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用典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作用

摘要：用典除了增加语言表达效果、增加语言审美因素等作用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传承发展文化。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了用典的前两个作用，而对于它的第三个作用则视而不见，以致出现了反对用典的现象。正如本文所举著名三钓典故所展示的，用典既是一种传递，也是一种启发，还是一种讨论，正是通过不同形式的用典，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才越来越丰富充盈，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越来越具有活力。任何一个用典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表达、语言修辞问题，不是一种简单的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和掉书袋行为，更不是一种所谓守旧古板的体现，它和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息息相关，在民族的发展进步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典故 用典 语言文化 文化传承

典，“典故”之省；典故，顾名思义，就是经典的、过去的东西；用典，即人们在自己当下的言语行为中使用过去发生的著名历史故事或他人说过写过的话语等。使用过去发生的著名历史故事可简称为用事典，使用他人说过写过的话语可简单概括为用语典。

用典的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语言表达效果方面的，用典能使当下的言语行为更具魅力、更有说服力，如简洁含蓄、余韵盎然，如生动形象表现力强，如风格典雅庄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等等；二是语言审美因素方面的，用典能使语言审美活动不再局限于当下，而是扩展到它的相关源头和变化，通过源和流、过去和现在、自己和别人的审美互动，形成一种审美“场”，从而增加了语言审美元素；三是增加了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用典能使当下的言语行为成为一种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共鸣、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对话，成为一种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延续。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了用典在语言表达层面和语言审美层面上的作用，而对于其在历史文化传承上的重要性则有些视而不见，至少可以说是重视不够。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用典的忽视，因为既然用典只是一种表达手段，一种修辞方式，一种语言风格，那么它就只是选择性的，人们完全有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弃而不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先生明确提出反对用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用自己的当下的浅白的口语表达，代替别人的过去的深涩的文言表达，当然就包括不用典。然而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失去了与历史、与传统文化接触、交流、对话的机会，失去了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宝贵财富，失去了很多滋育我们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养料。这不是耸人听闻，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想当然，而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很多的大学生对自古至今的著名历史人物及其故事不甚了了，一问三不知，有些人甚至连雷锋这样的并不遥远的人物及其事迹也不知其详，他们普遍知道的是比尔盖茨，是影视明星，是影视作品或各种游戏中的角色人物。基于此，本文拟以中国历史话语中的著名三钓为例，来强调一下用典在思想文化传承中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以引起各方面对于典故和用典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在中国文化中，垂钓似乎自古以来就兼具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功能。物质方面自不必说，而在精神方面，一般认为垂钓可以愉悦身心、修身养性。这当然也是一种境界，但在中国历史上，垂钓这种物质形式还被赋予了更多更重要的精神意义，并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举例来说，有商周时代姜太公的“愿者上钩”之钓，有东汉严子陵的桐庐钓台之钓，还有唐代柳宗元的寒江雪之钓。笔者认为，这三者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三钓。它们已成为一种典故，引出了许许多多的互文性对话，甚至成为不少后世诗文的主题，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姜太公之钓

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尚父，一说字子牙，历史上又称之为吕尚、吕望、太公望等，因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关于他有不少传说，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钓鱼一事。说他在没有得到周文王重用的时候，隐居在渭水边的一个地方，并且常常垂钓。但太公的钓钩是直的，上面不挂鱼饵，也不沉到水里，并且离水面有三尺高。按照《武王伐纣平话》的演绎就是：“姜尚因命守时，立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钩来！’”一天，有个打柴的人见太公如此这般钓鱼，便对他说：“老先生，像你这样钓鱼，一百年也钓不到一条鱼的！”太公举了举钓竿说：“对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为了钓到鱼，而是为了钓到王与侯。”太公奇特的钓鱼方法，辗转传到了文王那里。文王于是派一名士兵去叫他来。但太公并不理睬这个士兵，只顾自己钓鱼，并自言自语道：“钓啊，钓啊，鱼儿不上钩，虾儿来胡闹！”文王听了士兵的报告后，改派一名官员去招请太公。可是太公依然不答理，边钓边说：“钓啊，钓啊，大鱼不上钩，小鱼别胡闹！”文王这才意识到，这个钓者必是位贤才，要亲自去请他才对。于是他吃素沐浴后换了衣服，带着厚礼，亲自去聘请太公。太公见他诚心诚意来聘请自己，便答应为他效力。姜太公辅佐文王，兴邦立国，还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灭掉了商，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

这个传说的另一个版本是：周文王见商纣王昏庸残暴，失去民心，就决定对其进行讨伐。可是他身边缺少一个有军事才能的人，便设法物色这种人才。话说有一天，周文王坐着车，带着他儿子和侍从到渭水北岸去打猎。在渭水边，他看见一个老头在河岸上坐着用奇怪的方法（即第一种传说版本中提到的方法）钓鱼。大队人马过去，那个老头只当没看见，还是安安静静钓他的鱼。文王看到后很奇怪，就下了车，走到老头跟前，跟他聊起来。经过一番谈话，知道他叫姜尚，是一个精通兵法的奇人。文王非常高兴，说：“我祖父在世时曾经对我说过，将来会有个了不起的能人帮助我把周族兴盛起来。您正是这样的人。我的祖父盼望您已经很久了。”说罢，就请他一起回了宫。因为姜尚是文王祖父所盼望的人，所以后来便叫他太公望，在民间传说中，姜尚也被称为姜太公。

我们发现，每个关于姜太公的传说中都突出了姜太公的垂钓渭水之滨意不在鱼，而是旨在通过自己的怪异钓鱼法引起人们的注意，实际是引起权要者的注意，以使自己受到重用能施展才华，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这无疑是中国高士（高人、名士）文化的一个代表，是怪异行为文化的一个代表，也是隐士文化的一个侧面（有时有的人的“隐”是为了“显”）。而后来的成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只是这整个行为中的一个细节罢了，尽管它被放大了，但从文化角度而言，远没有姜太公钓鱼目的本身来得重要和有趣。在人物典故的传承上，这可以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枝节化了。前者是一种行为模式、手段方法，后者则是一个一般的事理。这里面反映了一种文化传承中的非线性现象、浑沌现象，同时也表明人们对怪异行为已见怪不怪、越来越漠然，而对事理、理性越来越尊崇。事实上，“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越来越变得和一般歇后语差不多了，只不过姜太公钓鱼还是个典故罢了，但人们已不再看重这个典故本身，不再理会这个典故原本的文化意义，而是重在表达后面“愿者上钩”这层意思、这个事理。

（二）严子陵之钓

严子陵，名光，又名遵，子陵为其字，原姓庄，因避汉明帝（刘庄）讳，后人改其姓为严。年轻时就很有名望，后来游学长安时，结识了刘秀和侯霸等人。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为笼络人心巩固政权，他广招天下才士。侯霸于是就出来做官了，刘秀却参加了绿林起义军，决心推翻王莽政权。而严子陵虽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但都不为所动，最后干脆隐姓埋名，避居僻乡。公元25年，刘秀击败王莽，在洛阳建立了东汉王朝。做了皇帝后的刘秀，开始四处寻找严子陵。当得知严子陵隐居在齐国某个地方后，他便立即派人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请，一连请了三次，最后严子陵见刘秀言词恳切，真心实意，感到实在推辞不了，于是来到了洛阳。这时，见风使舵的侯霸已经当上了刘秀朝廷的丞相。严子陵对侯霸那种追名逐利、投机钻营的行为十分鄙视，引起了侯霸的不满。侯霸从此便想方设法要把严子陵撵出洛阳去。严子陵则因为看到侯霸这样的人居然当了丞相，也就不想再在洛阳呆下去，因此每天只是在住处睡大觉。甚至光武帝刘秀亲自来看望他，他也闭着眼睛，不理不睬。刘秀知道这位老友性情高洁孤介，便说：“子陵呀子陵，你到底为啥不肯出来辅助我治理国家呢？”严子陵突然睁开眼来，盯着刘秀说：“唐、尧得天下，是因为德行远闻，才使隐者洗耳。你何必苦苦逼我呢！”过了几天，刘秀又将严子陵请到宫中，与他谈论旧事。这次谈得十分投机，以至晚上光武皇帝留严子陵同榻而眠。严子陵在睡梦中把脚搁到他的肚皮上，他也毫不介意。第二天侯霸指使太史官上奏，说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想以此引起光武帝对严子陵的猜忌。刘秀听了却哈哈大笑，说：“这是我和子陵同睡啊，没事！”然而严子陵却料定其中必有缘故，他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小人的歹毒，官场的险恶，便执意不肯再在洛阳留下去了。当刘秀还想要他做谏议大夫时，他终于不辞而行，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后来，光武帝刘秀曾再一次征召严子陵，严子陵也再一次拒绝了，并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起来，没过几年，便老死在那里，享年八十岁。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桐庐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从此，严子陵以“高风亮节”闻于天下。南宋嘉定年问，陈山严子陵墓旁也建起了高风阁，后来还办了个高节书院。历史上吟咏严子陵的诗文很多，诗文中用到严子陵垂钓之典的更多，这里姑引几例。

古风五十九首之一

李白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问。

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

长揖万乘君，

清风洒六合，

使我长叹息，

还归富春山。

邈然不可攀。

冥栖岩石问。

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酹江月・严子陵钓台

范成大

浮生有几，叹欢娱常少，忧愁相属。富贵功名皆由命，何必区区仆仆。燕蝠尘中，鸡虫影里，见了还追逐。山间林下，几人真个幽独。

谁似当日严君，故人龙衮，独抱羊裘宿。试把渔竿都掉了，百种千般拘束。两岸烟林，半溪山影，此处无荣辱。荒台遗像，至今嗟咏不足。

严先生词

徐渭

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

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

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

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感事呈毛主席

柳亚子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和柳亚子先生

毛泽东

饮茶粤海未能忘，

三十一年还旧国，

牢骚太盛防肠断，

莫道昆明池水浅，

索句渝州叶正黄。

落花时节读华章。

风物长宜放眼量。

观鱼胜过富春江。

严子陵的事迹主要是不趋炎附势，远离官场污浊，避祸全身等，垂钓则是他隐居生活的一个典型细节，这一细节因为严陵濑和范仲淹所建的严子陵钓台而在典故中得以愈加凸显。而历史话语中，垂钓苍波问，就成了严子陵高洁的一个象征，因此严子陵之钓也不是为鱼之钓，而是一种显志之钓、明志之钓。这种明志之钓，被人们津津乐道不断地当作典故使用，是一种对思想文化的选择性继承，表现了中国读书人（知识分子）不同流合污清高传统，也表现出中国文化中对高尚人格的推崇。这种典故的不断使用和流传，无疑会成为一种正能量，对形成良好社会文化，推动中华民族健康向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柳宗元之钓

《江雪》是柳宗元的一首名诗，短短五言四句二十个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广阔、寂寥、清冷的画面上突出了“孤舟”“独钓”的“蓑笠翁”形象。

对于这首诗，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首写景诗看待，甚至可以说不应把它当作一首写景诗看待，景中之情、言外之意才是这首诗真趣所在，但这其中的情与意是什么，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徐增《说唐诗详解》云：“此乃子厚在贬所以自寓也。当此途穷日短，可以归矣，而犹依泊于此，岂非一官所系耶？一官无味，如钓寒江之鱼，终亦无所得而已矣。余岂效此渔翁哉！”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中说：“置孤舟于千山万径之间而以一老翁披蓑戴笠，兀坐于鸟不飞、人不行之地，真所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矣，何足为轻重哉？江寒而鱼伏，岂钓之可得？彼老翁何为而作孤舟风雪中乎？世态寒凉，宦情孤冷，如钓寒江之鱼，终无所得，子厚以自寓也。”吴蜒《唐诗直解》称：“千山万径，人鸟绝迹，则雪之深可知。然当此之时，乃有蓑笠孤舟、寒江独钓者出焉。噫！非若傲世之严光，则为待聘之吕尚。赋中有比，大堪讽咏。”笔者更认同吴蜒的意见。可以说，这首诗将作者的清峻人格进行了高度概括，甚至可以说，其中的最后一句完全是诗人的性格写照：凌寒傲雪，独钓于众人不钓之时，独钓于众人不钓之处。诗人在这首《江雪》和他的另一诗作《渔翁》中，都以渔翁“自寓”，意在表明自己的超尘绝俗、特立独行而悠然自得。因此柳宗元之钓，实在也不是为了钓鱼，而真是为了钓雪，只不过这钓雪之意是以雪自况以雪为朋罢了，以此彰显自己高清峻洁的心志。有一联可以说写出了柳宗元的本意：“云卧北极，雪钓南暝”，不随流俗志存高远是也。 和姜太公钓鱼、严子陵垂钓的典故被画家钟爱一样，柳宗元的钓雪诗，也成为历代画家们的心爱题材（从这个角度看，用典不限于语言表达一途，其他艺术形式其实也存在用典问题，也可以用来传承历史文化。但这是另一个论题，此不展开）。从唐朝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画坛高手根据这首诗的意境挥毫泼墨，以至无数的渔翁被文人雅士们挂到了墙上。显然，“寒江钓雪”的渔翁成了某种精神境界、某种文化传统的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用典并不是只有正用或顺用一种，也有反用或逆用。反用典故也是一种对话与交流，是对传统对文化的一种批判性继承，当然这里面一定要分清楚用典者的真实意图，中国传统中的反文、反讽文字是必须注意的。清初的王士祯就写过一首名为《秋江独钓图》的诗：“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这当然是另一种境地，休闲的味道无比纯正，但显然是承袭了柳宗元的原典。而比王士祯稍晚的赵翼画了一幅《寒江钓雪图》后题了这样一首诗：“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画家不解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则又是对某些用柳宗元雪钓典的一种批注和互动，但同样还是一种用典，和柳典还是产生了一种渊缘关系、对话关系。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每一种东西都不过是新与旧交织而成的织物，其中没有一根线不是新旧两股织成的。”曾任美国里根政府教育部长、布什政府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的威廉・贝内特在他所编《美德书》的序言中引用圣保罗的话说：“如果存在任何杰出或值得赞誉之事，就让你的思想停留在它们之上。”用典正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美好事物的一种重复和记忆，是民族心灵停留于美好事物之上的一种表现，它通过一种话语行为的方式，“把以往历史上一切‘人’的精华吸收、容纳、转化为自身生命的全部，使自己成为更高层次的‘人’，并以此俯视历史，高昂着走向辉煌未来的头，大踏步地奔向上行之路。”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我国的探月登月科学活动被命名为“嫦娥工程”。这种命名无疑就是在用典，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记忆、纪念、继承、吸收和发扬。通过用典，中国历史上“嫦娥奔月”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就产生了一种价值上的延伸，让人觉得，中国当代科学研究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延续。换句话说，中国古人的那种想象力和探索精神延续在中国当代人的生命中了，实现祖先的月宫梦想，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圆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用典作为一种对接历史传统、传承思想文化的一种话语形式，其具体表现又不都是绝对线性的。上述三典就各有特色，严子陵典属于规范型，柳宗元典属于多解型，姜太公典属于变异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用典并不总是囿于原典的初始指向，更多时候会有发展变化、扩展枝蔓。用典既是一种传递，也是一种启发，还是一种讨论、一种论辩。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指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交换苹果，交换后各人得到的都还是一个苹果；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交换思想后，交换后各人得到的就至少不是一种思想了。在人们用典的过程中，言语行为中传递的思想、表达的理念，会越来越多。可见，通过各种各样的用典，一个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信仰等精神内核的东西会越来越丰富充盈，一个民族的文化会越来越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任何一个用典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表达、语言修辞、语言审美问题，不是一种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和掉书袋的简单行为，更不是一种所谓守旧古板的体现，它和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息息相关，在民族的发展进步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