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仁义之师”败亡的根源探析

[摘 要]在礼崩乐坏、征伐不断的春秋时代，宋襄公高举“仁义之师”的大旗，奉行仁义道德政治，结果落得兵败身亡的结局。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宋襄公实际上采取的是理想主义伦理政治观，而春秋是现实主义横行的时代，是权力政治主导的时代，是以“无义”为标签的时代。伦理政治在现实政治面前总是显得那么脆弱与无力，显得不堪一击。可以说，宋襄公“仁义之师”的覆灭是伦理政治对现实政治的败退，是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失败，是应然追求对实然演绎的退却。

[关键词]宋襄公；“仁义之师”；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理想主义

春秋时代，位于中原腹地的宋国，作为一个有着极大抱负的中等强国，在其国主宋襄公的主导下，参与到当时的霸权争夺战中。其所标榜和率领的“仁义之师”在泓水之战中，没有摆脱完败于楚国的命运，霸权梦就此破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段段诉不尽的是非与嘘唏。

传统上对宋襄公及其“仁义之师”的研究与探讨大多数是从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等方面着眼和入手，主要是分析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前后的表现与举动，认为其失败是“蠢猪式”的失败，与当时的军事潮流与战争文化格格不入。同时，宋国特殊的国情与别样的国民文化也要对宋襄公的失败负责。

其实，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春秋时代的国际社会是无政府主义主导的体系，进攻性现实主义支配着各国的国策制订与权力运作，战争与征伐如同家常便饭。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主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以夺取别国领土和人口甚至兼并别国为目的“春秋无义战”中，宋襄公的“仁义”胸襟和理想主义情怀在面对这个冰冷的和残酷的现实政治面前，显得是那么脆弱，那么单薄，那么不堪一击。

一、宋襄公的时代：现实主义的灰暗世界

宋襄公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1―453年）是一个礼崩乐坏、传统秩序逐渐解体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兼并战争不息、诸国争霸不断的特殊时期。可以说，这是一个体系大变迁、大调整以及大改组的阶段，华夏国际体系已由周王室一统天下的等级制体制演化为独立国家各自为政的无政府国际体系，现实主义已成为主导性的思想潮流和现实政策的理论依凭。

（一）强调实力的重要性

应该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从而赋予每个时代相应的生存法则与活动方式。宋襄公所处的春秋时代，早已不是三皇五帝的理想时代，也不是以周礼为本的西周时期，而是以争霸和战争为时代主题的大动乱、大变革时期。在这个诸侯纷争、天下大乱、战事不断的时期，对于实力尤其是武力的重视就显得极为必要。只有依凭强大的实力，各国才能求生存、促发展、谋利益和争霸权。

春秋时期大国兼并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现象比比皆是，只有实力雄厚的国家才能免于亡国的命运。“春秋初，尚有千二百国”，[1]106到宋襄公所处的春秋中期，体系内的国家数量减少到一百多个。在这种无法无天、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状态下，唯有发展自己，提高自身实力，才是根本依靠和生存前提。

强大的实力还是各国谋取利益尤其是霸权利益的工具。春秋时代，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各种变法和改革，以求提高本国国力，追求霸权地位。比如，齐国的管仲就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国家实力的基础，是国家实力中的最基本要素。[1]138也正是在这种变革中，齐国强盛起来并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同时，各国不断加强军队建设，积极扩军备战，以适应时代的特征和战争的需要。在春秋时代，各国将军事实力看作重中之重，兵法不断与时俱进，兵器不断更新换代，兵书不断推陈出新。在这个时代，武力和战争方式也被视为解决各种问题的常用手段，正义性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提倡。

（二）重视利益的至上性

对于利益的重视与强调是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标志。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和具体行动的依据和目的，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春秋时代，体系中各国积极追求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利益。

春秋时代，各国都将自身的安全与生存视为至高无上的利益加以维护。应该说，在这个历史时期，进攻性现实主义盛行一时，国际体系成员国的生存机会是脆弱的。各国对外行动中，无不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以注重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安全。

除了安全利益之外，各国还十分重视政治利益。一方面是维护执政家族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一些国家尤其是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和强国形象，不惜采取军事暴力手段迫使别国服从。比如，春秋中期，齐国不服从于晋国的霸权性地位，遭到后者的打击与制裁。

（三）突出结盟的常态性

在春秋这个战争常态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均势结盟也是一种常态的运行政策。在兵伐不止的春秋时代，复杂、多变和频繁的结盟使得各国之间更加纠缠不清，前景更加不明。

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结盟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朋友、对抗敌手，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谋算。春秋时代，各国没有将体系中形式上的发言人――周王室放在眼里，而是积极寻找盟友以便于己方。正如管仲给齐国制订的政策，即“内强齐国，外结诸侯”。[1]135

春秋时代，各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现实需要，相互之间形成庞杂的同盟体系，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如春秋初期，齐国与郑国形成“卢之盟”对付宋国，宋国则与鲁国结为“宿之盟”抗衡“卢之盟”。这两大军事同盟集团在中原地区相互敌对，交战多年，给各方都带来极大的损失和破坏。

二、宋襄公的“仁义”：理想主义的光明天地

宋襄公生活在春秋中期，尽管是霍布斯主义的战争状态充斥着整个体系，尽管是现实主义的战争信条散步于各国的王宫与市野，他依旧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忠实信徒，伦理政治的顶礼膜拜者。尽管客观世界是如此的不堪和如此的残酷，在宋襄公的主观世界里，依然是那么渴望道德伦理、规范机制能够对战争有一定的约束，盼望传统信义与纲常的降临。

（一）对道德政治的追求

纵观宋襄公的一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理想主义的一生，就是讲究仁义的一生，就是追求德性的一生。宋襄公对道德政治的渴望与追求，体现在他内政与外交的各个方面。

在国内政治上，他能够主动让贤，将国君继承权交给其庶兄目夷，尽管没有如愿，但也封目夷为掌握军政大权的国相，这为其赢得国际声望和国内支持。要知道，在春秋中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为了争夺王位，各国经常上演子弑父、弟杀兄、臣废君的惨剧。

在国际政治中，他倡导会议外交解决国际争端，并尽量完成国际义务与对于别国的承诺。比如，积极维护着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体系，并履行对于齐桓公的诺言，帮助齐孝公上台，两次出兵齐国以稳定其国内局势。

另外，作为中等性强国的宋国也有着追求体系内霸权的野心与欲望，宋襄公所采用的路径和手段也更多是国际协调，而不是武力征伐。比如，宋襄公先后主持召开鹿上之盟和盂地之盟，积极说和其他国家承认宋国的霸权身份。

（二）对正义战争的维护

宋襄公所处的春秋时代，战争频发，战争的方式、规范及限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占领别国领土甚至吞并别国为目的的战争相当多发，战争以不计后果与不计代价的方式进行，传统约束战争的准则与规范也已不合时宜。正因如此，时人才称春秋时期的战争为“春秋无义战”。而宋襄公高举“仁义”大旗，谨遵战争规范，提倡正义性的战争。

基于宋国“公族大国”的身份以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宋襄公有着追求霸权的雄心和争当天下共主的梦想。在齐桓公死后，眼见中原地区权力真空的现状，宋襄公尝试争当霸主。在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说服其他国家承认其霸主地位失败后，宋襄公采取军事手段，而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就是这一系列战争的顶峰。在这场影响权力格局变动的战争中，宋襄公坚持奉行正义战争的规范，严格要求军队做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不鼓不成列”。[2]263

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所举起的“仁义之师”的旗帜，就是要表明宋国即使是在寻求霸权，也是在“仁义”的名义下，符合道德礼法精神，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具有鲜明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三）对于国际协调的重视

在春秋这个一个“各自为战、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主义状态下，原先的天下共主――周天子威信和权力全无，各国尤其是大国无所顾忌进行各种征战。宋襄公提出会盟的办法调解国家之间的问题，试图通过国际协调解决一系列矛盾与争端。

宋襄公积极地推行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协调，积极支持齐桓公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以对付南方蛮夷和北方戎狄的威胁，设法解决中原各国之间的争端以及国内的纷争。公元前639年，宋国约请曹、陈、楚等国在盂地举行多国首脑峰会，以图决定齐桓公死后的霸权归向。这种做法与当时以及此后的各种以战争胜负决定霸权位置的方式要文明得多、进步得多。宋襄公的国际协调政策也为自己赢得爱好和平、讲究仁义的贤名。

三、宋襄公的败亡：理想主义败于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锋、争辩与论战伴随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始终，也伴随着自古至今的各个国家的国政谋划和权力运作。理想主义宣扬伦理胜于政治，现实主义主张强制压倒正义。理想主义很“理想”、很鲜活，现实主义很“现实”、很苍白，而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显得脆弱和无力。

素以“仁义”闻名的宋襄公怀揣着理想主义梦想和伦理政治信条，但还是在现实主义面前败下阵来，泓水之战的完败宣告了宋襄公“仁义之师”的覆灭，宣告了宋襄公“仁义”的谢幕。宋襄公“仁义之师”的败亡很大程度上就是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败亡，就是伦理政治对现实政治的败亡。

（一）霸权地位的获取依靠的不是伦理德化，而是国家实力

宋襄公是有着强烈霸权梦想的，特别是其顶礼膜拜的齐桓公病逝之后，这种愿望更加强烈。然而宋襄公通过道德说教和国际协调的方式获取霸权地位的企图注定是行不通的，注定是实现不了的。

宋襄公追求霸权梦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国国家实力的不足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有限。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说的那样，“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文明在最强时期都享有军事实力方面的优势”。[3]103在春秋时代的国际体系环境中，各国使用的是克劳塞维茨式的语言也就是武力和战争的方式说话，而不是威尔逊式的道德说教行事，正如世人所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纵观春秋时期所谓的霸权国或者大国，无论是楚国、齐国，还是后来的吴国、越国，它们称雄一方以及横行一时的根由就是所拥有的强大军力。在这种情况下，宋襄公的“不问国力问仁义”的霸权之路注定是要失败的。霸权地位是由实力决定的，宋国的国家权力指数确定了其不可能拥有霸权地位。正如公子目夷所言，“小国争霸，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2]258宋襄公根据自身的国力，所应选择的国家战略目标定位应该是保障国家基本的生存、安全与独立权益，重视发展生产，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和平。而宋襄公无视宋国二流国家的能量与地位，一意争夺霸权，攻打郑国等周边小国，引来体系中现状大国楚国的攻伐，最终败宋国于泓水。

（二）国家行为取向的路标不是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具体的国家利益

在抽象的道德原则与具体的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现实主义者往往抛弃原则而去选择利益。春秋时代的各国治国者基本上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信徒，不计较道德上的缺失，却十分珍视具体利益的获取。宋襄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宋国国家利益的把握不清、定位不明所致。

（三）国家道德和个人道德是有区别的

宋襄公以道德和周礼作为自己处理外交关系的一大准则，并没有搞清楚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现实主义者认为，没有任何道德标准对国家具有约束力；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国家与个人需要遵循同样的道德义务。[3]141国家的自我生存本能需要超越道德义务，作为人格化象征的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也应与普通人有些区别。宋襄公的种种举动却是把个人的道德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并力图指导其外交决策行为。目夷建议宋襄公武装前往，襄公不从，只身前往，结果落得被俘于楚国的命运。第二年，那场著名的泓水之战以及襄公的“仁义之师”的败亡同样需要归因于他的“仁义”。

应该说，一国是否承担道德义务，取决于它是否认为其他人会承担同样的道德义务。[3]146残酷的现实说明别国尤其是大国并没有义务，也没有耐心去做那些道德上的装饰。对于守信义之类的美德，君主们的正确态度是在守信有好处时应当守信，否则不要守信。[6]3宋襄公没有分清场合与形势，没有认清时代与对手，而始终束缚在周礼的枷锁之中。如果宋襄公能够读懂历史，能够把握好现实，是能够有些启迪的。正如非道德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所言，“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业的君主们却不重视信守诺言，相反，他们常常懂得如何运用诡计，这实在使人们迷惑不解，并且终于征服了那些本于信义的人们。”[6]50

（四）大战略的施展需要的不是一味地国际协调，而是积极的结盟外交

宋襄公一味追求集体安全，强调国际会议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同时自视为大国，不屑与体系内的其他大国结盟。结果很明显，那就是在遇到楚国的进攻时，并没有能够从外部获取有效的支持，从而导致军事失利。

结盟是国家为了更有效地对抗敌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与方式。宋襄公所处的春秋中期的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晋楚两大超级大国对峙与均势的阶段，两极周围都有一些卫星国与附属国。在这种形势下，宋国作为中等强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比较脆弱的国家，

（1）所采取的做法应该是结交大国，对抗与制衡强权，以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和平。而宋襄公没有重视联盟外交的重要性，却频繁地进行会盟式外交，与原本友好的齐国关系恶化，与周边的一些小国家也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在泓水之战前后的一系列战争中，宋国孤立无援，尝尽苦头。

四、结语

面对着周礼尽失、天下大乱的情势，宋襄公追寻的应然世界依旧是尊崇传统礼法、道德与规则的，宋襄公对外关系依凭的准则依旧是周礼，探究的依旧是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以什么方式行事。泓水之战中，“仁义之师”在军事上是失败了，但是在道义上胜利了，至少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是如此。比如，西汉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曾说过，“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公只有礼让也”。[7]

然而，在现实中，政治不是由乌托邦主义者所想象的政治，政治不是由伦理决定的，而伦理则是由政治决定的。[3]63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猖獗和霍布斯主义体系文化盛行的国际秩序中，国家关心的是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国家实力的比拼、国家利益的争夺、均势结盟的变幻、诡计阴谋的较量等，道德、礼仪与伦理早已消失在统治者的思维惯性和行为准则中。可以说，宋襄公“仁义之师”的崩塌与覆亡是道德对权力的败亡，是应然对实然的败亡，是伦理政治对现实政治的败亡，是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