灶、中灶而已。所以就这么一个30平米的屋子，把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人全包了，还能有足够的空间用于表演，可见当时的机构之精简。

大年之后，接着开了一个全县的农代会，进一步部署反封建斗争。开完农代会，该下乡了，我们去哪里？县里又做了优待，或许知道我们呆的时间不长，故而没有让我们去边远的山区，而是就在第一区参加中心工作，朱彤则留在县委参与掌握全面。所谓第一区，就是除城关区（镇）之外的农村，离县城约二三华里。区委所在地有一座小山，形同马鞍，故而也叫鞍山区。我和朱建中（后调走）去一个村，而且住在一起，曾达伦则去了该乡的另一个地方，也许就是乡政府吧？好像叫官渡乡。这一带是桐梓的产粮区，我们下到村子时，已是阳历二月初头，起眼一看，菜花遍地金黄。在这样的中心地带已无匪可清，我们的任务实际只有4项了。当时虽未正式划分阶级成分，但各类地主已“浮出水面”，知道谁是反霸对象，谁只不过是减租、退押的对象。我和朱建中就被安排住在被没收的地主家正屋里。到了晚上，农会的成员们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打着火把，纷纷来到这间屋子开会。散会后他们又都走了，夜深人静，屋里只剩下3个人。除我和朱外还有一个“西进”的小伙子，江西来的中学生，他比我们早到村里，是一个常年驻村的干部。虽说实质上这类中心地区无匪可清，但我们还是感到恐惧，何况被赶走的地主一家就住在隔壁的偏屋里。他家的主人（也就是地主本人）被抓了，但我看见有几个年轻人，也许就他的儿子吧？谁知他们是怎么想的！有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从贵阳出发时，团省工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毛瑟枪和若干子弹，现在不仅白天背着，夜晚也将它放在枕边，以防不测。

为了配合县的“五大任务”，县里枪毙了一批在押的犯人，其中就有一名周西成的儿媳妇。我当时并不知道周西成还有儿子、儿媳留在贵阳，只知道在桐梓他的老家留有两口子。男的（他儿子）是个傻子，女的我们去时已抓了。据说解放初期，她偷偷往水缸里投毒，企图谋害住在她家的解放军。女的被枪毙后，我见过周西成那傻乎乎的儿子，身穿一件棉布长袍满街乱窜，见了熟人就哭诉说：“我媳妇遭办了！”（办：土语，意为处死），好像是在向各界诉苦并求援，后来不知所终。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马鞍区也开过一次公审大会，从县里提来了5个犯人（没有我们村的），组织了一些贫农和雇工上台诉苦，然后当众宣布执行死刑，拉到田坝里枪毙。围观者人山人海，有些县机关的干部也跑来看热闹。

我们住在被没收的地主屋里，吃饭却被安排在附近一户农民家。家主是一个50多岁的农民，这是我第一次在农民家吃饭，初时不很习惯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那一段的生活，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什么是“粗茶淡饭”的味道。在这户贫农的餐桌上，最佳的美食便是水豆豉拌苦蒜，其次便是水煮白菜外加一盘辣椒水，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我们是从团省工委来的，自然带了团省工委的任务，那就是探索围绕中心工作，建立“传授站”的经验。这是一项新的举措，搞好了不仅对青年工作有用，对整个中心工作也不无裨益。方式很简单，各村的支书定期到指定地点听取传授，然后带回村里向自己的工作对象宣传，传授时必须结合本村的实际加以讲解和发挥才能生动和深入。说白了，其实是一种宣传教育加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也是一种思想教育加文化学习的好形式。在建立传授站之前，朱建中已调至乡里负责筹备和传授，我们戏称他为“站长”。我了解了一下，村里已发展了11位团员，但没有什么独立活动，有时在农代会之后，全体青年留下开一次“青年会”而已。这种会上的主要宣讲者是党支书或农会主席，团支书无事可干。这个村的团支书是一个姓的贫农小伙子，十六七岁，很憨厚，用群众的话说，他是三锭子（拳）打不出两句话的老实人。这一带地方姓的人很多，也可以全称为一个字如同胡，也可以拆开作为复姓，那就是令狐。团支书的这个寨上全部都是这个姓，看起来是一个家族，但仔细一摸，有的已出了五服（代）。这位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团支部书记，第一次上阵便出了洋相。课本是《贵州青年》杂志社编的，适合于学文化和反封建相结合。为了适应许多基层团干部文化不高的特点，课文写得很简单，讲解时全靠联系本村的实际，联得越深，讲得越活，效果也越好。团支书从传授站回来时，我问他听得如何？他说：都装进耳朵去了。我又问：能讲吗？他笑着摇摇头说：“我没有在众人面前讲过话，试试吧！有不对的地方，你可要指出。”

第一次传授时，除团员外，还来了一些青年共约30人。面对黑压压一屋子人，支部书记站起来翻开课本照念了一遍，讲了不到三五句话便讲不下去了，弄得他脸红筋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眼看这种情况，我连忙站出来，问：刚才支部书记说的，你们听清楚没有？没有人回答，显然对他的过于简单的发言不满，跑了一晚上的夜路，就来听你这两句？于是我接下去作了解释和补充，“他的意思是如何如何……”谈了20多分钟。以后的时间里，我都如法炮制用解释和补充的办法出现，说明这些意见是他（团支书）讲话时本来就有的，问题是大家没有听清楚，或本来有这个意思，他没有讲出来，用意是提高他在青年群众中的威信，不至于产生“不行”的感觉。对这一点，团支书逐渐懂得了，我则懂得了另外的意思：什么叫“手把手的教！”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失了，我与这个贫农青年和其他一些青年以及广大农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期间，江西来的那个青年干部（他叫王方）入了党。是当时的县委秘书李守信的爱人、一个中年的北方妇女给他入党志愿书的。她住在区里，有时来村里一趟了解情况，形同联络员。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和丈夫一起到了军工，当了“五一”库的主任，这是后话。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接到回贵阳参加青干会的通知，并明确会后不再来桐梓了。当时我没有宣布，而是要走的头一晚上才告诉大家的。这并不是需要暗中作好走的准备。其实准备工作很简单，无非是打一个背包，顶多只要10分钟，没及时宣布主要是等当地组织的鉴定。那时有个规定：干部到哪里出差（工作），便将关系（临时）转到哪里，走时在这里的表现怎样？必须由那里的组织作出鉴定。说到鉴定，当时我们去的是4个人，除曾达伦同志外，其余3人的都很好，只有曾的较差。乡党委书记对他的评语是：“对革命不感兴趣”。确是这样，那一段时间老曾对什么事都心不在焉。后来去上了大学，自然是另行分配了。若干年后，我在一本纪念长春起义的曾泽生将军的文章中，看到他家乡有一个水库，负责人就叫曾达伦，一字不差。是否就是他呢？说明人是会变的。

当我们回到贵阳参加完青年干部会，正准备按照组织的安排去贵筑县白云区蹲点时，忽然接到团支书和几个青年的联名信，说每当上传授课时，便想到我对他的帮助，不由得眼泪往外流。接下来谈到减租退押和村里地主斗争的情况，说明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正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