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修庙活动评析

[摘 要]在中国传统社会，各种神灵信仰构成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精神世界。他们通过不断翻修倾圮的庙宇来延续其神灵信仰，希望藉此求得神灵的庇佑。因此，各地都留下了很多修庙碑刻。通过对山西寿阳县现存修庙碑刻文的考察可知，地方翻修庙宇活动是传统社会的一项浩大工程，对于基层村社自助组织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在地方生态环境的维护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传统社会；寿阳县；重修庙宇；修庙碑文

在当今中国，宗教与普通人的距离甚远，正如荣新江在《唐代社会的宗教与信仰》一书中所言：“在今天的中国，宗教和社会往往是相互分离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虽然也不同程度与社会相关联，但总的来讲，和世俗社会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普通人的宗教观念十分淡泊，而且大多数人都认为，宗教是科学的对立面。”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和社会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是统一的一个整体，各种神灵信仰构成了底层百姓的基本精神世界，寄托了他们的种种美好愿望。这点在古人不断的修庙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每个县的地方志中，都留存着大量的本地修庙碑文记录。

寿阳县地处山西中部，隶属晋中市，其建置时间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可谓人文渊薮绵长，历史底蕴深厚。《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一书共收录该县石刻碑文604通，这些碑文属于地方庙宇重修重建方面的，占到一半以上，为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材料基础，这是本文选取该县作为个案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现在会有数量如此众多的修庙碑文留存于世？换言之，古人为什么会不断重修庙宇？这是一个看似毫无悬念的问题。然而，其中却蕴藏着传统社会一个隐秘的精神世界。古人修庙动机是什么？其修庙资金何来？古人修庙有哪些特点？对地方具有怎样的影响？在当前民间信仰复苏和各地修庙活动盛行的背景下，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解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对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已很丰富，但对于传统社会的修庙活动关注甚少，选取一个地区的修庙碑文进行深入解读，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探究将不无裨益。

古人修庙的动机

在《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一书收录的604通碑文中，重修庙宇方面的碑文居其大半。为什么会留下数量如此众多的重修庙宇碑文？即古人不断修庙的动机何在？

古人热衷于修庙的首要原因当然在于其虔诚的神灵信仰。在传统社会，上至统治阶层下到底层民众都普遍认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全赖神灵的庇佑，“福国庇民者，神也；御灾捍患者，神也；施风雨、保社稷、护佑苗稼者，莫非神也。”所以，必须给神一个轩敞体面的家才行。而庙宇作为安放神灵之地，一定要威严壮观，这样作，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的好处：“以之而徼福免祸者此也；以之而祈德报功者此也，以之而小邑行乎大道亦此也。”百姓的一切福泽均是拜神所赐，只有先“妥神灵”，才可以邀福泽。所以，只要庙宇出现破败，就会有人倡导重修。

对于古人而言，修庙活动还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化传承行为。在寿阳县的大量重修庙宇碑文中，有一句话被反复征引：“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这句话往往是作为古人重修庙宇的一种理由出现在修庙碑文中的。比如：“大凡创建之事，莫为之先，虽美弗著；莫为之后，虽盛弗传。盖建立在古昔，而修葺尤贵有今人也。……是后人之规模，前人开之；而前人之堂构，后人肯之。”这句话的再三出现，说明古人视修庙活动为一项继往开来的事业，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

修完庙后，还必须要找到一个擅文者作文来纪念修庙功德，并铭刻于石，才算得功德圆满，即所谓“造像之人不刻石，则弃其功也”。这正是修庙碑文特别多的主要原因。

修庙的经费来源

那么，古人重修庙宇的经费和人力是怎样解决的？就目前看到的寿阳县两百多篇明清重修庙宇碑文看，有以下这样几种做法：

量力捐资，就地取材，多寡不限

一般是由倡议人首先捐出一定数量的银两或地基，成为所谓的“功德主”，其他人群起而响应，采取的办法一般是就地取材，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是时，众人依王公纨举，于以伐东山之木，以为栋梁之材；吊西河之水，为塑画之供。”“贤士君子各发虔诚，负智者献谋，余勇者效力，广积者输财，多藏者纳贿。”这种办法募得的资金一般数目有限。

（2）均摊费用

当第一种办法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时，就会采取第二种办法，即按某一标准均摊所需资金。农村地区一般会采取计亩公输、按粮输财的形式，也就是把修庙所需资金均摊到一个村或者几个村的地亩里面按户收取。这个办法和清代实行的摊丁入亩之法相类似。如果寺庙建在城镇的街道上，还会采取“按房计缗”的方式进行。

（3）令贸易之人多方募化

本来游走四方募化钱财是僧人的典型做法。但到了清代，寿阳县开始出现有计划地选派本村人士到各地募化修庙银两的事例，其范围由近及远，规模日益扩大，远方的商铺成了募化的主要对象。为了募集修庙资金，有的地方甚至会选派出大队人马，远赴京都、张家口、杀虎口、多伦诺尔等地去募化修庙银两，规模之大，令人咋舌：“村众与住持僧宗福议欲重修，奈二事兼举工大，村小独力难成……第见游北京者有人，商西口者有人，且贸易多伦诺尔、乌兰哈达并东口者实繁，有徒咸竭力募化。”这种向远方募化的行为一方面反映了清代寿阳县商业贸易之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修庙活动的花费在清代呈现日益膨胀之势。

拍卖社中物资以筹资金

筹集修庙银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拍卖社中资产：“村旧有三清行祠，奈岁久年远，不无风雨飘摇之恐，里人思有以新之，谋于众，佥曰可。由是虔心募化，量力捐输。社中旧有松树一株，卖银五十二两；地基一块，卖银三十一两。至财用人工有所不给，又按亩均摊焉。”这种办法比较少见。

（5）先集本金，发商生息

当修庙所需资金一时难以筹齐时，还会把先期筹集到的资金作为本金发往商铺生息，以解决日后的修庙费用：“从前旧庙止有三楹，两旁义学肄业之所亦仅四层，又复倾圮，谋为重修，工费浩繁，不能骤举，乃于道光五年，纠合二十六家，各出银十两，在祥符盛铺内立借贷生理，名曰崇文号，本银贰佰六十两作为壹股，铺内身力作为壹股，以待生息，为后日兴工支垫之需。至道光十九年，合算本利，共得银捌百壹拾壹两二钱。”生息银制度在筹集民间修庙资金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金融借贷业的发达。 修庙活动的特点

从寿阳地区的修庙碑文可以看出，重修庙宇活动在当时是一项动员和汇集了地方官员、士绅、僧侣、商人、普通民众等各个阶层普遍参与的浩大工程，具有以下特点：

修庙活动具有持续性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显示，古人的修庙活动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它既是底层民众的精神文化信仰的传承过程，也是一项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和使命感而进行的神圣的事业。在这种使命感下，每当庙宇倾圮破败，就会有人出头倡导重修。每次重修，都会立碑纪念，于是就可以看到，一座古庙，从古到今会留下了一系列的重修碑刻，比如寿阳大乐山的古楞伽寺，共有六篇碑刻传世，最早的一篇是唐代的，还有两篇明代的，三篇清代的。

程序严格、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从寿阳的修庙碑文可以看出，修庙活动在当地是一项程序严格、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活动。从倡议修庙，到选择经理人，再到动员大众捐资捐物，决定修缮范围、请派工匠施工、再到请人撰写碑文，刻石立碑，每道程序都一丝不苟。单是负责修庙的“纠首”，就有总纠首、管事纠首、钱粮纠首、经理纠首、募缘纠首、拨工纠首、开光纠首、会茶纠首、助缘纠首、督工纠首等众多名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修庙活动组织之复杂、分工之细密。在每篇碑文下面，都刻录着参与修庙工匠的种类和姓名，其中最常见的是阴阳、木匠、画匠、石匠、泥水匠、铁匠、瓦匠、铁笔等几类，显示了修庙活动责任到人的特点。

参与阶层众多，修庙动机不一

从重修庙宇碑文中的捐助功德记录可以看出，参与修庙的阶层众多，在《重修朝阳阁并各庙碑记》中曰：“至诚感格，致邑之官长、乡士、耆约、商民以及过往仕官、经商，咸踊跃急公输将。”一般而言，村级小庙的重修者主要是本村社的各级人士，而当地一些著名寺观的重修，参与者就要广泛得多了。

寿阳县的重修庙宇碑文绝大多数出自地方儒生之手，一般村级小庙的碑文作者多是本村本邑的儒学生员，也有少数碑文出自进士出身的当地高级文官之手。

从碑文可以看出，普通民众的修庙动机与地方精英阶层的动机明显不同。地方官员对民间的宗教信仰往往采取的是一种功利性、实用性的态度，鬼神在地方官员眼里更像是自己的同僚，起着无可替代的教化百姓的作用：“治天下之要道，莫大于正人心。有可以正人心者，不必泥古礼之有无。……世有不畏父兄，不畏官长，而一语以冥责鬼诛，莫不竦观而慑志者，是圣人可补天道之憾，而神道即可补人事之憾。”因此，对于村社的重修庙宇活动，地方官员一般持支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百姓“瞻堂殿之庄严，则敬心起；睹墙垣之倾圮，则肆心生”，重修庙宇在地方官眼里是教化百姓的一种有效手段。

修庙规模日益扩大

修庙碑文显示，在清代，寿阳县的各级寺庙均普遍存在扩建改建现象。尤其自乾隆朝中期始，这种现象更加普遍，规模不断扩大。这一方面反映了清中期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富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奢靡之风在修庙活动中的蔓延。

修庙活动对当地的影响

民间持续的修庙活动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村社组织的形成和运作方面，一是体现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维护方面。

每一座神庙往往都是一个信仰圈，很多自然村落因神结缘，结合成一个个联系紧密的宗教团体，春祈秋报，轮流进行祭赛活动：“寿之太平村，有赵文子祠，为十二社人祈禳之所。”为方便民众祈祝活动，神庙既有本庙，又有行祠、行宫之设：“马首郡北有山曰双凤，天地钟灵，山川毓秀，圣母五龙神栖于斯，凡遇旱涝，祷即灵……诸方人民创修庙宇寓，合筑于双凤，分建于各村，良有以也。东广村北旧有行祠，亦历有年矣。”同一祭祀圈者，常常一起举行各种酬神祭神活动。

由于修庙活动所需经费浩繁，有时候其他社的人也会参加进来作助缘者，以村或者社为单位捐钱捐物。这种经常性的互助合作活动对于基层社会组织的团结和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延伸到了修桥、补路等其他地方公益领域中。显而易见，地方的修庙活动对于村社信仰共同体的形成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重修庙宇活动还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维持改善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各地的修庙活动中，往往伴随有买卖和种植树木的活动：“正殿前大明松树一株，戏厂新栽松树六株，戏厂新栽槐树二株，观音庙新栽松树六株。”古人认为，树木与神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种树对于维持寺庙景观的威严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因敬神而起的植树活动此起彼伏，也使乱砍树木得到有效的制止，这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的维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民间信仰在传统中国的生存环境，从民国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间信仰成了旧社会的落后象征遭到了唾弃，民间信仰活动的空间在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变革浪潮中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大量的民间庙宇随着一波一波的破除迷信活动而销声匿迹。现在，那些幸存下来的民间庙宇多被视作具有特定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受到了保护和维修，但它们已经不再与底层民众的信仰发生直接的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