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金银容器

[摘 要]金银器制品在古代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两汉时期，中国的金银器以超乎前代的速度发展起来，开始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新风格。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金银器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作为两汉时期的高等级贵族，一些诸侯王在其墓葬中随葬了数量可观的金银器制品。而在这些众多的随葬金银器中，容器构成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两汉时期；诸侯王墓；金银容器

金银器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度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史和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智慧。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早期，中国已开始使用黄金，在中国河南、河北、陕西、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墓葬中，均发现过为数不多的小件黄金饰品；而白银制品的出现则要稍晚一些，不过，至少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开始有了银制品[1]。虽然相比较前代而言，两汉时期黄金和白银的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其稀有和贵重的属性还是决定了金银制品不太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作为汉代的高级统治贵族，诸侯王不仅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还有权在自己的封邑里征收各种赋税，再加上汉代贵族阶层对金银器的偏好，使得一些诸侯王将金银器纳入自己的随葬品成为可能。目前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这么说，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构成了两汉时期金银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些数量可观的随葬金银器中，容器又是不可忽视的部分，有关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金银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对于探讨两汉时期金银器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当时金银器的发展状况及汉代诸侯王墓的随葬习俗等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意义。本文拟对部分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金银容器进行一些简单的整理与分析，旨在对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金银容器的形制、制造工艺及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金银容器所反映出的相关社会等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汉代金银器发现及研究概况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汉代的金银器大部分出自墓葬之中，尤其是高等级贵族的墓葬，而诸侯王墓葬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可以这么说，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构成了汉代金银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汉代诸侯王这一级别（包括诸侯王的王后及嫔妃）的墓葬大概有数十座之多，分布范围非常广，尤其集中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等中东部省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都随葬有金银器。比较重要的有洛庄汉墓、九龙山汉墓、双乳山一号汉墓、窝托村齐王墓随葬坑、满城汉墓、定县40号汉墓、狮子山楚王墓、西汉南越王墓、定县43号汉墓、邗江甘泉二号汉墓等。其中多者出土金银器近百件，少者只有数件，差别较大，这或许与诸侯国自身的国力差异及墓葬保存状况有关。这些金银器种类多样、用途各异，大致包括生活用具、车马器、人体及器物上的饰件、印章、货币等几类。

有关汉代的金银器，齐东方先生在其部分论著中进行过一些总结，内容涉及考古发现和制作工艺等诸多内容，是对这方面研究极为有意义的探索[2]。此外，包括韩伟先生在内的多位学者都对汉代的金银器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为以后更进一步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专门论述汉代金银器的论著，可以说，对于这一时期金银器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4]。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进入唐代以后我国的金银器才发展繁荣起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代金银器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汉代金银器在我国金银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

二、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金银容器概况

本文所提到的金银容器不仅指纯金银质地的容器，还包括了铜质的鎏金银容器、包金容器和错金银容器，其中鎏金银容器又可划分为通体鎏金银者和局部鎏金银者，但采用金银进行装饰的漆器等其它质地器物不包括在内。

本文从汉代诸侯王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及简报中共搜集到73件金银容器的资料。其中，不见纯金质地的容器，而铜质鎏金、包金和错金银容器的发现数量则较多，共54件，形制包括舟、壶、盆、、、钫、杯、盒、釜、盘等，其中个别容器兼有鎏金和鎏银。与金质容器的情况相反，银质容器多为纯银质地，铜质鎏银容器少见，这可能和银的自身属性及产量有关。本文共搜集到银质容器19件，形制分别为盆、、盒、盘、卮、碗、、洗和釜。限于考古新发现及个人搜集资料的能力，上述数据还有待作进一步的补充。

三、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金银容器的制造工艺

限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我国古代金银器制品在诞生之初，在制作工艺上常效仿青铜器制品，较多地采用范铸工艺，但随着人们对黄金和白银属性的深入了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也逐渐发展起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充分体现出了当时金银器加工的高超水准。简单总结起来，汉代金银容器的制造工艺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1.范铸工艺

范铸工艺是最早的金属加工工艺之一，伴随着商周时期青铜器制造的发展，范铸工艺成为制造青铜器最为常见的工艺方法，因此将其移植到金银器制造中的时候已经是十分成熟的一种工艺了。与其它工艺相比，铸造工艺是一项相对较简单的工艺，先根据器形的需要制范，再将熔化的金银溶液倒入事先制好的范中，待其冷却成形就可以了。使用范铸工艺制造金银容器最大的优势在于范铸工艺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特别是从商周时期青铜器制造中传承下来的宝贵经验，使得手工业者在使用这项工艺时驾轻就熟。但使用这项工艺必须掌握好金属的熔点，且在制造时对于原材料的耗费较高，制造出的器物显得较为厚重。

2.锤揲工艺

锤揲工艺也是金银器制造较早采用的工艺之一，这种工艺的采用主要缘于人们对于黄金和白银自然属性的深入认识，如硬度适中，延展性极佳，且易锤打成形等等。锤揲属于锻造技术，可以冷锻，也可以经过热处理[5]。其方法程序大致为先将金银锤打成片状，再根据需要锤打成形，最后经过加工修整，一件利用锤揲工艺制造的金银器就算完成了。锤揲工艺不仅可以用以制造整件器物，还可以用来制造器物上的花纹装饰。锤揲的采用与金银本身的自然属性关系密切，这一工艺相比于铸造工艺对于原材料的耗费较低，且更利于制造出纷繁复杂的器形及装饰。 3.鎏金银工艺

鎏金银工艺可根据所用材质细分为鎏金、鎏银工艺，这种工艺是青铜器的传统装饰工艺，后来被用于铜器、银器和铁器的装饰。其制造方法是首先将金银放入坩埚中加热熔化，再加入一定比例的水银，调和两者成泥状，然后将金银与水银的泥状混合物均匀地涂于器物表面，再烘烤器物，使水银挥发，金银便留在了器物表面，鎏金银器遂制造完成。本文搜集的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铜质鎏金银容器中，以铜质鎏金容器数量最多，铜质鎏银容器少见，个别器物兼有鎏金和鎏银装饰，在一些银质容器上发现有鎏金装饰。

4.其它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的工艺外，还有两种制造工艺，即错金银工艺和包金工艺，前者是将金银镶嵌入器物表面事先用利器錾刻出的细槽之中，再经修整打磨；后者则是将黄金加工成厚度极薄的金箔，再根据需要剪切成形并贴饰于器物的表面之上。但是，相比于范铸、锤揲和鎏金银工艺，包金及错金银工艺在汉代的金银器制造中应用的次数还是比较少的。

四、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金银容器与当时的社会

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金银容器反映出了两汉时期金银器制造的高度发展，这与汉代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关系密切，但也不可避免地深受着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透过这些器物本身，我们可以读出些许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内涵。

通过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得知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金银容器种类多样，用途广泛，食器、酒器、沐浴用具、药具、明器，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两汉时期的诸侯王不仅在生前占有这些珍贵的器具，就连死后也要以之陪葬，这种行为背后寄托了很深的寓意。

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一直难以摆脱“长生不老”思想的诱惑，西汉时的方士更是反复向统治者灌输“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6]的观念，并普遍为统治者所采信，这对于汉代金银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正是出于想要长生不老的特殊目的，汉代的诸侯王在其墓葬中随葬有数量可观的金银器，其中不乏一些日常生活用具，甚至是医药工具，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统治者们渴求延长生命的愿望。

另外，虽然说两汉时期黄金和白银的产量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其稀有的属性还是决定了金银制品不太可能被普通老百姓所利用，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封建贵族才得以享用，而黄金和白银的珍贵属性及亮丽外表正好也迎合了封建贵族们的喜好，代表了他们的地位与权势，加之当时“侍死如生”的社会风气，诸侯王们随葬金银容器的举措就可以理解了。如此，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汉代诸侯王墓中不见纯金容器且出土的鎏金银容器的数量要远多于纯银容器。

除去上面两种作用，金银容器还体现出了“社会运转的润滑剂”的作用，皇帝赏赐臣下经常会用到一些金银容器[7]。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乳钉纹壶曾一度为长乐宫中之物，而另一件用来盛酒的鎏金银蟠龙纹壶，原为楚元王刘交所拥有，“七国之乱”后收归宫中，皇帝则将其转赐给了刘胜[8]。这个例子就是对金银容器所扮演角色的最好说明。

五、结语

本文共搜集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金银容器共七十三件，其中大部分为铜质鎏金和纯银质容器，这些容器主要由范铸、锤揲、鎏金银工艺制成，个别容器的制造采取了错金银及包金工艺。在汉代社会，这些金银容器的社会角色体现为统治者延年益寿思想的寄托、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和皇帝赏赐臣下的工具。

金银容器是金银器制造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代诸侯王墓中随葬的金银容器，不仅体现出了两汉时期我国金银器加工的水平，结合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更增进了我们对汉代社会的认识。同时，通过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的金银容器的发展状况，不难看出，经历过前代长时间的发展与积累，汉代的金银器已经开始逐渐摆脱不成熟的面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为后代金银器的发展与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