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免罪情结的历史渊源

【摘 要】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反思战争的态度令人反感，免罪情结充斥于战后日本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探究免罪情结的历史渊源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文章尝试从战后日本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的种种表现追溯日本免罪情结的历史渊源，发现其可大致追溯到三个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华夷秩序体系下的日本“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形成；二是武士道精神的传承与变态；三是二战后责任追究的不了了之使得“皇国史观”非正常膨胀。

【关键词】免罪情结；自民族中心主义；武士道精神；皇国史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反思战争的态度令人反感，纵观战后日本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可以发现根植于其中的免罪情结。

战后不久，以右翼文人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起点，军国主义开始死灰复燃，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为特征的当代右翼思潮开始猖獗。右翼分子篡改教科书，否认日军野蛮侵略他国并屠杀无辜人民的行径并将日本定义为保卫本国领土不受侵犯的自卫者的正义形象，美化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并宣称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否认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的公正性并宣扬军国主义战犯的非但无罪反而光荣。而靖国神社的存在以及从日本首相至日本国民的对其参拜，更是让广大受过日本侵略的东亚各国人民愤怒。从以上右翼言论和行径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战后日本右翼思潮中右翼分子深深的免罪情结――为战犯脱罪，为军国主义脱罪，为日本的一切侵略罪行脱罪，认为战犯无罪，认为军国主义高尚，认为日本的一切侵略行为不是侵略反而是值得推崇的伟大行为。

战后日本最典型的社会思潮是和平民主主义。“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出于其远东战略及控制日本的目的而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以及因反共意识及抑制社会党的崛起而未在日本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铲除旧军国主义的政治势力，导致日本民众的和平民主主义中具有强烈的战争受害者意识而缺乏加害者的自觉。”和平民主主义以其强大的思想惯性延续至今，成为当代日本最为沉稳的社会心理。因而导致日本民众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缺乏清醒的反思，缺乏加害者的自觉即是免罪情结的一大表现。可见，免罪情结不光存在于右翼政治家所活跃的政治行为中，更是深入普通民众的意识领域。

探究免罪情结的历史渊源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的政治和民族文化，或许能为以后中日邦交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思路。从战后日本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的表现入手分析，笔者以为，日本的免罪情结源自以下三个历史原因：一是华夷秩序体系下的日本“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形成；二是武士道精神的传承与变态；三是二战后责任追究的不了了之使得“皇国史观”非正常膨胀。

一、华夷秩序体系下的日本“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形成

日本当代右翼思潮中，右翼分子为日本脱罪之时，极力为之论述维护的是整个日本民族以及大日本帝国的行为的合理正当性。他们“标榜‘国益’――即日本的国家利益，或标榜民族主义”。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很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关于他们所效忠的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利益至上论。而这一拥有强烈共同体意识的免罪情结，可以从日本统一的民族意识的源头――“自民族中心主义”来寻找根源。

华夷秩序在最初的时候是应用于中原地区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一种不平等思想，带有农耕文明的明显优越感，后来才逐渐扩展至对外交往之中（特别是秦的统一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形成有尊卑内外之分的、围绕中华文化圈的东亚国家间关系体系。而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日本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逐渐产生了日本型华夷思想，日本天皇一直具有很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一直希望并且也实践着能够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而这种想法与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本质上是相对立的，日本的“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形成是和其在华夷秩序的影响下努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的愿望同步发展的，因此从华夷秩序体系的角度来看日本“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是可行的。

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繁荣的第一个高峰，初具规模的华夷秩序体系包括了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朝鲜半岛上的三韩诸国，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的一系列小国等。但当时日本还未形成与中华华夷秩序相对抗、建构自己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体系的思想，统一的日本民族尚未形成，何来主义之说。相反的，各个部落为了形成自己对其他部落的优势，通过借助中国皇帝的权威来实现这一目的。可见这时候的中日关系还是典型的规范在华夷秩序之内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节并行朝贡之礼。

这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没有照着宗藩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而是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断期。日本停止了对中国的朝贡并且以宗主国的姿态介入朝鲜半岛的纷争，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企图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强烈意识，可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自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已经抬头。

日本自民族中心主义意识的正式确立是在中日往来频繁的隋唐时期。大化改新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律令官僚统治机构，高度中央集权的古代天皇制得以确立”。与新罗不同，日本的“天皇”封号并不是由唐朝册封的，而是它自己在给新罗的国书中自称的，即独自形成的称号，这一称号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就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地位，更为其寻求与中国对等地位提供了一大资本。

“天皇”封号的成立是日本在寻求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华夷秩序体系上迈出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从具体形式上确立了这样一个框架，从日本国民的心理上来来说，还并未确立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强烈渴望和自信，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感尚未形成。直到元朝时这一情况才发生变化。元朝两次东征日本都未能使日本臣服，这使得日本人大和民族意识高涨，神国信仰也愈加强烈，也有了“神风”一说。日本的成功抵制元军征伐使得日本人对中国开始有着一种鄙视和敌视的心态，这也是导致了后来的倭寇流窜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是后话了。这一时期，日本国民从心理上开始对中国抱有鄙视和敌视的心态，为日本脱离华夷秩序奠定了思想基础。 明王朝使得华夷秩序达到了全盛，日本虽然对中国有着鄙视和敌视心理，但是他们却需要中华文明来帮助他们发展，而要想获得这种帮助，就得承认其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落差并奉它为所效仿的文明中心。另外，这种帮助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足利义满时期，为了自己外交和获取贸易权的需要，日本又开始向大明王朝朝贡并表示臣服，又重新返回了中华文明圈。兜兜转转，日本还是尚无法脱离中国华夷秩序体系而自立门户。因而，就算日本早已生出了建立自己的小华夷秩序的心思，但这时的意识还不够强烈、能力还不够强大，并不能改变既成的中国华夷秩序。

到16世纪末，日本开始挑战华夷秩序并强烈要求建立自己的“大君外交体制”――本质上以与中国华夷秩序思想相对抗为特点的日本型华夷秩序。明清鼎革之际，日本借此机会将其欲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企图通过立体直白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日本通过旷日持久的舆论宣传、政策法规的全面调整、世界格局的重新规划这三个步骤放大和夸张了明清鼎革的事实，使得日本国民对以大清朝为核心的中国华夷秩序体系产生了愈加强烈的抵触和排斥心理，日本也加快了摆脱中国华夷秩序体系、建立自己的小华夷秩序体系的步伐。至此，我们可以说，日本的“自民族中心主义”――关于统一的日本民族的思想已经正式形成。

在华夷秩序体系之下，与中国的关系历经分分合合，完整的日本民族中心意识才得以确立。而在该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日本一直扮演的是摆脱该体系束缚、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新体系的斗争者的形象。所以“‘国际’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简化成一个二择一的问题：征服乃至并吞对方，或者被对方征服和并吞”。一个弱小民族长期面对比自己强大很多的邻国，它想要强大起来，企图超越邻国、取代邻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并且逐步渗透于千百年来的国事外交思想之中，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执念，为了达到目标，可以忽略过程中遇到的道德良知的阻碍，一心只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免罪情结的渊源之一了，无怪乎日本当局对其在二战中的惨绝人寰的行径毫无悔意了。

二、武士道精神的传承与变态

右翼思潮中的右翼文人企图以蒙蔽性的语言混淆日本国民的视听，篡改历史的行为着实令人不齿，但是从他们的自我表述的一些文字来看，却是出于忠义思想和上升到整个民族国家的荣誉感，这不免让人唏嘘，褒义正面的忠义思想和荣誉感是如何与抹杀历史真相的免罪情结发生联系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占据日本国民精神重要地位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阶层形成于日本封建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公元9世纪，日本下层百姓不满藤原氏摄关政治时代的混乱统治而联合控诉，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武士阶层就是在这举国哀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悄悄形成，他们本是庄园主为了对付‘不安分’的农民培养起来的私人武装。武士以战为生，战争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朝廷因战而疲惫，百姓因战而困苦，庄园也在战火中毁灭，只有武士在战争中强大。”武士阶层产生之初，所处的是“战时打战，闲时务农”的状况，直到战国时代实行了兵农分离政策，才摆脱了这种情况。也因为这种产生之初所处的特殊状况，对作为特权阶层的武士（主要来自以打杀为业的一群下层人）的身体素质要求十分严格，而为了保持阶层的优质性，他们通过搏斗来时刻进行筛选，经过这样残酷的筛选之后，正如爱默生所说，只剩“一群拥有男性气概的、拥有野性力量的、粗鲁的人”。搏斗被武士看做是证明自己能力的重要手段，因而武士们追求搏斗的公平公正，拒绝阴险的、非正义的手段，在这样一种对公平公正的强烈要求的驱动之下，武士道应运而生。

“武士道，是要求或教导武士们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它不是成文的典章，多是一些口耳相传的箴言，或是一些知名武士、学者留下的手迹。这些不成文的规章，却对实际行动颇具约束力，就像书写在武士们心灵中的一部法典。”在诸多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武士道被吹捧成了以义理为根本，以正直、勇气、仁慈、识礼、真诚、荣誉感和忠义为重要品质的美好道德体系。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武士道是迎合武士阶层的需求而产生的，武士是以战为生的一群“拥有野性力量的、粗鲁的人”，他们残酷好斗，残忍好战，武士道精神所谓的公平公正不过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作为特权阶层的权利而粉饰的幌子，所谓的忠义和荣誉感不过是为他们的残忍好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他们用虚伪的赞誉把武士道包装成了正直善良的美好品格，也就是说，武士道精神在产生之初就披着伪善的外衣，所谓的美好道德体系不过是他们吹嘘出来的罢了。

在肆意的鼓吹和吹捧之下，武士道精神对整个日本民族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广泛存在的戏剧、曲艺、评话、说唱、小说等艺术表达方式将武士的精神和行为广为演绎传颂，通过这些艺术形式，民众被严格高尚的武士道道德标准所蒙蔽，因着这些“榜样”的引导去严格要求自己，这样一来，武士道精神在广大民众中传播开来，为他们的残忍好战披上了合法外衣。

武士道精神在刻意的美化之后被日本民族坚定地传承着，一开始还披着美好的外衣，然而传至后来却逐渐暴露出其压抑和扭曲的本质，最终导致了免罪情结的悲剧。

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历史上的伟人菅原道真被流放之后的故事。菅原道真的仆人松王丸，长期受到道真的恩惠，虽然在道真被害后不得不投奔敌人为仆，却仍将自己的儿子献出来作为道真之子的替身，以儿子的生命作为对道真的报答。故事至此，还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地方，以自己的儿子报答君王恩情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在少数。但是过分的在后头。妻子坐在冷清的家中等待丈夫回来，丈夫回来以后欣喜地告诉妻子他已经亲自按照程序检验过自己儿子的尸首了，旁人没有发现破绽，都相信这就是道真之子的尸首，妻子听到这里也欣慰了……这是何其的残忍和可悲！为了所谓的尽忠，为了所谓的家族荣誉，残忍地漠视自己的悲痛之情，忠义思想传承至此，已经开始暴露出压抑人性和情感的极端本质，撕掉了虚伪的外衣。

武士道精神在传承发展中愈发暴露出压抑人性的扭曲极端，尤以在妇女身上表现强烈。因为武士道精神其内涵无论是在产生之初还是在发展过程中，都始终指向男性，培养他们的美好正直品质，而对妇女则是一味地压抑。在整个武士道精神笼罩下的日本社会，妇女被灌输的是时刻准备牺牲的思想――为父亲牺牲，为丈夫牺牲，为儿子牺牲，在这样一种“牺牲体制”的压迫之下，妇女的情感被极度压抑，不能表达，不能发泄，只能强自忍受。对男子的愈发压抑，对妇女的极度压抑，使得情感的流露会成为软弱的代名词，成为对神圣武士道精神的亵渎。因而“有父亲听着病中孩子的呼吸，一整夜站立门后，为的是不让孩子发觉自己的软弱行为”，“有母亲弥留之际，不让把儿子叫回来，为的是不扰乱他的学习”……诸如此类残酷压制情感外露的残忍例子数不胜数。 而最终将武士道精神的传承推向极端的是武士最尊崇的死法――剖腹。泷善三郎之死、左近三兄弟之死的故事中对剖腹过程的详细描述和对这一行为的无比尊崇之情，让人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认定武士道精神传承至此已然变态，不复初衷。

千百年的传承，武士道精神已然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心理，成为信仰般的崇高存在，纵使明治维新之后以“废刀令”为标志，武士阶层开始瓦解，也并不影响武士道精神继续发挥其影响。然而传承过程的偏离却使得发展至今的武士道精神实则已经成为一种变态了的狂热尊崇，原本披着正直义理外衣的忠义思想暴露出极端的盲目推崇，演化为右翼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坚定支持、对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国家荣誉的错误努力，如此一来，其免罪情结更是变得理所当然了――既然是为了维护国家荣誉，履行忠君的职责，又何罪之有呢。

三、二战后责任追究的不了了之使得“皇国史观”非正常膨胀

“天皇及天皇制崇拜，是日本右翼的基本的信仰，也是当代日本文人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衡量‘右翼’的首要标准。所有的右翼文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天皇及天皇制的崇拜者和拥护者。”这种以崇拜天皇及天皇制（及所谓‘皇国’或‘神国’）为基本特征的信仰就是“皇国史观”。日本的免罪情结很直接的一个渊源就是二战后“皇国史观”的非正常膨胀。

日本的民族精神产生之初，知识性与道德性的相结合，“同样是儒教的自然法思想，在中国则表现出较强的规范性、契约性的特征，而在日本却表现出权威（恩情）和报恩的契机，这并不仅是学者解释上的差异，而是渗透到封建制或家产官僚制内部、构成其现实的作用关联的一种‘精神’。幕藩制所内涵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民政’观念，到了幕末尊王攘夷思想中，便转换成‘天下乃一人之天下’的‘一君万民’理念，这成了维新时期绝对王政集中的思想准备。”可见日本民族对天皇的绝对尊崇和服从，而在近代天皇制的建立之后，明治维新后使得日本强大并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这让日本人对天皇的权威更加坚信。天皇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是神一般的存在。

二战后，“对于美国而言，与日本的同盟一直是一个‘双重遏制’工具。美国的设计师们设计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因为他们对日本有三方面的顾虑：第一点是日本可能在被占领后重整军备，并且发动复仇攻势；第二，日本可能会持续不稳定，需要美国额外的关注；第三，日本可能单独与共产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并且使这些国家能够接触到自己强大的工业潜力。蒂莫西・泰默森（Timothy Temerson）非常清楚地描述了美国的野心：‘通过1951年9月与日本达成安全同盟，美国希望能够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进攻，并且防止日本重整军备、控制日本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内政治的未来走向。’”因而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保留了天皇制，并对作为日本国家元首和三军总司令的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予追究，殊不知这实际上等于庇护或保护了侵略战争的元凶，许多战争罪犯也由此免于追究。本来，通过废除日本天皇制和制裁战争罪犯，可以达到使日本人意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责的目的，然而战犯的免于追究却给免罪情结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们对天皇神圣的权威更加拥护，“皇国史观”非正常膨胀，更加认为日本在战争中是无罪的。

“二战后，日本人仍旧对天皇忠贞不贰，很多人将战争的过错归咎于官员们没有很好地执行天皇的旨意。”根据1989年在日本国内展开的对天皇以及天皇制的评价工作的全国性的抽样调查结果，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战后的昭和时代表示认可，而不是战前。为什么在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战争之后，日本人对天皇统治的认可度反而更高呢？这与战后对日本的责任追究的不了了之是有莫大的关联的。

因为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都是远离本土作战，因此它迫切地需要在亚洲开辟军事基地和物资供给基地，美国自以为日本战后百废待兴必然是能够按照美国的意志建立为民主国家，因而对战败的日本的惩治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了。非但没有了惩治，而且美国还投入大量的资金精力来帮助进行日本的战后重建工作，虽然它的这一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美国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的军需供给，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最大的受益方却是日本无疑。另外，由于人民“对国家政治的态度消极化，对政治的关心仅仅局限于与自己身边的日常活动有关的社会问题。”于是乎，在日本人看来，战败之后，天皇制没有废除，战犯没有惩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重建之后的社会也比之前更加有序……面对这样一幅比战前更好的战后生活画面，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去否认、去反对天皇和天皇制呢？这样的战后画面无疑刺激了“皇国史观”的非正常膨胀，让日本人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战争中是无罪的，如果有罪，又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战后画面呢？

四、结语

华夷秩序体系下的日本“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形成、武士道精神的传承与变态、二战后责任追究的不了了之使得“皇国史观”非正常膨胀，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使得日本民族的免罪情结的渊源明晰起来：在以弱势对抗强大的邻国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不是征服别人，就是被别人征服”的极端认知，对外侵略显得如此合理，完全没有道德上的顾虑；狂热盲目的忠义思想将战争参与者置于绝对服从君主命令的执行者的位置，丝毫不质疑战争本身的动机和所带来的后果；对天皇和天皇制的极度崇拜将决策者推向神化的高度，人们一味追寻并认可天皇的决策，美化决策所带来的影响。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经说过：“同德国一样，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正视这一点。我们没有冯・魏茨泽克那样的联邦总统。日本是个软弱的国家”。我们只希望有一天那些日本的右翼文人政客能够良心发现地正视历史，而不再一味地为自己开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