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亲爱的

因为电影《亲爱的》热播，他们又一次受到关注，可他们的孩子仍然杳无音讯。因为丢了孩子，这群原本的陌生人有了交集。命运的偶然，逼迫他们回答同一个问题：“丢子之后，如何继续生活？”

四年里，孙海洋搬了二十余趟家。2013年3月，他还能记起自己搬家十三次，眼下已数不清楚。在一个地方住久了，邻里间就会响起闲言碎语，落点大都是“孩子丢了这么多年，肯定找不回来了”。孙海洋受不了这一句。

孙海洋是深圳寻子家长的领头人之一，也是近期热播电影《亲爱的》里韩德忠的原型。他听过无数心碎的故事。因为丢失了孩子，这群原本的陌生人有了交集。命运的偶然，逼迫他们回答同一个问题：“丢子之后，如何继续生活？”

这令人痛苦。一些人因无法忍受而自杀、疯癫、意外死亡；一些人的家庭被彻底扯碎，离婚后各自背负；一些人在寻子无果后又要了一个孩子，给绝望生活添加少许希望。

选择各不相同，但这问题绕不过去。那个丢失的孩子，是父母心头的死结。“心一直是揪着的，怎么揉也揉不开。”孙海洋说。这个结的残酷在于，因为抱着找回来的渺茫希望，父母亲永远放不下过往，无法重新开始正常生活。他们只能一直寻找下去。这希望，既是痛苦里的一丝甜头，又牵绊着他们，留在这化不开的痛苦里。

苦涩的希望

孙海洋现住在深圳“关外”，远离市区的北部城郊。电影里，他是个有钱人。现实中，他家进门是张木床，裸露的床头没有刷漆。房间家什寥寥无几，余下的是一座风扇、一张桌子和几个塑料椅。因为不时外出寻子，他无法应付定时定点的工作。于是有了那辆老旧的银灰色轿车，他开着车在城里兜客，支应生活。

电影上映之后，孙海洋的手机短信、微博收到了数不清的消息，有一部分鼓励，剩余多是疑似孙卓的孩子照片和信息。七年的寻找后，他攒了好些经验，辨别哪些是误认，哪些是刻意欺骗。“那些路边乞讨的孩子，肯定不是孙卓。”他想，人贩子把自己孩子拐走，会直接高价卖给要男孩的家庭，何苦将隐忧留在身边。手机不时响起又挂断，打来的都是陌生号码。孙海洋并不回复，说那是看到寻子信息的人在确认他的电话是否畅通。

当年的他远不如今日淡定。孙卓的寻人启事漫天散发时，这位悲痛慌张的父亲也接到了无数电话信息。他被骗过，被威胁过，被一些看上去跟儿子略微相像的照片牵着，走了很多地方。一次，孙海洋循着线索去了宁夏，坐完火车换汽车，路上还把手机丢了。念子心切，在当地一家幼儿园里，他看着那个和孙卓一般大的小孩，竟说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儿子。他搂过孩子，往头顶一看，就颓然坐在一旁哇哇大哭起来。那孩子头顶只有一个涡，而孙卓有两个。

孙卓刚在深圳白石洲走丢那一阵，这位父亲半夜在附近的街巷里兜圈子，搜寻孩子的踪影。他找过白石洲一带二十多个算命先生，都说孩子一定能回来。找回孩子的信念起初强大，后来被总是落空的线索侵蚀。家中老人犯病住院，妻子患上抑郁症。但一个线索落空，不久又有另一个补进来，支撑着孙海洋一家。

不曾断绝的线索，有赖于各地寻子家长自发结成的联盟，联盟以QQ群和线下活动的方式建起家长间的联系。他们会分享各地丢失孩子的信息、防拐知识，共同组织街头寻子活动，或到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孙海洋说这群人不是朋友，是亲人。这深深的情谊，仰赖于一些共通的东西，包括无人可诉的悲伤、寻子过程中对一些职能部门的不满和完善打拐相关法规的诉求。

在QQ群里，孙海洋结识了彭高峰。彭高峰是电影里田文军的原型。两人都是从湖北来深圳打工，儿子被拐时都是三岁半，相似的境遇让两个人在现实寻子过程里建立起关联和陪伴。寻子过程中，彭高峰在天涯网站和博客中用日记记录寻找点滴。他的寻子日记感动了大批网友。2011年，通过邓飞等大V的微博转发，彭高峰寻子事件在网络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通过网友提供的线索，他在江苏邳州市找回了丢失三年的儿子乐乐。整个过程，孙海洋一直陪同在侧。

孩子失而复得后，彭高峰第一次帮孩子洗澡，他边往下搓孩子身上的泥垢边掉眼泪。头几天，彭高峰不敢让乐乐离开视线，半夜起身上厕所，都要抱着他。

2012年，《亲爱的》编剧张冀听到了彭高峰的故事，随后介绍给导演陈可辛。在深圳，陈可辛和电影两位原型彭高峰、孙海洋见过几次，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孙海洋陪着彭高峰接回儿子并送回老家。在彭子的生日宴上，孙海洋忍不住痛哭起来。“大家都在庆贺，在欢呼，我一个人在旁，内心很复杂，很痛苦。”孙海洋当时想，“我也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回来的不是我的孩子？”

彭高峰寻回的儿子既昭示着希望，也让其他家长觉得羡慕，乃至失落。现在，彭高峰跟群里的家长联系少了，参加活动也不似从前积极。彭高峰觉得自己身份尴尬，不晓得要用何种姿态。他现在做得最多的，是在微博上转发其他人的寻子信息。孙海洋觉得理解：“他也要开始自己的生活。”

在石岩镇罗租村的一家网吧楼上，彭高峰说起寻子家长结成联盟的意义所在。“我们这种人心都快腐烂了。把孩子丢了，总感觉低人一等，好像上辈子做了多大缺德的事情。”和电影中不同，彭高峰并没有和妻子离婚。没找回孩子前，彭高峰和妻子不能听旁人的安慰和任何关于孩子的话题。“一听就走，他们哪会懂得我们的痛苦。”可他们又需要倾诉，因为心里太苦。直到加入寻子家长的群体，彭高峰和妻子才发现，全国竟有如此多的父母有着相同的遭遇，自己并不孤立无援。本是陌生人，但他们能真切理解彼此的悲伤，有着共同的目标，因而相互产生依赖，彼此鼓励，彼此支持。

孙海洋偶尔会梦见自己的小孩。孙卓还是丢失时候的样子，没有长大。“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三岁的小孩子，我担心他过得好不好，到七十岁还是会想他的。”

没有尽头

杨素慧的左眼是浑浊的，两眼都没有光芒。她递来自己制作的寻子卡片，双手的指甲缝都是黑黢黢的污垢。随身的水杯泡着对肺有益的药茶。2014年儿童节，这个固定的家长要出门搞寻子活动的日子，杨素慧病倒了。她因肺气管堵塞，一个人住进医院，没有人来看她。

那只浑浊的眼睛，归咎于常年的失眠。现在她每晚能睡两小时左右。醒时，她翻翻养生书，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每天在“宝贝寻家”的信息列表里来回翻找几遍，试图发现和自己儿子剑锋相似的寻亲孩子。

这名单身母亲的希望是，长大成人的剑锋发现自己并非养父母所生，到网上发布信息寻找亲生父母。目前，“宝贝回家”网站上有10858人在寻找自己的父母亲。寄托于此，她开始吃中药、保养身体。另一项重要的每日任务是，她用QQ、手机跟疑似剑锋的年轻人聊天，了解他们，鼓励他们去做DNA检测。有各种原因阻挡着这些年轻人做DNA检测，比如顾念养父母的感受。

杨素慧丝毫不怀疑这寄托的真实性。她已经帮助一名叫梁东升的年轻人找回父母亲。她曾怀疑梁东升是自己的孩子，在网上断断续续联络三年，才成功说服梁东升做DNA检测。检测结果跟杨素慧并不匹配，但在公安部门搭建的DNA查询系统里，梁东升找到了四川的父母。

这是杨素慧寻子的第二十四年。1991年6月5日，四岁的徐剑锋在广州南方大厦二楼被一对男女拐走。那名男子是杨素慧夫妻档口的常客。当时看护孩子的父亲告诉警方，自己抽了根该男子递上的香烟，随即陷入昏迷。

不幸降临的最初，大部分父母的反应步骤相似：报案，发动朋友到附近、车站寻找，张贴寻人启事（那时还没有微博），在报纸电视台发布寻人信息，寻求媒体帮助……之后，是无尽的追寻。

“以前一个人的时候觉得自己命很苦，后来才知道，比自己更苦的大有人在。”2009年，杨素慧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登记了剑锋的寻人信息，并加入到孙海洋等人的寻子家长群体。她热心于群体组织的各种活动，手机里存了大量活动照片。她跟很多寻子家长建立了密切的个人交际，但杨素慧对依靠网站找到儿子并不抱太大希望。“梁东升的信息在网站上挂了三年都没有结果。更多还是要靠自己。”

剑锋还有个姐姐。丢子第二年，杨素慧把女儿送回了浙江老家。她和丈夫相互埋怨，吵得厉害，丈夫开始很少回家。随后，二人于2000年协议离婚。

杨素慧说当时自己疯疯癫癫找了两三年，撑不下去了。她变卖家里值钱的首饰，向老家的亲人要钱，支付寻子的费用。一路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有什么感受，她都清楚地记下来。“当时我想，如果小孩找到了，就给他看，让他知道妈妈找他找得多辛苦。”但孩子始终没有消息。某次情绪崩溃的时候，杨素慧把那本厚厚的笔记烧掉了。剑锋丢的第三年，杨素慧一度窘迫到无家可归，夜晚只能躲在老乡家外面，靠着凳子睡一会儿。

“我们的要求很低很低的。”杨素慧总结自己和其他寻子家长的心愿，只是想知道孩子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在这条寻子之路上，杨素慧还看不到尽头，又无路可退。她已经六七年没有回过浙江的老家了，孤身漂泊在外。因自小疏于关爱，她跟女儿的关系也很生疏。“她过她自己的生活，也不找弟弟。”女儿最近结婚了，还生了孩子。这一切，杨素慧只是被告知了结果，没有任何参与。

“女儿现在对你怎么样？”面对这个略显残忍的问题，杨素慧想了想，“还可以。说不上来。”

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起这样的寻找。孙海洋接触过各种各样半途夭折的故事。有苦苦寻儿十五年，筋疲力尽，从楼上一跃而下的抑郁症父亲；有为寻子到异乡卖菜，一大清早被车双双撞死的寻子夫妻；有外出寻子再也没回来的丈夫。夫妻离婚、一夜白头、被心理疾病困扰的情况，更是难以数清。有的家长寻求信仰的支撑。比如，罗超凡的母亲开始信神，她热衷于参加各种义工活动，包括扫街，期望通过做好事积德，保佑儿子早日回家。

在看不到尽头的寻找里，寻子联盟的存在给家长们提供了极大的慰藉。孙海洋说，一到儿童节、中秋节等节日，寻子家长们在家是坐不住的。这些是寻子联盟固定的活动日。家长们上街派发防拐传单，组织寻亲活动，以排遣或逃避内心的凄苦。在丢子的寒流里，这个联盟提供了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