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绩与局限:七千人大会对党内民主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党史上是一次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会议，从起草会议报告的集思广益到党的领导人自我批评的民主行为，均体现出党内民主的精神原则。在这次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围绕恢复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与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强化党内权力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主张。但也应该看到，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存在着党内民主作风发扬不彻底、民主讨论的向度与程度由领导人的注意力决定、党内民主未能制度化和法制化等局限。

关键词：七千人大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民主；功绩；局限

作者简介：李东明（1985-），男，河南辉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党史上不仅是一次纠错的大会，同时也是一次发扬党内民主的大会。对此，国内理论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说明。但就总体而言，理论界对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的意义以及局限性等问题的认识还相对不够。本文拟在研究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梳理和探讨，以期有助于推进党内民主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会议

当然，七千人大会的民主作风不仅仅体现在起草会议报告过程中的集思广益，还体现在党的高层领导带头做自我批评的民主行为上，这对大会发扬党内民主有着极其重要的带动和示范效应。我们知道，中国20世纪

50、60年代交替之际出现的这种困难局面，并不仅是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等外在客观原因造成的，还有很大程度上在于决策和工作上的失误等内在主观原因。对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主动承认了错误，并就此作了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这对发扬党内民主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3]296毛泽东讲话后，大会掀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高潮。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到省、市、县委书记纷纷检讨与自我批评，出现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1]168如在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同志也曾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即“作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工作没有做好”。[1]195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向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及中央写了书面检讨，检讨“大跃进”以来，中央书记处存在的错误与缺点。“这个检讨发到了七千人大会。”[1]195此外，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对自己在决策、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检讨和自我批评，这对恢复党内民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作风有着极其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思想主张

在七千人大会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围绕着党内民主问题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主张，使得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成为中共党史上浓重的一笔。

再次，提出要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言谈到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时，提到了要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人的监督问题。他说：“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新章程的问题，章程早就有了。我在前面说过，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我们要把这些好的制度、好的传统作风认真地恢复起来，发扬起来。”“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6]302-303基于此，“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6]309-310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既提出了如何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有效监督的问题，也看到了上下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的局限性

应该承认的是，虽然七千人大会对党内民主精神的发扬、对党内民主的积极探索等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同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即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存在着党内民主作风发扬的不彻底，民主讨论与批评的向度与程度是由党的领导人的注意力所决定，党内民主未能制度化、法制化等局限性。

最重要的是，七千人大会围绕着党内民主问题提出的一些好的建议和设想，未能上升到制度和法制的层面。如前所述，自党的八大之后，尤其是庐山会议之后，党内出现了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在七千人大会上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感受到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以及提出了许多诚恳的合理性建议。尤其是邓小平、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发言，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论是陈云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缺失所造成的危害的论述，还是邓小平提出的对党内权力实行监督的建议，很大程度上都真实地反映了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严重缺陷问题，令人扼腕深思！但这些合理性的建议只是在口头上被予以认可，并未真正上升到制度或法制的层面。因此会议一结束，或者过了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些合理性的建议和好的做法就极易被弃之不用。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333的确，再好的做法和思想倘若不以制度和体制的形式将其固定化，就很难确保其具有长久的效用。这样，七千人大会围绕着党内民主问题提出的一些合理性建议和积极探索的成果既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也无法制加以保证，加上当时个人崇拜盛行的大环境的影响，这些积极的探索成果就随着阶级斗争步伐的加快，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