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位下放教师的遭遇

我是上海人。195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河北省的一所县中任教。1961年，因受到打击，被下放到该县的一所农村小学当老师。

乱糟糟闹剧开始

1966年“文革”开始后，农村小学也停课闹革命，搞得乱糟糟的。但就在这混乱的时候，农村中又出现了一场“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闹剧。公办老师各回各的大队任教，来了个人员大调动。这真是乱上加乱了。闹剧的起因是《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封“人民来信”引起的。

记忆中，1968年的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人民来信，内容主要是建议：将农村小学由公办下放到大队来办。也就是说，农村小学由原来的受县教育局领导，改为由大队领导，即由公办变成民办；学校所需费用，如修缮教室、添置桌椅、购买教学用具等都由大队负责，国家不再拨给经费；老师也不再由县教育局调动，而是各回本大队（本村）任教；工资发到年底，商品粮也供应到年底，从1969年1月起，就不再发工资和供应商品粮，改为由生产队记工分、分口粮。

本来，这只是一封普通的人民来信，不是什么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信的内容也仅是写信者本人的一些建议，是参考性的。可是，由于它是登载在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而且是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头版头条，在那特殊的年代，不由不使人们对这封信的来头、背景有了种种猜测。

那时，人们培养出一种“闻风而动”的习惯，只要报纸上或电台里公布了什么新精神，即使还没有正式文件下达，人们就都已纷纷行动，贯彻落实，深恐自己落在别人后面，被扣上一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所以，在对待这封“人民来信”的态度上，人们也都是按“闻风而动”的习惯办事。

县里抓紧作出指示：要求各公社贯彻这封信的精神，并且限定了完成的时间（约有半个来月）。各个公社当然更不敢怠慢，公社书记亲自抓，紧急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虽然老师们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各有各的想法，但在当时那种高压的政治形势下，谁也不敢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老老实实地办好各种手续，卷起铺盖回家。

剩下我孤独一人

不到限定时间，老师们就已人走一空，整个学校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而这时的我却正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情况和其他老师不一样。其他老师都是本县的，家都在农村里，所以要求回“本大队”，他们能够做到说走就走。而我则是上海人，老家在上海市区。可是，城市和农村不同，上海市区都是柏油马路，高楼大厦，哪来耕地，当然也就更没有什么“生产大队”了。所以，即使我能转回上海去，兴国路上又有哪个“生产大队”能来接受我？何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情况是：只有城市下放到农村去的，哪有农村回流城市的。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控制更为严格，基本上是只出不进。所以，像我这样下放在北方农村小学的上海人，再加上妻女又是农村户口，是吃农业粮的，要想拖儿带女一大家子回上海去，可以说比登天还难。据说：我所在县曾和上海有关方面联系过，要将我及妻女三人户口转回上海，由上海安置。可是由于上述原因，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再加上1968年上半年，正是王洪文他们那帮造反派英雄好汉将上海搅得一锅粥的时候，谁还来管你什么下放不下放的事情呢！所以，联系的结果可想而知，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上海回不成，只能就地解决了。因为我不是本县人，所以首先需要有一个能接受我的大队，同意我去“落户”。只有“落户”才能解决问题，我的工作、工分、口粮等问题也就都随之解决了。

起初，县里打算将我的户口落在原学校所在地的大队。可是该大队不同意，因为我和他们素无瓜葛，他们没有义务接受我。再说，多一个户口，就会多一个人参加分红、分口粮，这样会影响到其他社员的利益。所以，他们不同意我去落户。至于落到其他不相干的大队去，那更是门儿也没有。

县里没有办法，最后准备将我的户口落在我妻子所在的大队。我妻子是本县人，在另一个公社。按当地的风俗，女儿出嫁后就应将户口迁至夫家。可是我的情况特殊，老家是上海的，根本迁不过去。所以，那个大队特别照顾，允许我妻子的户口仍留在本大队，照旧参加劳动，记工分，分口粮。后来，我女儿出生，按当时的政策“子女随母落户”，我女儿的户口也落在了那个大队。那个大队对我们一家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照顾，做到“仁至义尽”了。

无户可落的“黑人”

他们只希望我早日有个安身之处，能将妻女户口迁去，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可是现在，不仅我妻女的户口迁不走，我反而还要去他们大队落户，参加分红、分口粮，他们当然不干，所以坚决拒绝我去落户。这样，我这个堂堂的大学毕业生，居然成了哪里都不要，落不下户口的“黑人”。

这时，已经到了开学的时候。我原来所在的学校，已由回到本大队的老师任教。因为我已不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他们自然不再安排我工作。这样，我就成了多余的人。每天吃了饭无所事事，自己也感到无聊，只好扛起铺盖回到了妻子的大队。但因为我没有在他们大队落下户口，也不能去他们大队的学校教学。所以，每天吃了饭也是无所事事，过着“悠闲享福”的日子。可是。这种日子实在难熬，我天天躺在坑上发愁。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按照规定，过了年就不再发工资和供应商品粮，那么，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吃什么？花什么？那时，我的心情糟到极点，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一个判了死刑的人，已经知道自己哪一天要被执行，正在一天一天挨日子一样。

终于，年底快到了，再不解决问题，我就无路可走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找到县“文教组”，问他们：我的问题该怎么办？那个负责人想了一下后，对我说：这样吧，现在成立了公社中学，你去公社中学教书吧。公社中学也是“文革”中出现的一件新生事物。那时，为了显示“文革”成果，规定每个公社都要成立一所高中。这就是公社中学。社中的老师仍是按时发工资，供应商品粮。所以，让我去社中教书，这是解决我问题的一个最好办法。何况，我原来就是教高中的，现在教社中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但最重要的是：我总算有了一个啖饭之所，不用再为工资、吃粮发愁了。

现今回想起来，人有时真是身不由己。好在那年月一去不复返。希望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别再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