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容甫与章实斋交谊及学术异同考论

摘要：汪容甫与章实斋有三次共事的经历，两人最初交恶是在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间；“议论不合”是他们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实斋始以容甫为“畏友”，后视之为“妄人”，是其学术发展和心态变化的反映；汪、章两人学术都深受戴震学术的影响，多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区别，具体表现在学术路径、治学理念、致思方向、经世之志等方面。

关键词：汪容甫；章实斋；乾嘉学术；后戴震时期

汪中（1745―1794）字容甫，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在清代乾嘉学术中，两人治学皆以识力超拔见长，思想多有相通之处。然实斋论学对容甫多痛加诋毁，容甫对实斋学术也不赞一词，钱穆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颇为之遗憾，发出“何不相嘹知之甚耶”的感叹和疑问。关于这一问题，除钱穆外，胡适、柴德赓、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Nivison）等都有所论述；冯乾、倪惠颖等当代学人也分别撰文予以讨论，但综观各家意见，颇有异同，疑义尚多。笔者结合个人读书体会，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就此做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汪容甫与章实斋的交往和矛盾

柴德赓先生生前尝作《章实斋与汪容甫》一文，指出汪容甫与章实斋曾分别在朱筠幕府、冯廷丞幕府和毕沅幕府有三次共事交往的经历。对此，诸家皆无间言，但论及两人初次见面和三次共事的具体时间，学者们则意见纷纭，兹考叙如下：

（一）朱筠幕府

（二）冯廷丞幕府

柴德赓指出，乾隆三十九年（1774）冬，汪、章再次见面于冯廷丞宁波道署，两人二度共事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春冯迁台湾道止，其意见与双方年谱记载事实相合，故无异议。

（三）毕沅幕府

柴德赓认为，“章与汪三次共事，都是章先到而汪后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毕沅改任湖广总督，“实斋到武昌，直到五十七年止，均在武昌为毕修《史籍考》、《湖北通志》等书”，“容甫于乾隆五十四年才至毕沅幕中，第二年夏自武昌归里”。由此可知柴先生意见为：汪、章二人第三次见面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两人第三次共事时间段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夏。尚小明认定章实斋初到武昌毕沅幕府的时间与柴氏同。冯乾认为汪、章第三次共事在湖广毕沅幕府，时间是乾隆五十四年，意见也略同。但是，笔者认为柴先生以上的意见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二是章与汪三次共事，并非“都是章先到而汪后至”。在武昌毕沅幕府，应是“汪先到而章后至”。汪容甫到达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底或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而章实斋到达的时间应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三月，较汪为晚。

柴先生认为章实斋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到武昌的依据，当是《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三年“岁暮，先生到武昌，投毕沅于督署”的记载，而《章实斋先生年谱》于此条标明的依据是《洪北江年谱》。吕培等编《洪北江先生年谱》五十三年戊申条载：“岁暮，毕公甫从荆州堤工回署。汪明经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澍、章进士学诚，亦先后抵署。谈燕之雅，不减关中。”若以此为据，则汪、章二人第三次见面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底。

《容甫先生年谱》五十四年己酉条明确记载容甫于是年游武昌、入毕沅幕，五十三年戊申条则没有相关记载，但在该条下载有汪容甫《题机声灯影图序》，却启人疑思。《序》云：“中年多病，久不作诗。比至居忧，此事遂绝。某出此卷索题，有伤其事，聊作数章，以当一哭。五十三年十二月孤子汪某记。”⑧按：《机声灯影图》是洪亮吉（号北江）为追念其寡母寒夜纺绩、灯下课子的劬劳，倩人绘就的画卷，曾请不少名人题咏。《诗序》中的“某”当指洪亮吉，从《诗序》的时间和洪亮吉出卷索题的行为可以推测：汪、洪两人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曾见过面，见面地点很有可能在毕沅督署。因此，在没有其他旁证情况下，《洪北江先生年谱》所记汪容甫抵达毕沅幕府的时间虽与《容甫先生年谱》不合，但不妨两存。 然而，《洪北江先生年谱》记载章实斋亦于是年冬抵达毕沅督署，笔者对此则表示怀疑。《章实斋先生年谱》记其在戊申（1788）冬失归德馆，冬末移家亳州，依知府裴振；第二年己酉（1789）则如上文所引，辗转多地，十月后在亳州修志，至明年二月告竣。考索实斋与戊申、己酉年有关的文字，以上行踪皆能找到佐证，唯独找不到实斋对戊申（1788）岁暮武昌之行的记录。如：《裴母查宜人墓志铭》：“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学诚游古梁宋，遂以家侨。俄失所主，将为湖北之游，因移家依毫。”《甄鸿斋先生家传》：“今年戊申，主讲归德之文正书院。……明年又将为湖北之游。”《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戊秋洪水割荆州，大府移镇苏虔刘。坐席未又偈偈，故人官毫聊相投。己酉春夏江南北，驰驱水陆无休息。秋冬往还江汉间，灾平岁稔旌门闲。”等等，从中反映的是实斋于戊申（1788）冬有到湖北依毕沅的打算而没有成行。有学者推测实斋于戊申岁暮至毕沅武昌节署后“仅作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但细读实斋在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十二月的《上毕制府书》，这一说法似不成立。《上毕制府书》云：“事未及殷，而阁下移节汉江。学诚欲被相从，则妻子无缘寄食，欲仍恋一毡，则东道无人为主。盖自学诚离左右之后，一时地主，面目遽更，造谒难通。……阁下抚豫数年，学诚未尝来；及其来也，阁下便去，进退离合，夫岂人谋？不得已还往亳州，辗转于当涂怀宁之间。”实斋若在上书之前一年曾在武昌见到毕沅，必当在书中提及此事，以敦旧谊；而自己当时欲从不得的苦衷也无须在来年的书信中再次喋喋不休。因此，我们认为，自戊申秋毕沅移节江汉到第二年实斋上毕沅书期间，他们没有再见面（己酉八月实斋游湖北，见到的是史致光）。据《与邵二云论学》，实斋自述到武昌毕沅幕府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十五日，云：“仆于二月之杪方得离毫，今三月望始抵武昌。”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汪、章二人第三次见面时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两人第三次共事时间段大致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至是年夏。倪惠颖认为“汪、章二人在毕幕重逢的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夏之际”，意见和笔者近同。

考订汪、章三次见面和共事的具体时间，是深入探究两人矛盾及产生原因的重要基础。

关于汪、章两人交恶的最初时间，可供参考的是章实斋《又答朱少白书》，云：“淮扬间人有从先生游者，其才甚美，学问虽未成家，记诵则甚侈富，亦能为古文辞，尤长辞命。仆向以为畏友。近见之于湖湘间，与之款谈，一妄人耳！……此人才华，倾倒一世士矣，能窥其微而知其不足畏者，前有邵先生，近日有沈枫墀耳。仆必将见其谬而始知，至愧见晚于二君也。”

柴德赓认为文中“淮扬间人”指汪容甫；倪惠颖推论此文约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对此笔者都表示赞同。但是钱穆、倪德卫、倪惠颖据该文断定汪、章矛盾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两人同事武昌毕沅幕府期间，笔者则不敢苟同，而更倾向于柴德赓意见：汪、章两人在武昌会面前就已经交恶。交恶的最初时间应在两人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间。柴先生提出的证据是洪亮吉《卷施阁诗》卷八《有人都者偶占五篇寄友》第三篇《章进士学诚》，其中提及当洪氏把汪容甫的学术观点转述给实斋时：“君托左耳聋，高语亦不闻。”并注：“君与汪论最不合。”倪惠颖考定此诗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甚确。洪亮吉于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即离开武昌北上，根据本文对《洪北江先生年谱》五十三年戊申条的考订，汪、章、洪三位不可能在毕沅武昌节署同事，他们唯一共事的机会是在朱筠幕府，作为亲历者，洪氏关于汪、章“最不合”的描述当是对汪、章两人在朱筠幕府关系的追忆。除上文柴先生所引洪诗外，洪亮吉在乾隆五十九年还写有《续怀人诗十二首》，其中《章进士学诚》有句云：“未妨障麓留钱癖，竞欲持刀抵舌锋”，下注：“君与汪明经中议论不合，几至挥刃。”同样也是追记汪、章在朱筠幕府的紧张关系，由“几至挥刃”可见两人矛盾之激烈。

汪、章两人在朱筠幕矛盾已很尖锐，而实斋在《又答朱少白书》自述向以容甫为“畏友”，柴德赓对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认为“是章有意人人于罪的手法，想以此反衬汪的浅陋，更可取信于朱少白，并非由衷之言”。笔者认为，实斋向以容甫为“畏友”与两人交恶并不矛盾，仔细分析实斋的“畏友说”，我们可以窥见两人矛盾的深层次原因。

关于汪、章两人矛盾的原因，钱穆认为是容甫恃才傲物，得罪实斋所致，倪惠颖意见相同；此外还有汪容甫学术暗袭章实斋说，但钱穆、冯乾都予以驳正，此暂不论。笔者的看法是：两人交恶固然有性格不投的因素，但“议论不合”才是他们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乾隆三十七年，容甫年二十九，其《上朱学使书》云：“古人为学之方，至今岁始窥其门户，任重道远，莫能自致。”这里的“为学之方”据其子汪喜孙解释，就是“由声音、训诂之学，兼通名物、象数；由名物、象数之学精研大义”。可见从这年开始，容甫治学受到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他基本接受了戴震“由故训以明理义”、“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理念，倾心投入到朴学研究之中。《容甫先生年谱》三十七年载其在朱筠幕府与邵晋涵、王念孙“俱以古经义、小学相切磋”，又言其治小学在是时，所校书多述王念孙说等都反映了这一情形。

乾隆三十七年，实斋年三十五，是年始著《文史通义》，《上晓徵学士书》云：“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可见实斋在此年已有自家心得，欲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史校雠之学于主流考证学之外别立一帜，与容甫论学自然“议论不合”。因“议论不合”，加上言语龃龉而交恶在乾嘉士林并不少见，如实斋《上辛楣宫詹书》曾论及戴震与钱载结怨事，云：“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水朱氏，箨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即为典型。 实斋虽与容甫交恶，但向以其为“畏友”，这也是章氏内心的真实流露。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曾从历史和心理两个角度，揭示实斋在治学生涯中始终面对着以戴震为代表的“考证的挑战”。乾隆三十一年（1766），实斋初晤戴震于休宁会馆，听到戴氏“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的高论，不禁“重愧其言”，为之惭惕、寒心，学术自信有所动摇；之后数年他精研史学，渐有所得，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两度与戴震会面，论史、论修志皆不合，开始“从东原的经学考证的笼罩下摆脱出来，并持史学的观点与东原相抗衡”。实斋其时治学正如钱穆所评：“议论尚未入细，而识趣大端已立。”但当时，著名学者钱大听、其幕主朱筠和好友邵晋涵皆盛推戴震为“乾隆学者第一人”，在朱筠幕府，弥漫着浓厚的考证气氛。在此环境下实斋学术虽然主脑已立，但还不成熟，不足以完全克服考证学的巨大压力。而且他貌寝、讷于言，自承“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为文多有卤莽疏漏之处，辩论起来易授人以柄。面对“其才甚美，记诵侈富，亦能为古文辞，尤长辞命”的汪容甫，此时实斋亦不能以完全自信将其驳倒，内心存有压力，以容甫为“畏友”当不是虚言。

但是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汪、章再次见面时，较前则大为不同。此时两人学术都已臻成熟，思之愈深则持之愈坚，两人“议论不合”就越发明显。就汪容甫而言，据《容甫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一年容甫撰《经义知新记》，又与刘台拱论“因声求义”甚详，其重要论文，如《释媒氏文》《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妇人无主答问》《周官证文》等皆作于此时；乾隆四十四年，容甫始撰《述学》（《述学故书》），欲博考先秦古书，三代学制兴废，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表示“某之志，乃在《述学》一书”；之后治学益精，刘台拱尝述其学云：“晚年颛治经术，举其大者，释以义例，纵横贯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之言。”就章实斋而言，自与戴震论学之后学业日进，特别是在汪、章武昌重会的前一年――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创获尤多，其《姑孰夏课乙编小引》自言：“起四月十一，迄五月初八，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钱穆也指出“己酉一年，亦实斋议论思想发展最精采之一年也”。就章实斋观点而言，学贵自得、切己，考据家不晓此，“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以有尽之生，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故实斋直斥其为“竹头木屑之伪学”，包括汪容甫在内的考据家，记诵再侈富也不足以对其挑战。因此，到乾隆五十五年实斋再和容甫论学时，就能自信以其识见压过容甫的考据（实斋对容甫考据背后的思想较为隔膜，详见下文），对容甫由“畏友”转变为“知其不足畏”，再为意气所激，视其为“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斋在《又答朱少白书》曾说，邵晋涵在自己之前对容甫“能窥其微而知其不足畏”，因此他表示惭愧。其实，邵晋涵本人是《尔雅》专家，汪容甫也曾对《尔雅》做过多次校订，其校本较邵晋涵《尔雅正义》多四十三条，意见颇为郝懿行《尔雅义疏》所采纳。邵晋涵对汪容甫所谓“能窥其微而知其不足畏”，主要是指在考据学内部小学研究上不认可汪氏的研究；而章实斋对汪容甫“知其不足畏”，主要是从以文史校雠对抗考据学的角度而言，两者内涵完全不同。

总之，我们认为，汪、章最初交恶是在两人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间，主要原因是“议论不合”；实斋以容甫为“畏友”到视其为“妄人”，反映了其学术的发展和治学心态，考究汪、章二人的矛盾具有学术史意义。

二、章实斋对汪容甫的驳难及两人学术的异同

汪、章两人因“议论不合”而反目，但后来学者却多津津乐道于他们学术的相通、相合之处，甚至有“造车合辙”之论。下面我们就此略作探讨。

（一）章实斋对汪容甫的驳难

章实斋对汪容甫的批评除《又答朱少白书》外，还有《读书随》直斥容甫“恬不知耻”，以及《立言有本》《述学驳文》对汪氏学术的驳难。对于这些意见，钱穆、柴德赓，包括为实斋做年谱的胡适，都是汪而非章，认为《驳文》“太迂腐，实无道理”、“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在此，笔者以汪、章二人的学术观点为依据，本着“了解之同情”的精神，力求客观地分析章实斋对汪容甫的驳难，进而对章氏批评的有效性予以评估。

在《立言有本》篇，章实斋指出：“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选”，汪容甫为学虽“聪明有余，而识力不足”、“求其宗本，茫然未有所归”。具体表现为汪氏《述学》名为“著述”，实为杂集，体例上强分内外篇，“初无类例，亦无次序”、“无著书之旨”，与“古人著书，各有立言之宗，内外分篇，盖有经纬”的精神相悖。实斋对孙星衍、洪亮吉等都有“聪明太过”的批评；对其挚友邵晋涵，也批评他“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可见这是实斋一贯的学术理念，其指责亦不无道理。但从容甫方面，则至少有三点意见可辩解：一是从其本意而言，是欲“撰《述学》一书，博考先秦古书，三代学制兴废，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者”（此即汪氏计划的《述学》内篇，外篇是考证文字的杂集），但没有完成，只留下几卷稿本，包世臣犹及见之。之后刊行的《述学》只是汪氏的文集，不是整部著述；而且《述学》初刻三卷本、包世臣见到的小字二卷本、嘉庆三年阮元刻的二卷大字本都没有分内、外篇，因此实斋对《述学》体例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二是从汪容甫的整体学术看，他“立言有本”，治学有内在条理可循。乾隆五十七年，容甫上书毕沅云：“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这里所说的“合于世用”正道出其治学宗旨，“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也是其治学理念的总结。从用世宗旨出发，汪容甫重视对《礼》的研究，他对制度名物的考证大多属于礼制范畴，对社会的批评也主要是通过对礼义的阐发来实现。他在周代文明的广阔背景下考镜学术源流，又特别强调了礼的学术传统，指出：“古之史官，实秉礼经以成国典，其学皆有所受。”其阐扬诸子之学，一本于礼：晚年构思写作《述学故书》，也与礼经关系紧密。三是汪容甫作为深受戴震学术范式影响的学者，其秉持的治学原则、治学方法、义理取向等基本理念已经戴震充分论述，无须再专门阐发，只要通过自己的具体研究成果就可以体现，这正如库恩指出的：“一旦接受了一个共同的范式，科学共同体就无需经常去重新考察它的第一原理，其成员就能全神贯注于它所关心的现象中最细微、最隐秘之处。”这和章实斋必须别创“六经皆史”理论回应考证学挑战不同。 在《述学驳文》篇，章实斋针对汪容甫的《释媒氏文》《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墨子序》《释三九》等予以驳难，而这些都属于汪氏最富思想性的篇章之列。

关于《释媒氏文》，主要内容是对《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的解释。其核心是对周礼“奔者不禁”规定的维护。在此，对“会”与“奔”两字的解释是理解原文主旨的关键。关于“会”，汪氏指出“‘会’读若‘司会’，其训计也”。意谓由政府出面统计男女的婚姻状况，给予符合条件的男女在中春之月“奔者不禁”，选择配偶的机会。这里的“会”不是“会合”之“会”。关于“奔”，当时学界对“奔”的解释是“不聘为奔”。戴震有“奔之为妻者”、“奔之为妾者”两种解释。从《释媒氏文》的文意看，容甫的意见更倾向于前者，他在此赞成的“奔”，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带有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色彩的“淫奔”，因此将其标举为“近代的男女婚姻自由的思想”有过度诠释之嫌。汪容甫在此表达的主旨是：政府要充分履行教化职能，在礼制上有经有权，为人民及时嫁娶创造条件，故曰：“昏姻之道可以观政焉，先王之所重也。”章实斋对此文的批评集中在“淫奔”上，似有误读。

《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是汪容甫鉴于当时女性因受到未嫁之前不能改聘别图的束缚、最终导致不幸的事实，根据《礼记・曾子问》中相关记载推准古人制作婚礼背后的礼意，将整个婚礼的过程区分为“礼之所由行也”、“礼之所由成也”两个阶段，论证“请期之后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谓之礼”，由此推论“婚姻之礼，成于亲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女子许嫁而婿死从而死之与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烈女不事二夫’不谓不聘二夫也”的主张，强调“不谓一受其聘终身不二也”。章实斋批驳汪文所引郑玄注本误，又疑“三月庙见之礼亦废”，似难服人；且对容甫多诛心之论，称“汪氏几丧心矣”，易给人以“绍兴师爷”的印象。其实，实斋对妇学多有进步论述，对当时妇女的不幸遭遇曾给予深切同情，并非迂腐之士。这里他主要要表达的是未婚守志者“抚孤立后、昌大其宗，续绝举废，为功不小”，这和容甫的观点其实是两个问题，只是由于掺杂意气，反而治丝益棼，辩之不明了。

章实斋对汪氏《墨子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汪中之叙墨子，至谓孔、墨初不甚异，墨子诬孔，孟子诬墨，等于诸子之相非，则可谓好诞之至矣”，这一点实斋显得过于保守；二是“孔子未修《春秋》以前，并无诸子著书之事，……而汪中叙六家为墨氏渊源，不其慎乎？”实斋指墨家《尹佚》等六家之书为伪书，这一意见是正确的。但章氏固持“孔子未修《春秋》以前，并无诸子著书之事”之论则尚可商榷。汪容甫在《述学故书》中提出：“自辟雍之制元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意谓在西周末期官学下移的过程中，出现有史官散在列国教授士子的情况，如果成立，那么在孔子之前是否存在私家著述就很难确证了。

在《释三九》中，汪容甫提出了“学古者通其语言则不胶其文字矣”、“学古者知其意则不疑其语言矣”的重要见解，强调学者在研读古学时，要发挥心知的功能，透过古人含蓄委婉的表达，明了作者的言外之意。这与章实斋在《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中指出的著述者“往往旁申反托，侧出互见……是以读古人书，贵能知其意也”非常契合，但实斋却指责汪氏“广引文法不可执者以见类例，则如才人作赋，好为敷张”，殊不知以归纳法推考义例，孤证不立，必须旁征博引方能证实，这是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和实斋“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的治学路径是大不相同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章实斋对汪容甫的学术精义比较隔膜，其批评的有效性相当有限。

（二）汪容甫与章实斋学术的异同

汪容甫与章实斋治学皆注重“神解精识”，在阐发“博而能约”、“道器合一”、“经史会通”、“学尚实用”等思想方面，共通之处甚多，限于篇幅，此不详论，仅就易导致两人“议论不合”的学术异同具体谈以下几点：

1.汪、章两位都对其所处时代的学术风尚比较敏感，并对学术的发展有较为自觉的总结意识，但两人也有区别：章氏重整体纠偏，汪氏重继承发展。章实斋对于当时学术风尚的利弊有深刻反思，并通过“六经皆史”等创见和构建“浙东学术”谱系与主流考据学抗衡。而汪容甫更多的是以一个圈内人的身份，对考据学内在的传承进行总结和承继。他叙述当时的学术状况是：“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由“是时古学大兴”，他更追溯到“古学初兴”时的学术状况，拟为“国朝六儒颂”清理出这一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其大意云：“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其对朴学流弊的纠偏也主要是谨守朴学路径，通过在考据研究中“精研大义”、努力会通实现的。

2.汪、章治学都重视“心知其意”，但在实践中也有所区别。汪容甫作为后戴震时期朴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基本遵循的还是“由训诂而知理义”的治学理念，他本人精擅于文字考据之学，其“心知其意”的特色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扎实考证基础之上的。在治学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学者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心知其意”探求真理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不至于师心自用、人人言殊。而章实斋则生性不喜考证，在史学研究中特别重视对“史意”的把握，并以此自负。为了保证历史著作的客观性，他不是借助文字训诂而是通过特别强调著作者个体道德因素（“心术”）的重要性，提倡史德、文德，来保证著述的客观性。这种对主体道德性的特别关注，也使得他在伦理观念上比较敏感，且有主观臆断之嫌。

3.汪、章二人都重视史学研究，这使得他们能以时变、发展的观念看待学术的变迁，自觉地考镜源流，以明道为旨归。但是，汪容甫重视阐发的是“以情絮情”的“人道”，而章实斋则更关注政教合一的“治道”。故此他力辩周公、孔子之不同，对“时王”的治世作用予以肯定，直言：“集大成者实周公而非孔子……孔子于学周公之外更无可言。”这使其思想具有“权威主义”倾向，政治态度表现得比较保守，《上辛楣宫詹书》自言：“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

4.汪、章都有经世之志，但具体表现则有所不同。汪容甫重情，治学强调“推六经之要旨合于世用”，表现为“以礼经世”，即从人情出发，调节理与欲的矛盾，维护社会个体的基本权益；而章实斋则贵势，强调“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注重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把握当下，“以史经世”。这一方面体现为通过著述对学术风尚的纠偏，谓“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另一方面又期于世用，体现为实事实功，尝谓“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从社会整体利益着眼，实斋热心维护社会秩序和世教伦理，其思想带有卫道倾向。

三、结语

本文在考订汪容甫和章实斋交往史实的基础上，力图从学术的内在理路，探寻他们矛盾背后所反映的学术异同。我们把戴震学术视为乾嘉学术的范式理论，将“后戴震时期”作为汪、章两人治学的主要背景。汪容甫作为戴震范式内的杰出学者，在继承朴学考据严谨的同时，又特别重视研究主体的心知功能，坚持“以礼经世”，努力实现训诂与义理、经术与用世的会通，从而克服当时朴学研究固陋不通的弊病，推动清学深入发展；章实斋则在朴学运动之外，努力回应戴震范式的挑战，矫正时弊，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动清代学术向“闳通”面向发展。由于汪、章两人的治学取向不同，导致他们的学术面貌呈现差异甚至矛盾，但同时由于两人相近的“学者思想家”气质和共同面对的问题，又使得他们的学术多有相通之处。深入了解两人的关系，比较其学术异同，对于推动对后戴震时期清代学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