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弼《老子注》对《老子》的创造性注解

【摘 要】在众多对老子思想进行注解的作品中，王弼的注释影响最大，成果最丰富。王弼作为一个主导时代潮流的思想家，他是通过注释《老子》的形式来建立“以无为本”的思想体系的，因此他在对老子思想有所继承的基础上，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王弼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将老子的本源论思想改造为《老子注》中的本体论思想；其二是将老子思想的核心“道”进行改造和发展，发展为《老子注》中的核心思想“无”。这些创新和发展体现出了在经学的解读与研究上后人对前人的继承与创新，表明了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创造性。

【关键词】《老子》；王弼；《老子注》；创造性

在众多注老作品中，王弼的注释影响最大，成果最丰富，以无为本是王弼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而这个思想核心主要体现在其对《老子》的解读之中。王弼的哲学体系就是以贵无为核心，并且由这个“无”本体出发，贯彻于人事、境界，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命题。他作为一个主导时代潮流的思想家，他是通过注释《老子》的形式来建立“以无为本”的思想体系的。因此他在对老子思想有所继承的基础上，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子注》这部经典作品中。

总体来说，王弼作为一名天才的思想家，在汉魏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试图打破汉代经学的传统，用新眼光、新方法来研究经典著作，用寻求其中能够与时代相呼应的精神，为解决当时时代困惑和社会问题谋求出路。王弼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将老子的本源论思想改造为本体论思想；其二是将老子核心思想“道”改造为“无”。

一、把老子的本源论思想改造为本体论思想

王弼在注《老子・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老子那里，无生有，有生天下万物，表达的是历时性的宇宙生成思想。“有”是产生万物的大全性的“有”，而不是个体的“有”，“生”是指产生的“生”。在王弼的注解里，“有”则落实为具体的“有”，或者说个体的“有”，“生”则是指个体物的存在，而不是产生的“生”。“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说的是天下万物，都是以具体“有”的形式而存在。具体的物是有生有亡的，具体的物从其出现开始，则是以“无”作为其存在的内在根据。并且“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由此可知，王弼在注解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利用了古汉语蕴涵多义的特征，做了创造性转换的诠释。

王弼对老子本源论思想的本体论改造，最明显的表现在注解《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时候，王弼将老子所描述的万物生成的过程变成了概念的逻辑推理过程：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他的这一推理完全背离了老子的原意，反映出了王弼将老子的本源论思想改造为本体论思想的倾向。所以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老子》中最具有宇宙本源论思想的表述，王弼在注解中进行了明显的本体论的思想改造。依他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属性，由于自身属性的限制，而不能成为天下的共主。能够成为天下共主的只能是一个超感绝象、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无”。他的观点是，世间万物都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即“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多种多样的世界万物，就是这个本体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然而贵“无”又绝对不是排斥和废除“有”这个概念，王弼的哲学体系就是以贵无为核心，并且由这个“无”本体出发，贯彻于人事、境界，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命题。

二、将老子核心思想“道”改造为“无”

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在对儒道思想继承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他认为，万物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即“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多种多样的世界万物，就是这个本体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然而贵“无”又绝非废“有”。王弼的哲学体系就是以贵无为核心，并且由这个“无”本体出发，贯彻于人事、境界，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命题。于本体则论以无为本、以有为用，于人事则以崇本举末为核心。以得意忘象为方法论，以“名教”出于“自然”为社会价值观，以圣人体无、圣人有情谈及境界，因此王弼的贵无论哲学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论，而是紧扣社会现实。而《老子注》作为王弼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通过对于《老子》创造性的解读，完全体现其以无为本的思想核心。

《老子注》的核心概念是“无”而不是《老子》中的核心概念“道”。在《老子》中，“道”是其最高哲学范畴，“道”也是老子核心的思想概念，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不用争辩的事实，王弼要构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必须在最高哲学范畴上有所突破，这一突破则是他在《老子注》中以“无”取代《老子》中“道”的核心地位。王弼为什么要将《老子》中的“道”改造为“无”，换言之，王弼以“无”来取代“道”意义何在？为此，我们根据文本可以梳理出王弼的思想理路：王弼认为，老子把“道”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个缺陷就在于，在王弼的心目中，“道”的称谓是不能够充分和贴切地表达出老子的思想的，需要有一个更高的能“尽其极”的哲学范畴来代替。所以说，老子的“道”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存在着缺陷，是王弼构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他在《老子注》中另外一个创新点所在。

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无法摆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王弼的贵无论思想正是产生于政权争斗与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的魏晋时代。最能说明“无”是《老子注》中核心概念的是王弼在《老子注・二十五章》对“无”与“道”及其他概念关系的说明。王弼在注解《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时候进一步强调了“无”比“道”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在他看来，人、地、天、道、自然，是一种递进的关系，而自然处在最高层，王弼将自然解释为无称，也就是“无”，这表明王弼把“无”看作是比“道”高一个层次的核心概念，这也正是他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的体现。 “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是王弼的“以无为本”思想的体现。《老子注》中，王弼常常以“无形”、“无为”、“无名”、“无称”等来代替“无”。《老子注・四十章》，王弼则明确提出“以无为本”的思想：“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不但始于无，要想全有必重返于无，无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再如，《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王弼在注解中说，人们没有遵循道的自然原则，进行有为的道德活动，施给他人好处，树立善的行为，其结果失去了道的纯朴而进于有形之物。正因为如此，王弼在注释《老子・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时说，无即为道，德是在道失的基础上产生的，就存在着好的道德行为与不好的道德的行为区分，世间的一切善与恶的行为都是因此而产生。美与恶、善与不善都是在道失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美与恶（或者喜与怒）、善与不善（或者是与非）都是“同根”、“同门”的。因此，王弼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有大美，是因为存在着大恶，有善的名声，是因为存在着相应的不善。大美与大恶，善与不善的产生都是由于道散失的结果。

三、结语

众所周知，文本注解主要依赖和强调的是客观性，而经典阐释则主要得力于悟性，它依赖的是注解的人那种创新的勇气与能力，是智慧的体现。所以说，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其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理性与现实相结合、相贯通。因此，经典文本不仅应向历史开放，也应该向现实开放。所以我认为，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不如说是一种创造。也就是说，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创造性。从这一点看，我非常欣赏王弼的《老子注》中体现出来的创新性的观点。作为一个注释家，王弼的过人之处主要表现在有自己明确一贯的哲学主张以及在注释中遵循了严格的方法和文本逻辑，他用文本自解、内裂式注解等手段将文本中缺少的主、宾语补足，解释喻象以使其内涵明确，发现并阐释了《老子》在结构上暗含的信息，这些有效的工作使他的注释不仅有出色的说服力、清晰的逻辑、高质量的品质，还有着现代注释学意义上的“可证真/证伪”性。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无论如何，最终是王弼的《老子注》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王弼创造性的解老注老，由“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这个核心出发，产生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原则，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贯彻这个哲学原则，给魏晋玄学史写上极为绚烂的一笔。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王弼在其《老子注》中所表达的贵无思想是继承并发扬老子思想的，而其中“无”的含义也同样经过了承递发展，在经学的解读与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