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隶书碑刻书风的变化及原因分析

[摘 要]随着隶书在汉代的成熟，汉碑也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并且不同时期隶书碑刻的风格各异。从济宁现存的汉碑中可以看出汉代隶书碑刻书风的变化经历了西汉前期带有篆书遗韵的古拙、浑穆，西汉中期至东汉初的质朴无华和东汉中期以后的庄重严整并伴有藻饰之风三个阶段。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多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有关。

[关键词]济宁汉碑；隶书碑刻；书风；变化；原因

一般认为，隶书作为一种书体自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秦朝时有了一定的发展，演变为后世所称的古隶。

（1）但是，汉代以前隶书的使用并不广泛，在秦朝的地位也远在官方通用文字小篆之下。隶书真正崛起并取代小篆成为通用文字是在两汉时期，主要是因其简单易书而适应了西汉以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汉代逐渐成熟的隶书在我国书法史上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它上承古篆遗绪，与小篆并辔，下开魏晋草、楷、行书新脉，实为中国书法艺术之基石”[1]116。

汉代文字书写的载体沿袭了此前的竹简、木牍、帛书、碑碣、摩崖刻石、金属器等。但在诸多载体中，保存下来数量最多的是碑碣刻石，特别是东汉时期“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2]214由于隶书在汉代成为通用的书体，再加上隶书在石质载体上携刻起来灵活随意，所以汉代碑刻中又以隶书碑刻为主；目前，现存汉代碑刻中分布广泛，影响较大，保存较好的也多以这类碑刻为主。

对两汉时期隶书碑刻书风变化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政治范畴上的西汉和东汉来分别看待，而应将两汉作为一个整体从不同阶段的特征上分析。遍览济宁各地所存汉碑，从书法风格上我们可将两汉时期的碑刻书风分为三个阶段③：西汉中期以前的古拙浑穆、沉厚不扬并略带篆意；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的朴实无华但渐趋生动洒脱；东汉中期以后的庄重严整、拘谨典雅而略显装饰。

西汉前期的刻石本来就少，而又处于由篆书向隶书的转变阶段，所以隶书刻石更是少之又少。济宁现存汉碑中属于这一时期的当属曲阜孔庙内的《鲁灵光殿遗址刻石》。这块刻石在书法风格上最大的特点是书体带有浓重的篆意，字体的态势刚出现由篆书的纵势向隶书的横势转化，开始趋于扁平。[4]32因此，也有人将其列为篆书刻石，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时期隶书碑刻在字体结构等方面虽不及东汉时期成熟了的汉隶，但与秦及以前的篆书相比确实发生了笔势和结构上的变化，只不过保留了重重的篆意而已。从刻石的字体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古拙浑穆之气，在布白上虽然粗糙、简率，毫无波挑可言，但是与秦篆的整齐肃穆迥然不同。所以丁文隽先生在《书法经论》中指出：“汉初尊儒重道，致尚宽厚，故书法亦多浑厚朴茂之气，与秦之一味严刻者不同耳。”[5]31

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的隶书碑刻书风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两汉隶书碑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碑刻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与东汉中后期相比仍然显得较为稀少。济宁目前现存这一时期的碑刻也不太多，但有一些却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如《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公元16年）。《五凤二年刻石》是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所刻，为典型的西汉中后期碑刻。碑刻虽只有寥寥十三字，但个个字体质朴、雍容洒脱，整体布局自然，完全符合这一时期的隶书书风。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提跋》中对其的评价是：“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6]119

《莱子侯刻石》也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碑刻，为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所刻，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从整体上看，刻石用刀犀利，结字方峻，在书法风格上自然朴拙，无波磔，也无修饰之迹。碑刻的珍贵程度且不说，单就其颇类汉代金文风采的字体结构就可以看出朴实无华之风。从上述两块碑刻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碑刻书风一方面以朴实为主的同时已然出现了提按分明、形态撩人的生动笔画，另一方面在书体结构上仍然波磔不明，保留了大量的篆书行构，但隶书成分已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汉碑中数量最多的莫过于东汉中期以后的碑刻，特别是桓灵之际刻碑之风大兴，一时碑碣云集。济宁的汉碑中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一时期的碑刻，且碑刻上隶书书体已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典型代表如上面提及的“孔庙三碑”，此外还有位于济宁市博物馆的《景君碑》（公元143年）、《鲁峻碑》（公元173年）、《郑固碑》（公元158年）等，位于曲阜孔庙的《孔宙碑》（公元164年）、《孔彪碑》（公元171年）、《熹平残碑》（公元173年）等。上述碑刻中有很多是汉隶成熟时期的作品，所以有人甚至指出“作为书法概念的汉碑，一般是指桓灵之际能够体现‘汉隶’书法特点的碑刻”[7]53。 这一时期，隶书碑刻的总体风格是端凝典雅、庄重严整，带有钟鼓肃穆的庙堂气息。这种风格不是从前一阶段的书风中突变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而至，在转变的过程中不免会在一些碑刻上留下烙印。如立于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的《景君碑》字体纵长，笔力瘦硬，仍部分带有篆意。由此可以看出已处于东汉中期的《景君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前一阶段碑刻书风的特征。此后，隶书碑刻逐渐趋向端庄典雅，典型代表是堪称“汉碑中第一”的《礼器碑》。全碑风格统一，结体严谨，于端庄雅丽中透出雄健刚强的特征，在平正中充满奇特之气。这也说明了汉碑尚没有完全进入拘谨整饬、法度严谨的轨道。但接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隶书碑刻自然而然地进入平正端庄、矩度森然的境地。如《乙瑛碑》字体端庄凝重，方正沉厚，波磔分明，笔法十分规范。《史晨碑》用笔精细工整，结体严谨，讲究对称平衡，布白匀整至极，以致于方朔在评《史晨碑》时称：“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8]136。《孔宙碑》行文齐整，“波撇并出，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规矩，得平整舒展之美”[9]104。所以从上述几碑的风格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隶书碑刻已然是具有庙堂肃穆气象，平整端庄型的汉碑。

西汉前期古拙浑穆、沉厚不扬书风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汉承秦制，在书提上沿用了秦代的古隶，而古隶在很大程度上是小篆的变体，所以这一阶段隶书的篆意很浓。另一方面，西汉初年统治阶级为恢复生产奉行黄老之道，实行无为而治，从上到下节约之风盛行。这种社会风气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碑刻上一是刻石数量少，二是碑刻不加修饰，简洁古朴。

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隶书碑刻书风逐渐朴实无华并且在点画上呈现出生动洒脱的迹象。出现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主要是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天人感应论对六经加以解释后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西汉中后期以后特别是东汉前期谶纬思想风靡一时。反映在碑刻上即逐渐出现略以装饰的波尾，字体时常出现垂直、横扫的气势。

东汉中期以后的书风急剧转化，由端庄典雅到平正严谨，再到正襟危坐并最终走向停匀板滞，这同样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分不开。一方面，东汉中期以后，作为统治阶级支柱的豪强地主势力空前膨胀，以豪强、官僚为主的府主、举主与其故吏、门生、弟子形成了一个个具有君臣纽带关系的利益集团。门生故吏、弟子等为尽忠于其府主、举主而立碑颂德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集古录》中就有相关记载：“汉公卿卒，故吏、门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11]93。济宁汉碑中最具代表性的此类碑刻有《景君碑》、《鲁峻碑》。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士子重名节、重声誉的风气，因此也多出现被征辟（举孝廉）的情况，社会上极力称颂这类人的操行与才干，刻碑颂扬就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如位于济宁博物馆的《武荣碑》就是为称颂当时颇具操行的士子武荣所立。上述社会风气下所立碑刻的内容多溢美浮夸，书风力求端庄平正，以反映所颂之人的品行。同时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汉隶最终趋向板滞僵化，失去了其特有的风姿和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