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嘉靖时期阁权的畸变

[摘 要]内阁是明史研究的焦点问题。嘉靖朝是明朝内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把握此时内阁的变化显得格外重要。阁权的发展是有很强的时序性和延续性的，故此要着重把握阁权畸变的原因是什么，在畸变之时与其他权力的关联及影响又是什么。

[关键词]阁权；嘉靖；相权；皇权

内阁是明朝在特殊历史时期和条件下的政治产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内阁首辅为首的“阁权”力量。嘉靖时期，阁权与皇权对立又统一的特点尤为明显，在皇权的干涉下，阁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于阁权本身，对皇权，对明王朝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由阁权的本身性质及其与皇权、相权的关系着手，深入挖掘其畸变的含义和影响。

一、阁权与内阁职能

首先我们要明确关于阁权的概念，以往我们常常将阁权看做是拥有的政治权力或者政治职能。然而，这种对“阁权”的解释很难准确的描述出内阁固有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职能，而针对于一些阁权的“有权”和“无权”的论调都是不足以昭示其本质的。那么，到底什么是阁权呢？在我看来阁权包括了协调皇权和下层官员之间真空地带的中介功能；在皇权的授意下代为行使一部分权力的辅政功能；以皇权为中心进行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的功能；针对国家内政的纰漏进行补过的功能。可以看出，阁权的范围是皇权决定的。这注定了阁权是一个变量，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职能。相比较而言，内阁的政治职能则是比较固定的，因为内阁的政治职能是内阁制度诞生之后作为一个政治体制所本身固有的权力和责任，很明显这些权力和责任也是皇权所赋予的。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但绝对不能等同论，因为阁权在有些时候更可以理解为内阁的权势。

嘉靖早期，出现了皇权空虚的情况，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开始了所谓的阁权扩张，内阁之权看似远远的盖过了其本身的阁能，有人认为这是阁权的扩张的表现，但阁权的扩张是获取了六部的行使权还是窃取了部分或者完整的皇帝的裁决权？对此问题是不能忽略皇权的的地位的，正所谓“政归内阁”，如何归？为何归？这些都不能脱离皇权的存在单独谈论的，皇权为了维持自己稳固的地位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境地时刻调整阁能的范围。故杨廷和的阁权在此时并不存在着真正意味上的扩张，因为内阁本身的阁能在限制着阁权的蔓延，我们姑且只能认识这种类似扩张的现象是一种阁权失控的表现。

阁能是阁权的上限和下限，阁权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可以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制就会崩盘，这也是杨廷和阁权的昙花一现的原因。嘉靖时期内阁首辅毛纪曾说：“国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1]表面上看内阁要“参预机务”，筹划政事，但真正决策的是皇帝，而不是内阁，最大限度来讲，内阁只是皇帝决裁的主要影响者。在这样的阁能受限的情况下，阁权是无法得到发展的。

阁权要以阁能实现为基础，原因很简单，一旦权力失去了执行力，它的存在感就几乎不存在了。而阁能的转化又有着诸多因素的限制，内阁功能的转换又不能完全按照预期的最佳方式进行转化，它的转化不仅有时序性还有渐进性。故此，在谈论阁权或者阁能之时不能单独片面的择取一段历史或者历史的一点进行单独讨论，要对其发展的延展性和后续性进行分析。

阁权是明代极权统治下的产物和标识，但不代表他就代表着极权，相反，它被极权所阉割，受到打压和排挤，其阁能的本质又限制着它必须服从于皇权，这种若即若离的奇特现象贯穿了嘉靖王朝乃至明王朝始末。

二、阁权与相权

关于阁权和相权的关系有人认为内阁制是洪武苛政之反正，是传统宰相制的变相回归。“昔太祖高皇帝罢丞相，散其权于诸司，为后世虑至深远矣，今之内阁，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非高皇帝本意”。[2]嘉靖二十年，嘉靖帝在谕旨中直接称呼夏言为“首辅”、“元臣”。甚至在朝臣奏疏等文书中，称首辅为“丞相”、“宰相”。也有人认为阁权不过是“司内外制而已”，黄宗羲曾说道：“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援而后拟之，可谓有实乎？”那么阁权到底是相权的复活还是仅仅是一种类似于相权的畸变呢？嘉靖时期胡世宁说道：“不知自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称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荐引，随事附和，不敢异同。”[3]看起来阁权尤其是内阁首辅作为传统相权的复归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忽略了一个词，“自加”，这说明内阁是在一点点的加强的，不像相权在一开始的地位就已经很高了，也就是说阁权是一直处于发展的道路上的，它无限的接近相权却最终伴随着大明的灭亡而寿终正寝，阁权最后也没能达到相权的高度。只能说阁权是传统相权意识的复苏，而不是相权的复归。

杨廷和集团权势的膨胀，也就是政归内阁，就是阁权复张的具体表现。但杨廷和本身并没有能力和野心来驾驭如此庞大的阁权，很多人都惯于放大杨廷和阁权，却忽略了国中无主不代表国家机器的不运行，杨廷和一己之力是无法阻止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的。他更无法取代皇权的存在而单靠阁权的能力来操控一切。王其榘先生论道：“杨廷和等不是善于权衡的政治家，而是迂阔不化的儒生，仍然坚持如初，以至君臣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日趋尖锐[4]”。杨的举动更多展示的是他作为一个儒生的坚持，而不是体现了他的阁权有多么的庞大，杨廷和集团所采取的“维权”举动，比如排挤，孤立，暗杀等等并不隶属于阁权的范围，而且这其中很多都不是合理的。故此与其说杨的阁权是相权不如说他的阁权由于己身利益的需求所产生的畸变现象。杨廷和现象的出现恰恰是正、嘉两帝更易时产生了真空期，这才使得阁权很自然的填补上了皇权的空白。可以说这是一种无意中的“扩张”。而且就在杨集团势力最辉煌的时候，所拥有的权力和以往的宰相还是差了很多。

皇权与相权一度是中央集权斗争的焦点，但两者是都无法完全攫取到中央的权力的，这两者无论谁都会在过于集权后丧失稳定性从而失去本来的权力，故此两者不得不形成了两者互相拉锯的局面。直到朱元璋废相制，一度出现了空前的权力集中，但很快，内阁的出现填补了相权缺失后的空白，继续了与皇权的拉锯战。但两者在中央权力所占比重完全是不一样的，阁权是远远不能与相权相比的。相权在某些时刻是可以脱离皇权而独立存在的，然而阁权是一刻不能离开皇权的。内阁不过是皇权用来总揽大权的一个工具，而相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决策和行政机构。

三、阁权与皇权

随着中国中央集权即皇权高度集中，内阁作为其物化的表现，并没有完全按照皇权意愿行动，相反，反而给皇权以一定的束缚，这种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嘉靖朝十分明显，但内阁的性质注定了它在行使它的政治权利时候必须要过问皇权，而皇权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帮助他实行它的权力，这种统一的局面于嘉靖朝亦十分明显。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离开了皇权，阁权的价值就不复存在，所以一些阁权取代皇权的论调我觉得是有失偏颇的。让我们继续以杨廷和为例，阁权对于皇权是有先天依附性的，所以在打压嘉靖皇权的时候杨廷和并没有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也是依靠了皇权的，只不过依靠的是过时的，极不可靠的孝宗皇权，杨廷和试图在取得张太后以及宦官的联合之后来遏制嘉靖，但很可惜，这个联合是十分脆弱的。李洵先生认为杨廷和与旧贵族势力的代表张太后的结合“只是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更多的是暂时性。”[5]随着世宗即位，新继皇权逐渐的稳定，杨的阁权势力很快就受到了打压，最后在大礼仪之后悻悻致仕。皇权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为什么说阁权强大和个人因素关联很大呢？这也是和皇权密不可分的，在世宗解决了大礼仪事件之后，皇权开始由弱转强，为了奖赏在大礼仪之争帮助过世宗的张璁，桂萼等人，世宗对其大力提拔，其中张璁更是成为了新任的内阁首辅，这样，以张璁为首的阁权势力又开始复苏。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嘉靖皇帝的个人爱憎，这一点在嘉靖后期更为明显。张璁得势之后，嘉靖日益感到权相的崛起对其带来的危害，夏言也就在此时得到了嘉靖的关注，在张璁倒台之后，夏言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嘉靖的头号宠臣，亦成为了内阁首辅，后来的严嵩情况也大致相符。这就说明了一点，在皇权处于一个稳定的情况下，其对阁权的控制是绝对的，阁权是毫无抵抗力的，嘉靖时期首辅的更迭很明晰的解答了这一观点。

台湾学者林丽月先生认为：“嘉靖以后，内阁权力有急速的发展，发其端的是张璁，集大成的是张居正。”[6]这种高速的发展恰恰也是建立在对皇权的绝对服从之下的，内阁并没有发挥其原有的政治功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我们也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阁权强大的内涵是什么？阁权之所以会强大完全就是因为皇权的支持与许可，而大多数所谓的阁权扩张和发展不过是阁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比如皇帝不上朝等等）部分的窃取了皇权，代皇帝执行权力。也就是说，无论阁权再怎么强大，它的权力范围都是涵盖在皇权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这也注定了内阁作为皇权统治国家的一个政治工具的作用，也注定了阁权在发展的道路越来越脱离它本来的面目。

明孝宗曾经有言“吾不能自治，谁能治吾”，[7]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明代皇权的极度膨胀。李渡在《论明代监阁二元互制中枢行政体制》一文中认为：考察明代阁权与皇权的关系，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和理解。第一，阁权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完全依属于皇权。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批准或与皇权相结合才会具有政治功能，阁权不过是皇权的外延和扩张而已，这种权力属性决定了内阁大学士对皇帝的政治依附关系。第二，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面吩”、“密揭”等形式，参与中枢决策，因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机制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种决策权在取得皇权的支持后，就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政局的发展。如万历初年，明神宗“虚己委居正”，“宫府一体”，阁权遂与皇权结为一体，张居正得以充分发挥“元辅”作用，推行其改革大计，因此阁权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内阁与皇权的内在统一性与皇权对内阁的绝对控制权。

在嘉靖不问朝政之时，阁权也没有发展到“尾大不掉”之势，这就是皇权发展到一个高峰的具体表现，这也充分说明了皇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牢牢的把握了国家的行政、军事、经济大权，处于一种绝对主宰的存在。而内阁本身具备的补过功能日渐丧失，与皇权日趋合流的阁权随着皇帝自律性的下降，更是促进了皇权的日益膨胀。有人说明亡于嘉靖，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阁权与皇权关系的变化，皇权几乎没有了约束，前面也曾说过，权力的过于集中会丧失稳定性从而丢掉原本的权力，所以当中央集权崩盘之后，大明避不可免的走向了灭亡。

在多种因素的促使下，阁权脱离了预先的轨道，这种畸变的阁权也让大明的发展愈加沉重。明初的那种“罢朝闲暇一临视，衣冠左右环文儒”的皇帝与阁臣和谐共处的氛围已成为了海市蜃楼。阁权的畸变推动了极权统治的发展，也注定了其本身的可塑性、软弱性和依附性。

综观上述，阁权的畸变对于明王朝来说无异于一个导火索，它对皇权制约性的下降使得皇权无限制的膨胀，为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阁权的畸变也不是一个瞬时的过程，是有着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的过程，其影响是有着时效性的。内阁在与皇权的斗争中“失败”了，不得已作出退步，无论这种畸形的权力形势影响是什么，我们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离开了皇权，所谓的阁权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自嘉靖开始，阁权的畸变导致了中央权力机构十分不明确而且自相矛盾，这也许就是嘉靖直到明末政局不稳定的另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