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对儒家思想的矛盾心理

摘要：儒家思想不仅使曹操深受其影响，也使他认识到在治国理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在汉末乱世政治决策中他对儒家思想便无法弃之，这主要表现在择用人才、改变风俗、推行教化、发展文化等方面他都以儒家思想为准则来治国理政。然而汉末乱世不但政治秩序崩溃，思想意识也渐入混乱，因此曹操在拨乱反正再造统一中对儒家思想又不得不因时因事有所叛逆。这样，在创建霸业过程中曹操对儒家思想也就呈现出既有本着敬畏之心的遵从和利用，也有因时施政理念下的叛逆和反抗，从而对儒家思想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

关键词：曹操；儒家思想；矛盾心理

作者简介：洪卫中，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河南 许昌 461000）

曹操以阉宦之后崛起于汉末，御名士，挟天子，征服群雄，称霸北方，成为汉末三国之际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多以法治国、以法治军，也多以法御下，故而后来史家评他是：“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①。学者论及他时也多冠之以好刑罚之名，如傅玄曰：“魏武好法术，天下贵刑名”②。刘勰也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③。然而事实上曹操的思想是多层次的，他所采取的治国措施也不是单一的法家之治。法家思想文化固然使他认识到了乱世用重典的必要性，使他在此后所主导的政治生涯里于拨乱反正中多以刑罚为主要统治手段，但儒家文化思想同样以独有的治国教化功能使他认识到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民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使曹操在乱世施治中对之既无法完全依赖又不能完全舍弃。故而在创建霸业过程中，他对儒家文化思想也就不得不既有敬畏下的遵从和利用，又有因时施政下的某种叛逆和反抗，从而客观上对儒家文化思想形成了一种矛盾现象。笔者下面即对此作一论析。

一、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接受

而且由曹操年轻时就已“博览群书”、“明古学”14以及起兵之后仍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15等也可看出，曹操不但早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文化学习，16成年后更没少花时间和精力来钻研儒家文化思想，可以说终其一生曹操都没有离开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毕竟儒家思想在两汉一直居统治思想，儒学为官方之学，加上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大力推广和施行，使它上对帝王将相，下对一般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群体意识都有极重要的深远影响。而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生长于一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任何人无不会在思想上被深深地烙下这个时代主流思想意识的痕迹。在两汉普兴儒学、崇尚儒学，以儒学为进身之本、以儒家思想为衡量事物准则的社会环境下，曹操无法不学习儒学，也不能不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某种依据。也因此，曹操不仅在年轻时显示出为名士所钦佩的某些儒士品质，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也多显露出其价值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仅就他所颁发的令文而言，其中就有多处引用了儒家经典，如表1所示。

可以说汉末以荀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学名士最后择曹操而辅，除了因曹操有雄才大略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到了曹操秉持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世思想。

二、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

汉末，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发挥着很大的意识作用，而自身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始终都存有一份深刻敬畏。这种敬畏既表现为他一方面继续沿用儒家思想为执政思想，另一方面依据现实统治需要实行某些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措施时又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妥协。

就前者来说，曹操的许多举措都体现了这点。譬如用人方面，他就颇为重视有儒学素养才德兼备者。如任用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任用邴原为五官长令史、以崔琰为东曹掾、以徐宣为左护军留统寿春等，在曹操统治集团里，很大一部分官吏即使不是儒学之士，也有着儒学背景。在对待这些儒士的态度上曹操也是尊之重之。如邢曾“以故将丧弃官”，“有司举正”，欲按法治罪，曹操却以“笃于旧君，有一致之节”17免除对他的刑罚处置。再如用毕谌为兖州别驾后，毕谌却在张邈叛乱时投降张邈。尽管曹操因此很愤怒，可当再次俘获毕谌，“众为谌”，以为他要杀掉毕谌时，他却以“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18。不但免毕谌一死，还以之为鲁相。不论是辟用邢恕其擅离职守之过，还是任用毕谌原其背叛之罪，一向以严格执行法令著称的曹操却在儒家忠孝面前宽贷枉法。

就后者而言，当曹操因时因事实施一些偏离儒家思想举措时，内心便总显露出较大程度的担心和害怕。譬如建安十年（205）平定袁绍后他即下令曰：“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22

令文中曹操言其“每失中”，到底失的是什么“中”？这其实是曹操来自内心对儒学接受而有的担忧。所谓过犹不及，儒家向来主张和重视以仁德治国，崇尚和倡导教化。在汉末刑罚松弛、社会失序的情况下，曹操以严刑峻法纠正时弊固为切合时政手段，但任何事都存在物极必反的现象，因此曹操也就不免担心自己诸多法治措施超出社会承受度，引起社会群体意识的反感和抵触。毕竟汉末社会群体意识依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他的“诸掾属治中、别驾”也多是濡染儒学思想较深的士人，所以曹操引《诗》让他们“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就是让他们从儒家思想施治角度来评议他的法治得失，为他适时提供施政建议，从而保证他政治上的举措不至于偏离群体意识太远而失去人心。可见在统治中曹操尽管因时采取了强硬的法治行为，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在日常政务和决策中又不能不去考虑儒家思想因素，至于在政治上不时表现出一种“每失中”的忧惧和担心。

同样，在对待杨彪和田畴态度上曹操也表现了这种内心。杨彪为汉末名望公卿，也为一时儒学名士，在曹操与袁氏对抗过程中，他与袁术联姻并称疾辞官，这使得曹操对他非常不满和反感，故而后来曹操逮到机会便“诬云欲图废立，奏收下狱，劾以大逆”28。然而最终在众多儒士求情下，加上担心“杀一人而失天下心”29，曹操只得将他赦放。这可以说是曹操屈服于儒家施政思想的又一举动。而田畴不仅为汉末儒学名士，在曹操东征乌桓时还有功于曹，曹操因此几次要赏赐他，但都被坚拒，这使曹操颇为不满，故而欲强令威逼之。最后曹操也是在“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有益推让之风”30等儒家理念作用下无可奈何地屈就了田畴志向。而且在曹操执政后期，他不仅在地域上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统治局面，在政权内部也几乎消除了兴汉反曹势力，他的统治已基本得到社会认同，然而即使这样，在时人认为他已可代汉而立，如孙权上书称臣，陈群、桓阶等人劝他称帝时，曹操还是囿于儒家思想的限制，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31没有废汉称帝而仍选择做汉的大臣。

可见，不论是在施政思路上还是在对待异己名士的态度等问题上，曹操的处置都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而且在行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时又往往表现出一种妥协和退让。而汉献帝对其所谓：“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使曹操“失色，仰求出。”“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朝请。”32也再一次从政治伦理角度证明了曹操内心面对儒家思想无法真正强硬起来。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曹操心目中是有着很高的地位的，曹操对儒家思想的敬畏贯穿其一生。

三、曹操因时施政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叛逆

尽管儒家文化思想在汉末社会意识中依然发挥着很大程度的导向作用，曹操在施政中也深受其影响，但一如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33。汉末社会政纲驰坏、刑礼堕败、吏治混乱和强权当道之时局，相对于西汉稳定局面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也更非单一儒家思想所能扭转治理现状，以此故，汉末乱世曹操在不弃儒家思想施政的同时始盛乱世用重典，将法治和儒家思想等相结合来拨乱反正、治理社会。为此他不但早年为官洛阳、济南以重刑惩治贪官污吏，在后来与群雄相争过程中他也是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统治，一方面为维护、扩大统治政权又不为儒家思想所限实行了许多非儒政策和措施，显示出诸多如田余庆先生所说的“叛逆思想”34。

这其中众所周知的“求才三令”可说是其中较突出的一点。在“三令”中曹操将一些不符合儒家用人标准甚至和儒家思想相左的理念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35等用作取才标尺，从而在尊儒的同时又在社会上开了颠覆儒家用人以德的标准。清人顾炎武因此认为：“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36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37是对“儒家教义摧陷廓清”38。不难看出，在后人眼里，求才三令的颁发不说和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偏离和违逆，“是违反名教传统的”39。

此外，严格推行节俭可以说是曹操施政中与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又一行为。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崇尚奢华生活，主张锦衣玉食、鼎食钟鸣和曼妙歌舞，因此在两汉特别是东汉，奢华生活几乎成为贵族社会普遍习俗，而这种习俗到东汉后期是愈演愈烈，至于“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45。曹操执政后对此予以大力纠正，不但身行节约，还以崔琰、毛“典选举”46，在官吏间普遍推行节俭之风，由此扭转奢华风习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但曹操所为与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重礼所崇尚的豪奢生活理念相违背，且在政策执行中又稍显矫枉过正，所以不但丞相掾和洽谏说：“……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47而一些贵族士大夫也并没有完全依照执行，如何夔“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48。可见，曹操的节俭思想是为汉末儒学士大夫所排斥和反对的，在他们眼里，曹操对节俭政策的严格推行无疑是反儒家思想的，因而曹丕执政后，曹操的那种严格节俭思想便在儒学世家大族施治思想里渐消解于无形。

当然，除以上之外在某些具体事件和举措上曹操也多有不拘儒家思想的表现。如在受九锡这件事上，曹操逼死荀和受九锡为魏公也可以说是对儒教政治伦理的一种挑战。

总之，在承袭两汉社会思想下，汉末崛起的曹操一生政治作为中既表现出有源于社会思想意识、政治理论和本身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也有重建统一秩序、因时施政、建立曹氏政权政治需要方面所采取对儒家思想的某些叛逆举措，从而敬畏与叛逆成了曹操政治生涯里面对儒家文化思想存在的一种矛盾纠结心理。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指曹操）是否完全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完全站到名教的反面了呢？那也不是。”“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摆不脱名教的束缚。”“不论他以什么姿态出现，都有一种内心的深刻矛盾笼罩着他，他的各种活动，都有这种矛盾斗争的痕迹。”56不过，无论是为维护现实的统治也好，还是为建立代汉的曹魏政权辅路造势也罢，曹操都不能没有儒家思想来支撑来依靠，所以就曹操一生整体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而言，他对儒家思想的敬重远大于对儒家思想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