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怎样集中转向了《武训传》

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亲身参与者、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当年笔记近日被发现辨读。笔记清晰地表明，最初还有一个电影与《武训传》并列于批判榜上。它就是由成荫导演、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影片《荣誉属于谁》（以下简称《荣》，1950年9月摄制完成）。笔记表明，经决策者一番考虑后，《荣》被放过，改为导演检查，内部批评，大批判运动的火力转而集中于《武训传》。

一场思想悲剧由此拉开大幕。

袁水拍笔记完整记录了会议发言

袁水拍将这部分笔记写在长15.1厘米，宽11.1厘米的4孔活页纸上，未加装订，首尾页有较为硬质的相同大小纸板夹住，以防散失。活页纸每页分19行，密密麻麻写满小字，一般字高不超过5毫米。经辨读，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达四千余字，记录者的勤勉令人惊叹。记录者大都使用繁体字，也有一些缩略词，有些语句不连贯，个别字迹难以辨认，但总体上记录清楚，足具史料价值。

文首清晰地写明，这是1951年3月30日召开的文联党组会，主题是批判两部电影故事，检查文艺思想。主讲人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兼任文联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和部党组书记。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当时还被当作民主人士看待。

包括周扬在内，有12人出席会议，发言顺序为周扬、丁玲、光未然、艾青、陈荒煤、严文井、蒋天佑、吕骥、康濯、李伯钊、蔡若虹、沙可夫。从文内记录周扬插话和会议结束时他的总结判断，开场讲话人也是周扬。

《荣誉属于谁》原本和《武训传》并列

袁水拍在开始时记录：《荣誉属于谁》、《武训传》审查通过。预演、上演时有好评。文艺方面的人没有看出来，毛主席指责。《荣誉属于谁》，看故事对（它）不满意，指出后还好一些。①这个意思是，毛泽东看过影片《荣》后予以批评。接下来的记录为：

当然，对老干部歪曲了，新导演好。文艺作品中批评铁路分局一级不慎重。（审片时）引起人注意并好评，主席认为非常不好。看了《内蒙古春光》（1950年5月摄制完成）后只觉得政策上有缺陷。对此（指《荣誉属于谁》）则非常不满，并以此作为教育材料。何至（于问题）严重如此，（要）禁演？毛病在何处？出了这题目，谁（似应理解为“谁出了这个题目”）？政治性的题目，对中国革命作一结论，影片给人的回答是不正确的。“荣誉”属于一个采用新调车法的人，苏联的一种技术方法不能算（荣誉）。荣誉和经验主义为什么（要盖大房）（不统一）②。“拒绝苏联（经验）”在干部中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拒绝新的、照搬新的，这两种都未（后面似还应有一个词汇，记录者省略了）。根本精神在未注意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许多创造性――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是首先应（该）属于荣誉的，（这句话似应读为：荣誉首先应该属于许多创造性的东西，如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如属于新调车法则是错了。换一个名字也不对。表现这样一个大题目不能由无经验者写 “学苏联就是了”这种东西。党之所以胜利是从实际中来。（影片）对革命作了极不正确的表现，荣誉应该属于将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创造者，不是相反。

这段记录接近五百字，只字未提《武训传》，批评矛头完全指向《荣》，且十分具体。

《荣》的故事梗概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难以完成新增任务。新来的副局长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的先进调车法，解决列车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经验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3月30日会议上，周扬说完了《荣》的问题，调头指责《武训传》：

《武训传》，（花了）二十七亿，（拍了）两年，也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哪些应继承？革命传统、太平天国（以革命的行动来推翻，而不是改良主义――此括号为记录稿原有）;《武训传》中的斗争方法是磕头、挨打。怎样对待传统中属于人民的东西？磕头不是传统。

上述记录总共不足一百三十字，周扬随即将话题上升到宏观层面评论：

电影重要，要注意，很自然地（要把它）提高到去年文化部工作中最大的一项。胜利很大，把市场改变（了）。如果没有去年26部③，改不过来。（去年拍的电影中）概念化、形式化也有。也有好的，如《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好评最多。缺点恰恰表现在思想领导上。

周扬提示说：

全党要注意这（项）工作。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实现工业化、反特、肃反已经动员，要组织。电影最普遍，去年一亿六千万（概指1950年电影票房收入），超过报纸出版物。表现在文学、音乐上，有没有反现实主义倾向，不真实，无思想性？

这段话主要强调电影的社会影响力。说到这里，周扬转过来再次批评《荣》说，对这个电影，我看了不舒服，为什么写得我们老工人这样不行。可以写苏联先进，但不必说我们自己很坏。如无我们吸取是不行的。缺少对自己阶级、党的热情，民族的情感。④真正有思想性的电影批评还少。

周扬最后说，这两部电影――《武训传》与调车法（即《荣》的问题），“是爱的对象未找好”。

周扬在开场白中，以大部分篇幅批评《荣》，指出该片所以受到领袖批评，根本问题在于未注意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本该将荣誉归于党的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但影片却不恰当地夸大了苏联“先进经验”的作用。 大部分发言者批评《荣誉属于谁》

周扬的开场讲话有引导作用，随后发言的人也将主要批评矛头指向《荣》。

周扬之后发言的，按记录顺序是丁玲、光未然、艾青、严文井、蒋天佑、吕骥、康濯7人，袁水拍记录他们的发言有一千三百余字，推算总发言时间应在一小时左右，发言中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武训传》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蒋天佑发言后，袁水拍记录了周扬的一句插话：“生活不够，到群众火热斗争中去。”看来也是针对《荣》的。

梳理这7人发言，主要是指出《荣》有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学习苏联电影方法，是关起门来创作的戏剧学院作派，使用“误会法”技巧，脱离实际。（丁玲语）

诗人光未然说，对《荣》的影评文章就写得有缺点，有卖弄技巧之嫌，缺乏表现力。艾青的发言记录很简短，认为《荣》的“问题是生活不够”，不懂艺术，生活与艺术倒置。

严文井、陈荒煤、蒋天佑的发言内容近似，都认为《荣》表现力不够，是作家生活在“小圈子”里，对火热生活接触不足而造成的。

吕骥认为，目前在文教统一战线问题上，民主人士多数摸不到底，不敢放手，但“另一方面形式主义东西已在偷偷进来”，因此“要严肃我们的阵线”。

康濯的批评偏离《荣》，言及作家萧也牧，说萧的作品中“解放区的和小资产阶级口味都有”，说明作家要比较长期地挂职深入生活。

后续发言，李伯钊、周扬批评《武训传》

康濯之后，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钊的发言一上来就是针对《武训传》的。她说：“（党的）思想领导很好。（批判）《武训传》根本思想要揭露改良主义。（武训是）最丑化的形象，站起来（都）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⑤正确领导应该影响他人、同志。（影片体现了）非常个人主义方法，任何党员都要以党的正确意识去团结更多人。”

但她随后的发言也偏离《武训传》说：“党内歪曲毛主席方向。《一场虚惊》⑥，没有正确反映解放军，嘲笑丑化自己太多，太迁就。”她接着表示，要“肃清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影响”，“要投入火热的斗争”。

她还说：“青年文艺工作者到底学谁？向谁学习？目标何在？指导青年学什么文学作品。要求党内严格批评。”

李伯钊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夫人，她的发言值得注意。在她之后，美术家王朝闻、蔡若虹发言主要谈绘画问题。之后艾青再次发言，指出从老区来的作家要尽快熟悉新生活，要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要“首先澄清党内思想，检查人民文学的作品”。而在批判错误倾向的时候，应集中在“几个主要倾向问题，打击面不要太大”。

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沙可夫最后发言，将话题拉回《荣》。他说，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看了这部电影，但没有想到电影存在问题，看来《荣》“内容不充实，勉强加上抗美援朝，着重在形式上，产生形式主义来掩盖空虚”。

会议持续时间不短了，周扬总结发言说：“对两个片子（即《荣》和《武训传》的批判）及其他问题，不能再迟缓，以免文学事业受损害。（要）把党组织活动搞起来。”

他提出要求：

一、加强思想领导。

二、学习。对学习问题，周扬说得比较多：“思想领导表现在组织创作和批评方面，把作家放在最适合的地方去。引导他到这方面，（即）大的政治方向。”

周扬最后指出，现在党内正在进行学习整风。我们在一年内经历的变化，比过去8年还要多。由于变化巨大，从老区来的和新区的同志都要学习，非党人员也要学。要以毛主席的文章，以《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武器，批判材料就是两个电影。再加上一些其他部分材料，学习得好即是整风。在创作上不要自满，同类错误不要犯两次。电影局有自满苗头，在创作思想上有问题，提请注意。

周扬最后捎带一句话说，还要批评一篇文学作品，即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会议即结束了。

批判矛头集中转向《武训传》说明什么

涉及重大事件进程的当事人日记、笔记往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袁水拍以过人的细致和勤勉留下的这份笔记，对批判《武训传》由来作出了重要诠释。

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后来回忆，有材料说：3月20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 （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决心对他发现有问题的电影进行批判，最初选定两个目标，而且对前一目标的指向十分明确，即：该片不恰当地赞扬了苏联经验，却没有对本希望首先予以肯定的党的传统――马列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大力弘扬，因而有损于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

但最初对《武训传》的问题所在叙述得比较简略，主要是认为它歪曲乃至丑化了争取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正确方法――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反动统治，而不是逆来顺受的迎合与忍让。但要批判它，还“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

在3 月30日的会议之后，并没有出现大范围批判《荣》的高潮。文化部领导向该片主创人员传达上级精神时的表述十分含混，导演成荫多次写出检查后仍然没有弄清楚究竟错在哪里，以至于发出了今后拍电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感叹。

但对《武训传》批判则层层加码了。此后对《荣》的宽容度变得更大，被允许进行修改，而且改换片名为《在前进的道路上》得以公映。

为什么放弃对《荣》的集火式批判？较大可能性在于，如果大力批判《荣》，必然触及当时奉行的“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大政策。而“一边倒”是一个带有明显时段性的外交政策，毛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如此。尽管他不久前访问苏联时的经历并不太愉快，裂痕发生过，虽经修补并没有完全弥合。但当时斯大林犹在领袖位置，朝鲜战争激战正酣，还需要维护与苏联的关系。如果批《荣》产生了对“一边倒”政策的负面影响，那是毛不愿意看到的。其二，《荣》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当时领袖对东北局的领导还相当信任。其三，《荣》的导演成荫是在延安成长起来的“三八式”老干部，刚刚导演了备受观众欢迎的电影《钢铁战士》，要批判他毕竟有所顾忌。而《武训传》则由民营电影公司拍摄的，导演孙瑜是非党人士。

由于这些因素，《荣》逃过一劫。3月30日的文联党组会议之后没有几天，《武训传》被列为批判的主要靶子，到十天后的4月10日，江青就要公开露面发言，初露峥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