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和一千年

键盘上敲出“一百年和一千年”这行题目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一幅长轴画面，首尾两端标注着以时间为刻度的路标，开头的路标上写着公元1115年。这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女真民族在一位名叫完颜阿骨打的头领带领下，定都在哈尔滨地区阿什河畔，史称金上京会宁府。从此，他们纵横四海，亡大辽、灭北宋、降伏西夏，几十年间成就了一个领土辽阔的庞大帝国。但是随后，在另一个更强悍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攻击下，大金国灰飞烟灭。会宁府所在地的哈尔滨地区又复归自然变成人迹罕至的广袤草原。时光走到这里转瞬即逝，直至第二处路标才恢复了娓娓道来的节奏。第二处路标位于一百年前的1898年，一支远道而来的俄国殖民队，沿松花江溯源而上，在八百年前金戈铁马的哈尔滨地区停了下来，他们在图纸上画出一个丁字图形，交叉点处圈了一个圆。从此，这里寂静破碎，甚至有些喧闹，间或还伴随着隆隆炮声，响度远超过当年的战马嘶鸣，再后来，这里出现了一座当地人以为长相奇特的大城市，其政权交替更迭，百姓起起落落。

这就是我眼中的哈尔滨历史，简练到“一百年和一千年”即可概况。但是对如何认识、总结和运用这些史实，历史学家们却是各执一词，针锋相对。早在二十年多年前，我参加工作之初，就听说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争论激烈，有“中东铁路说”、“设治说”、和“金源文化说”等多方观点。2005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提出“千年文脉、百年设治”的大历史观，盘根交错的情势才得以趋缓，很多学者回归到对历史本身的考证和研究中。然而，伴随2006年哈尔滨市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把阿城市纳入城区后，“城史纪元”的争论有重新抬头的趋势。秉持“金源文化”说的学者和相关人员透过多种渠道重申哈尔滨应该正本溯源，按完颜阿骨打确立会宁府为都城的日子定为哈尔滨城史纪元日。

作为地方志的编研者，我非任何学说的拥趸，如果本文不慎流露出对某一派的好感，只是基于对历史本来的认同，而非赞成他们的主张。在我看来，历史事实之于纪念日，差不多相当于在松花江上刻舟求剑，目的不过是要在大脑沟回中打上一枚醒目的标签。但事实本身不会因为有无标签，不论象征着光荣还是耻辱而变得光明或是黑暗。逝去的不能，未来的也不能。

事实上，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的争执并非是为了拂去历史灰尘，或者说这不是主要目的，各方分歧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在历史的意义和作用、如何让历史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的问题上，即“古为今用”。通俗地解释就是，我同意你的论据但是不同意你的结论。各学说的专家学者们从良好愿望出发，以各自角度、不同的解读方式，试图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以便自己的城市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这种对同一事实产生不同结论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其中最通俗的现象是世界各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国并非总处于世界中心。应该说，世界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个中心，世界却还是那个世界。对此我们并不能称其他国家是盲人摸象。

但是“城史纪元”争论的复杂性远远不是世界地图这个单一层面不同角度所能比拟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之所以多年无法形成共识，就是因为争论的实质早已脱离学术范畴，融合了意识形态、经济增长、民族情感等多种因素。至少在我看过的言论中，多数都在强调自己观点对扩大哈尔滨知名度、增强市民自豪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既然如此，这个问题就已经不是方志学者们的使命以及能够承担的了。

历史当然可以古为今用，无论是卧薪尝胆一类的铭志，还是以祖宗荣耀为精神支柱，或是把历史当成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但是中西方古为今用的做法却有着显著差别。我们不妨看看殖民者是如何对待他们自己的历史，从中汲取营养的。

1840年，拿破仑离世十九年后，他的棺柩终于荣归故里。那一天，在他为自己建造的、生前却无缘通过的凯旋门前，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山呼“皇帝万岁”，以纪念这位给法国带来至高尊严的独裁者。事实的确如此，拿破仑之外，之前到现在，法国几乎再未有过战场上能拿得出手的荣耀。从这个意义上说，再隆重的祭奠仪式、再伟大的评价，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拿破仑都不过分。然而，仅过了四十五年，簇拥在拿破仑周围的光环就移情别恋。1885年，专门标榜文治武功的凯旋门迎来了第二次葬礼，葬礼的主人是一位作家，把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尺摆放在法国人面前的作家雨果。这一天举国哀悼，巴黎市民全部涌向街道，涌向凯旋门，为作家送行。《带一本书去巴黎》的作者林达谈到这一幕时写到，“到此，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

法国人用四十五年时间摒弃了寄托在拿破仑身上的尊严和虚荣，皈依到雨果倡导的每个人都存在的善与人性，人生而平等的自尊自爱的理念中，进而完成了从拜鬼神、拜权威到拜自己内心的进化过程，构建出以平等为基石的法兰西文化和价值观。或许正因为此，这个历史上战败次数最多的西方国家，才能够屡败而不衰，傲然于世。

我这般评价法国显然是一种笼而同之的概括，法兰西精神的凯旋门并非这般顺风顺水，凭一个作家的警醒就一夜建成。随后的巴黎公社为他们提供了相反方向的极端样板，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战争都可以视作抽打这个高傲民族回归到雨果朴素理念中的皮鞭。

其他的西方国家也大体如此，把历史当成思想库，在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中汲取养分，结合现实生活的积极因素，最终融汇成他们称之为价值观的国家精神。

我们对历史的习惯态度与雨果时代前的巴黎人凭拿破仑增强自豪感有类似之处，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把历史看成了经验库，比如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最令人熟悉的一把钥匙是以史为鉴。从这个角度看哈尔滨历史，更简练的概括只有两个字，屈辱。西方列强咳嗽一次，哈尔滨就地震一回。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日本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性排斥犹太人风潮、协约国武力干预苏联、西方经济危机、日寇入侵。不管我们是旁观者还是始作俑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受害者，无一例外。抗战时期流行的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其实早在世纪之交就飘荡在了黑土地的上空。至于说自豪感，恕我愚钝，实在难以看到让人为之一振的事情，包括清政府的设治和开埠，就大趋势而言，哪一个动作不是修修补补的裱糊行为。 如果城市的文明史中必须要有生日的蜡烛，我更加倾向在经验库里挑一个让人不敢直面的倒霉日而非光荣日。励志比起快乐，能让人发奋图强。比如“九一八”纪念日里响彻全城的警报，让你没法忘记。

换言之，即便是哈尔滨扯起了八百年建城史的大旗，在面对已风化为土堆的会宁府城墙、几十件锈迹斑斑的文物，以及簇新的金太祖雕像时，参观者油然而生的恐怕不会是对身后那座充满欧陆风情城市的自豪感，应该是对女真部落的悲悯同情。一个强悍如刀、改变过世界的民族，竟至于斯。同样，我们当然有权力、有理由宣告哈尔滨是由中国人建立的，问题是，在纪念城市华诞的庆典中，市民们透过烟花看到的是努力挺直羸弱身躯的大清官吏？还是为所欲为的殖民者？还有，地处城市边缘，已被翻修一新的道台府，比起哈尔滨的另一座权力机关建筑，中东铁路局的石头大楼，能胜过半点声势吗？在索菲亚教堂广场，在教育书店楼下，在马迭尔宾馆门前，在遍及哈尔滨城区的教堂里，游人们发自内心的赞叹声中，有多少是送给百年前的中国人的？

但这些并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不是要评价哪个纪元学说更为合理和科学，也无意比较中外历史观的优劣。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把差不多所有旧时代的屈辱处理成民族复兴的动力，把差不多所有先人的光荣，功勋章一般挂在自己的胸前，历史并没有变得结实而清晰，成为未来的标尺和凛然的尊严，反而如面前的一团铅块色迷雾令我茫然若失，就像当下钢筋混凝土打造的世界却并未给人安全感一样。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今日之中国比起百年前，除国力不可同日而语，强大富裕得多，还有哪些进步；是否完成了一百年前法国人完成了的进化，拜神、拜权到拜自身；是否建成了百年前学者梦寐以求的价值观和精神体系大厦；是否有把握，即便黑暗重现，在赶走入侵者后，就能够以和平手段迅速完成国家重建，而不必以内战方式决定民族未来。

总之，不管我们如何宣传历史悠久，在多数国人眼中，哈尔滨还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如果以开头用做修辞的长轴比喻，画面才刚刚展开，文明有待培育，不足有待弥补。但是，这里更有机会创造历史、改变历史。其中的关键，是我们能否能摘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直视先人和我们自己书写的历史，包括屈辱的身世，进而建立起自信、乐观、坦诚、友爱的精神家园。如果能形成如上共识，关于“城史纪元”的困局，我以为一定能迎刃而解。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事地方志工作让我获益匪浅，不但系统地学习了解到自己故乡的演变和由来，从上古时期，就有先人踏上了这片冰雪之地，晚清之后，这里更是汇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力量和财富，不管他们主观目的如何，和我们前辈们一道把一个北疆的农耕之地建设成了恣意盎然的大都市；同时撰写本篇文章给我提供了梳理历史观感碎片的机会，如果如上文字存在行文错误和认识上的偏颇以及无意间流露出的懈怠，都是无心之作，敬请谅解指正。其实，几千字的赘言只为了说一句话，我们这个被世界公认的勤劳智慧的民族，若是能做到真实坦诚公正，心怀理想，放下负担，就远远不是复兴的问题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伟大博弈》一书的作者戈登介绍美国的一段文字，姑且以之为结尾，送给本文读者，还有我的城市。

“美国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历史，早期的美国人都是欧洲移民，他们中大部分人是英国人后裔。他们飘洋过海，横跨3000英里的大西洋――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旅程，需要长达一个月时间，有时甚至两个月。但这样一个漫长旅途也使他们有机会在途中抛弃掉很多文化垃圾――传统文化的垃圾，而在新大陆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