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阶级论的虚无主义与中国

【摘 要】虚无主义问题最初来自德国，是现代化晚发的传统深厚的大国，受到西方现代化文明传入，自身传统受到现代文明冲击后，对于现代文明哲学基础的反思和质疑。不同于德、俄两国的是，中国作为东方的文明深厚的大国，加之地理区位和历史原因，中国现代化文明要更加的晚发。同一时间，德、俄两国的虚无主义问题已经开始暴露。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也无可避免。中国关于虚无主义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德国的马克思和俄国的屠格涅夫的影响。然而，用屠格涅夫和马克思的阶级论应对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虚无主义问题也出现的瓶颈。上个世纪初的“科玄论战”与现下的诸多社会问题与虚无主义密切联系，中国的现代化出路在何处，是否能采用文明论等其他角度面对中国的虚无主义，是我们需要深思也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虚无主义；屠格涅夫；科玄论战；文明论

关于虚无主义的思考和讨论，最初发生在受到英法工业文明冲击的前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虚无主义”一词的现代意义，最早由德国哲学家雅各比于1799年在《给费希特的信》中提出，批评康德哲学和启蒙文化必定会陷入虚无。后黑格尔、施蒂纳、马克思、尼采等均对此进行了讨论。在德国之外，东正教基础深厚的俄国紧接其后受到现代化冲击。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枯宁等均参与了对俄国虚无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国自近代以来，受到的西方外来文明思潮的影响主要来自俄日等现代化晚发的国家，巧合的是，两国所受的西方文明的影响均来自于德国，而中国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也主要是以苏俄及马克思思想为主。如果德、俄两国在其自身的现代化文明之中就必然的含有了虚无主义的倾向，那么受这两者影响深厚的中国，在抛弃了传统原生的儒道佛家思想之后，也必然将迎来中国自身的虚无。

与马克思同处一个时代屠格涅夫，同马克思一样在虚无主义上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过深刻影响。其小说《父与子》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俄国变革时期虚无主义的深思和忧虑，是同其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矛盾深刻结合的。《父与子》之中，关于虚无主义的定义来自老贵族巴威尔对巴扎罗夫的否定，带有贬义的色彩。在这个角度上，屠格涅夫的虚无主义是站在阶级界定的角度上的，是阶级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与马克思思考虚无主义问题的明确性相比，屠格涅夫更显踌躇疑虑、把握不足和不确定。两人的共同性还表现在他们都没有在民族――文明论意义上谈论虚无主义。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出身于一个乡村的平民家庭，他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其出身决定了巴扎罗夫需为生存不停的工作，不能够像阿尔卡季这样贵族的同龄人有足够时间玩乐。大自然的美好风光、音乐、美术、诗歌、女性之爱等都远不如一顿饱饭或者是一瓶好酒更使他感到畅快和满足。那些被满怀激情的年轻人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对于巴扎罗夫来说都是虚幻的。在巴扎罗夫随阿尔卡季来到贵族的家中，来自底层的巴扎罗夫与老贵族巴威尔的矛盾就爆发出来了。小说中的巴扎罗夫勤奋、努力、崇尚科学且怀疑一切，而衣冠楚楚、仪态优美而高贵的巴威尔则过着享受、奢靡、不劳动的生活。巴扎罗夫对于贵族所讨论的关于艺术、价值、信仰等东西嗤之以鼻，对秩序和科学狂热崇拜，认为科学道理比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追求的价值都更实在，更可靠，更有魅力。因此得到了贵族巴威尔与尼古拉“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一个什么都不尊重的人”、“一个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人”的“虚无主义者”的评价。但对于巴扎罗夫而言，这个在巴威尔眼中是讽刺和批评的“虚无主义者”的头衔，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巴威尔和巴扎罗夫的理念在根源上就有矛盾冲突，巴威尔象征着俄国旧有的东正教传统，作为衣食无忧的贵族，占据关于信仰上最高价值的解释；而平民出身的巴扎罗夫则是新兴的，受西方外来新文化影响的阶层，相信科学为最高标准，否定科学以外的一切，并努力而勤奋的将其诸行动。巴扎罗夫所代表的阶层与传统贵族对立，代表着新兴力量与要求变革的阶层，但是其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又使得他脱离了最底层的农民，因而受到了“当然啦，他是一位少爷，他能懂得什么呢？”这样的评价。因此，巴扎罗夫所代表的新阶层应为在农奴制俄国崛起的资产阶级。

面对贵族，巴扎罗夫给予了极大的蔑视与傲慢，这样的基于其平民出身的蔑视和傲慢也凸显了巴扎罗夫对于平等、公正及价值上革命性的颠覆。巴扎罗夫在看待信仰、艺术甚至是人的感情上甚至是激进的，甚至出现了依靠解剖的科学来搞明白爱是什么的荒诞想法。科学和理性照亮一切，无论什么阻挡即使是人民也要与之对立，但也正是这种关于最终价值和意义上的激进，成为了后来行动上革命反抗的前奏。巴扎罗夫唯科学论、拒斥浪漫主义和行动至上的虚无主义无疑是推动着社会的变革，推动平等的实现和科技的发展，使得物质生活更加丰富，阶级的地位差异减小。然而，正如屠格涅夫所担心的，在一个秩序化、理性化的世界中人们丢失了崇高，科学的视角使得一切都变得简单，一切都将会被导向一种平庸，世界的高度也将降低。

在中国的传统之中，关于“虚无”的讨论在意义上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理解的，中国传统的“虚无”是一个褒义词，是宇宙论或是本体论上的观点。中国的“虚无”是一个宏大而崇高的境界，具有积极的意义，而非西方的崇高的陨落。西方虚无主义的传入，离不开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巴扎罗夫式的虚无主义逐渐和暴力反抗联系起来，甚至成为革命、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使得在清末“虚无主义”一词进入中国后显得混乱，梁启超甚至将“虚无主义”与暴力反抗、无政府主义的“虚无党”混在一起。由于俄国虚无党与中国革命党人的境遇相似，虚无党小说在那个时期也大量的被翻译传入中国。因此，当时关于“虚无主义”的讨论也更多是在社会革命层面的而非是哲学层面的反思。最终，中国的现代化采取了社会主义的方式，无产阶级专政且消灭了资产阶级，这与屠格涅夫从新资产阶级与旧贵族角度讨论俄国虚无主义是不同的，而更加接近于马克思无产阶级。 在20世纪初中国关于虚无主义的讨论中，最大规模的思想论战就是20年代初的“科玄论战”。在“科玄论战”之初，以张君劢、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和玄学派所争辩的核心问题便是“科学是否具有支配人生观的能量”。在论战后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翟秋白、陈独秀等的参与使得“科玄论战”出现了新的转折。如果以马克思和屠格涅夫对虚无主义的阶级论界定来看的话，主张“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的丁文江已经近似于《父与子》中对科学狂热的巴扎罗夫，是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引发“科玄论战”，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强调人生观问题必须由玄学来解决的张君劢，在维护传统的角度上似乎也与巴威尔相似。与《父与子》不同的是，论战中出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新阶层，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在20世纪以国家救亡民族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对于西方传来的先进科技和观念的需要迫在眉睫，“唯科学主义”的“赛先生”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并建国之后，同样由于国情的需要，发展科学和生产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以马克思思想为指南的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国原生儒道文化的摒弃无疑也是外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的“崇高”的颠覆，同样使得中国面临虚无主义的问题，但如果以阶级论来对中国仅仅界定，虚无主义问题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并不严重。由于长期以生产为主要目标，并在之前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思想运动，改革开放后物质丰富的中国社会在民众的层面上并未表现出像《父与子》中那样激烈的虚无主义的冲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文化观念的冲击，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本身就存在着经验性的困难。另外，中国传统价值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价值之间并不存在着十分平滑的过渡或是演变，这里似乎也有产生虚无主义问题的可能。朱谦之先生对虚无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无”概念的影响，把“虚无主义”当作一个正面的褒义词，视之为思想深刻，追求境界最高，革命最彻底的象征，似乎没有上升到民族、国家的高度，只是个个体的思考，虚无成了人生至高的境界，还没有真正化解西方现代化的问题。然而中国传统“天人”崇高失落的今天，这样的“虚无”的人生境界甚至难以阻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的信仰迷失。

关于崇高价值的陨落，中国虚无主义所表现出的又不同与德国与俄国。中国“敬天”、“明德”等最高价值是关于社会人间的，而非宗教式的最高价值。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仅仅是坚持阶级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还面对着用阶级论难以解决的文明论意义的虚无主义。如果现代文明在根源上就蕴含了虚无主义，那么与西方文明有着本质不同的中国文明，或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融合后的变体，是否有纠正或解决虚无主义的可能？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所面对的虚无主义问题，无产阶级若是可以跳出阶级论框架，回归重视中国传统，或许能为中国现代化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