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摘 要]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极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宦官作为一股独特的势力，他们除了承担传统的内廷杂务之外，还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活动，进而对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宦官政治的影响，宦官专权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士风――谄媚依附之风和刚正不阿之气节，也对文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关键词]明代；宦官；士风；文学

中国的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一直到清朝从未间断。宦官是封建社会帝王宫廷中的奴仆，他们和皇帝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份，从而在封建腐朽统治的这种环境下，宦官常常会演变成一种不可抵挡的实力，变成“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的擅权者。明代宦官中虽不乏谨慎任职之人，如弘治时怀恩、覃吉，万历时陈矩，天启时王安等，但极为少见。在明代这个中国历史上宦官势力强大的朝代里，多数宦官借助皇威，干预朝政，并对当时社会文化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

有关明代宦官的研究一直颇受学术界关注，以往对明代宦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影响，而有关宦官对文化的影响却很少。近年来相关论文阐述宦官的文化水平和诗作，但是没有系统全面的进行论证宦官政治对于明代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宦官对士风、文学等方面阐述宦官对文化的影响。

一、明代宦官专权的发展概况

宦官政治几乎伴随着专制皇权的始末，宦官干政的情况，可谓不绝于书。著名的如秦二世时指鹿为马的赵高，唐玄宗时高力士擅权等等。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初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为了防止太监干预朝政，朱元璋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特别是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预外事，预者斩。’诸有司不得与文移往来。”

但是，宦官的发展没有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宦官正式走上明朝政治舞台，是在“靖难之役”后。“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永乐朝对宦官很是优待，开始重用宦官。诚如《明史》所言：“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2]

到明朝中叶，宦官开始把持国柄，愈演愈烈。如英宗时期的王振，武宗时期的刘瑾。明末熹宗时期，更产生了魏忠贤这个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把宦官专权推向了顶峰。

二、明代宦官专权对士风的影响

明朝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利用特务机构对文人学士进行监视和迫害，宦官专制无疑加剧了这一现象的发展。不少文人大臣为了明哲保身，选择阿谀奉承掌权的宦官，形成了谄媚依附的士风。也有部分刚直之士选择与阉党进行抗争，表现了刚正不阿的气节。

1、宦官专权下的高压政策

明清是文字狱最为严重的时期，明太祖屡兴文狱，杀害宋濂、刘基等文臣。明成祖即位，“置东厂于北京，初，上命中官刺事”，[3]对文人刀具威逼、手段残忍。在如此的高压政策下，许多文臣逐渐变成小心屈从的文士群体。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可谓是明代较有才能和作为的政治精英，杨荣“事君有体，进谏有方”，避免“以悻直取祸”。而杨溥更是“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文臣名士尚且如此谨小慎微，常人更是不敢妄言。可见，明初文祸对士人心理的影响多么深刻。武宗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再立内厂，加强化了对士人的监督。东厂、西厂、内厂，加之锦衣卫，厂卫大兴，致使文臣不敢有丝毫违背，一旦“忤逆”宦官头目，则下场惨烈。万“首劾魏忠贤，廷杖流血死。……天启中，忤魏惨死者，先后一十七人”[4]宦官的特务活动笼罩下，文人稍有疏漏，轻则被杖、致仕，重则惨遭屠戮。

2、谄媚依附的士风

擅权宦官的威令震慑，使士人多明哲保身，加之宦官的威逼利诱，不少士人走上依阿取势之路。从王振擅权后，三杨为首的台阁诗文以争献谀词为能事，士风萎靡软弱，士人渐趋形成奴性品格。之后，谄媚权宦之风一发不可收拾。面对强权的宦官，文士们噤若寒蝉，文坛亦一片谄媚之气。刘瑾擅权，士大夫“悉为曲学阿世”[5]，“廷臣附和者众”，乃至公审刘瑾之时，瑾公然叫嚣：“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如果没有朝臣文士望风献媚，阉宦势力何至于如此嚣张。

文士的谄媚依附行为无疑助长了宦官的专权之势，反之则又使谄媚风气大行其道，形成恶性循环。谄媚之风至魏忠贤时代达到鼎盛，“祠宇遍天下，俎豆及学宫……颂功德者四十万人”。可能皇帝也不过如此，以致崇祯愤愤不平：“忠贤不过一人耳，外臣诸臣附之，遂至于此！”。

在古代，许多文人崇尚“学而优则仕”，所以文学创作者也多是政治参与者，当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发生冲突时，文士们多以“牺牲”创作来换取仕途的成功，文学创作也成为他们获取权力的工具和手段。明代谄媚依附之风的盛行不仅是宦官政治的反映，也是皇权专制下的必然结果。

3、刚正不阿的气节

相对于那些急功近利，在权宦面前逢场作戏的媚俗文士，还有部分文士誓死不与宦官合作。以刘瑾时期的李梦阳为例，李梦阳曾上疏弹劾刘瑾，极为直切，气节震动一世。“刘瑾切齿，必欲置之于死，赖康浒西营救而脱。”[6]正德三年（1508年）李梦阳被捕下狱，离家途中作《离愤》诗五首，慷慨悲怆。在狱中，又作《秋夜叹》描绘狱中阴森景象，实是控诉阉宦当道的黑暗社会。

越是乱世，越注重气节品格，不少文士名气之大，非因文学成就，而因反阉气节为时人所推崇。如钱嘉征，“孚于以秋试留国门，首上书论魏忠贤十大罪，自汉东京宋南渡诸太学生后，久无此风节矣。或劝其勿上，孚于慨言曰：‘虎狼食人，徒手亦当搏之，举朝不言，而草莽言之。以为忠臣义士之倡，虽死何憾。’”钱氏上书言劾魏阉，较之梦阳疏劾刘瑾更果敢、坚定，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三、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学的影响

在明代的反阉宦斗争历程中，也有一些人选择逃避现实，走上声色享乐的道路。他们在与专权宦官斗争的过程中，随着政治命运的变更，人生志趣、文学创作也随之转变。如“康海罢官，自隐声酒。……至醉，自弹琵琶唱新词为寿。……放逐后，流连声伎，不复拘检”[7]。康海居家沉溺于曲艺，连他自己也说：“安可与士大夫同日而语”。这些远离政坛的文士们，虽然散落各地，但他们多是地域文坛的表，其诗酒风流、享受人生的世俗情怀，感染着一方社会风尚。 回避政治、注重个人性灵情感的体验和世俗情怀的表达，在明中后期成为部分文士颇为喜好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宗道与其他相继来京的公安派成员在崇国寺结“浦桃社”，谈禅论诗，极少干预时政。袁宏道曾有诗言：“词曹虽冷秩，亦复慎风波”，“物忌太分明，能保不风雨。”[8]故而，他们倡导自适逍遥、“独抒性灵”的文学风格，因此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公安派”。

闲适文风的兴起，使得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创作呈繁荣之势，党社运动中也顺势诞生了若干曲艺作品。复社成员孟称舜有《娇红记》，吴伟业有《秣陵春》、《临春阁》、《通天台》等，温育仁有《绿牡丹》，这对以后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党社以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情怀，也体现了他们放浪恣意的生活方式，这些变化都间接受到宦官政治的影响。

结语

明代宦官是明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无处不在。明代宦官的专权使得许多文人士大夫谄媚依附，部分刚直之士虽有抗争，但也难改谄媚之风的盛行。更有一部分文士逃避政治，归隐享乐，反而促进了闲时文风和世俗文学的渐兴。

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之所以产生这些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根本原因还是专制王权。具体来说有三点。首先，明代宦官如此嚣张的在文化领域甚至朝政中肆意乱来有他存在的必然性。自从宦官产生以来，皇帝对宦官的重用使他们的势力日益增长，以至演变成之后这番景象。第二，由于宦官本身有些具有挺高的文学修养，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化事业做出了些许的贡献。再者，宦官们本身的贪婪也是原因之一，他们在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害怕这种庞大的力量，所以搞出了文字避讳等迷信封建的事件，迫害文臣学士，以巩固自身势力。

总之，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极严重的朝代之一，其受到的影响甚为明显，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而且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在研究明代的文化时，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明代宦官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无论是阻碍还是推动作用，都需要从两个角度分别去研究，这样才不失公允，也能全面地分析明代宦官与当时文化发展的关系及对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