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教育:艺术、科学与生态批评

〔摘要〕作为最具跨学科性质的主题教育之一，环境教育将艺术与科学重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自由教育形式，同时，它也是一种道德职责，兼具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视野。它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习惯改良、学习内容更新和伦理观重构。我们要在不断追求科技发展的同时，提倡对传统品德的回归，将自己从坏的习惯中解放出来，改变自己，乃至重新界定人类的价值体系。

〔关键词〕环境教育；生态批评；伦理批评；跨学科研究

〔作者简介〕〔美〕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l），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萨诸塞波士顿剑桥02138；

陈靓，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副教授，上海200433。对人类和整个地球来说，环境教育的重要性毋须赘言，它兼具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必须有科学、社会和人文视野。在具体内容上，环境教育将技术开发及应用等科学知识与道德实践、伦理习惯和养成相结合，坚守谦逊、勇气、克制、智慧、胆识和耐力等道德规范，秉承客观公正的精神，在统观全球的视野下，在具体领域积极实践。它要从新的方式审视我们对物质不断增长的占有欲，并研究如何取得更好的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环境教育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称之为“生态纪”。在这个时期，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着生态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沉甸甸的责任，以及需要重新定位的价值观。一些人怀疑环境教育会有什么成效，认为只有经济压力和市场力量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还有一些人说只有灾难才会让人类改变习惯。这样说只会把我们等同于动物，依靠饥饿、干渴等本能来生存，而我们是有理智和责任感的生灵，就像乔纳森・斯威夫 特（Jonathan Swift）说的那样，我们至少拥有“理性的能力”（capax rationis）。〔1〕

可以说，我们所经历的自然灾难，更多地是因为我们对环境的无知和忽视。导致灾难的因素是潜在的：它们在缓慢增长，悄无声息，同时也不可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为悲剧搭建好了平台，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再做任何防范就已经太晚。更糟糕的是，当更加吸引眼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经济不景气、国内外的恐怖活动或医疗问题等，我们的注意力就立刻会被转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每天对待自然界的方式会缓慢地改变我们未来的经济、恐怖主义、战争、社会保障、移民及就业这些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不可或缺的事物。

从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一个科学或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份道德职责。精神、风俗、习惯、文化等元素均带有道德色彩，都是人性和文学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何践行对环境的关爱和职责，不仅关乎公共政策，也关乎个人动因。它涉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受益于我们对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中获取的技术方式和物质资源。

在环境问题上，要做出成效，需要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具有跨学科的关联意识，后者更为关键。不需要政治中的党派区分――“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可以在环境问题上找到共识。两党制最糟糕的缺点在于把行为选择确定为非此即彼。一些政客说，要应对气候变化，或者通过市场激励体制，或者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比孩子还幼稚的非此即彼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必须要多管齐下，通过法律、市场、税收、自由资本和激励体制等综合因素发挥作用。

环境教育涉及到每一个领域，它必须是跨学科的探讨：我们需要了解自然、人类社会、人口统计、经济学、公共政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价值等元素，以便明了我们该如何应对、该制定什么政策以及获得什么样的目标。在环境教育和实践中，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必须通力合作。科学帮助我们了解自然和物质世界，明确它的发展、细节和趋势。但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威恩伯格（Steven Weinberg）所言，科学不会也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珍惜的。〔2〕这个问题只有人文领域的知识，如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才能帮助我们去做决定。此外，只有社会科学才会帮助我们在群体的层面中以经济的、制度化的方式来落实这些价值观。〔3〕

①普卢塔克，约公元46-约120，希腊传记作家、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环境问题无法依靠某一个学科解决，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依赖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来应对环境危机。如果一颗小行星正在朝地球飞速驶来，并很可能在40年内撞击地球，将海平面提高6-16英寸，地球上1/4的生物因此灭亡，引发瘟疫和疾病，淹没一些国家和岛屿，并带来飓风、海啸和数以百万人的死亡，每一个政府都会不顾一切地研究如何去摧毁小行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行星，因此也还没有出现这么大规模的 国际合作。但是，这个灾难的场景中，除了小行星之外的所有情节都有可能出现，它们只不过发生的速度缓慢，比较隐蔽罢了，而起因就是我们对碳的燃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个方面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就环境政策而言，美国在十几年来没有对全球的环境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此外，当危机――经济崩溃、流感、国内外暴力运动、移民纠纷、社保问题等――瞬间发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它们因何而起。我们每天对待自然的方式都在缓慢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战争与恐怖活动发生的风险、移民的动机、未来的经济以及社会资源。富裕国家滥用自然资源，却不愿承担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对自然产生更多伤害。美国极少在境外资助和商品协约上有过多少贡献，未能有效帮助贫穷国家的人民提高生活质量、阻止森林砍伐、污染加剧以及其他损坏自然的行为。

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将会直接转化为制定的法律、颁布的政策、生产的商品等等无形或有形的力量，这些都折射出我们对地球与人类的生态平衡理念。所以，改变个人习惯，并帮助他人也做出同样的改变，这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正如威廉・詹姆士所说的那样：“天才，就是一种摆脱惯性的感知能力。”〔5〕我们现在所投入的这场革命不是要在一个暴君统治的国度寻求自由，而是将我们自己从习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第二，学习内容更新。环境教育要求充分了解自然知识、社会行为、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以及在互动中我们需要秉持的价值观。在这个领域中，科学、社会和人文知识三足鼎立，构建了它的基石，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导致失衡的情况。在这方面，高等学府则承担了传播价值观和生态人文精神的主要任务，而教育同样也与习惯相关联。威廉・詹姆士说过：“所有教育中，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将我们的大脑变成我们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它要资助我们所获取的知识，并依靠这些资金的利息过上悠闲的生活。”〔6〕

“奢侈”（Luxury）一词来源于luxuria 和luxus，意味着过多，最初的意思是熟透后的腐烂。它是一种我们承受不起的浪费。在日常生活的广 告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奢华的场景。“奢侈”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褒义词，它显得更为优秀，更值得期待，以致成为了成功和美德的同义词。高端奢侈的车辆、家居、游艇、度假、旅店等等，而这些对能源的消耗是最大的，但我们的社会给予了它最高的期许。力量、政治、消费、奢侈，甚至性，都是人类的本能的各种表现，并在市场条件下被演绎到极致。我们对奢侈商品不吝赞美之词，而把经济实惠的商品弃置一边。我们的消费习惯，尤其是对能源的消费，违背了我们最值得珍惜的品德：自给自足、创造力、朴素和节约。它们已经锈迹斑斑，甚至被嘲笑为清教徒式落伍的生活理念。很多宗教传统要求人类要管理、保护甚至崇拜自然，而这些教义没有被真正重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宗教传统不提倡贫苦的生活，并以慈善的理念消除贫穷，它们在努力让人们过得更富裕，但从不会提倡奢侈之风。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善意地提醒道：“大部分的奢侈，还有很多所谓的舒适生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阻碍人类的提升。古代的哲学家们，无论在中国、印度、波斯或希腊，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但精神世界的丰富却无与伦比。”〔8〕

所以，我们需要发起一场全新的“环境平民运动”（Environmental Populism），要让公众明白环境健康和安全的关键所在不是对资源的获取，而是获取资源的方式。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在不断追求科技发展的同时，提倡对传统品德的回归，这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它们必须统一起来。我们需要知识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同时需要革新我们的习惯和品德。

习惯、学习与伦理只有在人类的践行中才会发挥实效。要在近几年内实现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生态建设是不现实的，就像堕胎、民权、妇女儿童权利、动物权利、性权利及信仰权利一样，这个斗争是长久的。如果有人认为上述三个元素无关紧要，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越南战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失败案例，它的发生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行动力量，或缺乏经济、技术或军事实力，而是因为美国领导人忽视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宗教、文化和语言――简而言之，忽视了习惯、教育和伦理。

有学者反对说，环境主义者所保护的不是人类利益，而是人类之外的利益。这种两分法是错误的。人类已经控制了地球的生态系统，拯救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协助人类之外的生态元素，因为人类与环境的共生已经紧密得无法分开。我们现在对自然的破坏，就好像在自然这个银行里透支金钱一样，现在的我们会很享受由此带来的舒适，但我们的后代必须要偿付这个债务，且要付出提前预支带来的罚金。

综上所述，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教育策略不是做一个精彩绝伦的演讲，而是要切实改变我们的习惯，更新学习方式，革新伦理观，并积极投入到实践中去。因为环境研究涉及学科众多――健康、法律、教育、工业、商业、制造业、基础科学研究、政府及公共决策，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不同学科间的关联意识，开展一个全新的环境运动。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好准备去抗争，有时则需要做妥协；它也意味着要改变教育、改变科研机构机制，改变我们自己，乃至重新界定人类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