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禁助中国海军协议》

〔关键词〕日本外务省；禁助中国海军协议；贝里咸合同；渤海舰队；温树德；吴佩孚；芳泽谦吉；中国海军；日本外交；中日关系

①本文原发表于香港海防博物馆、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等主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

②冯青：《中国海军と近代日中关系》（东京：锦正社，2011年），第五章第

一、二节。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66-68页。

③冯青：《中国海军と近代日中关系》，第五章第三节。另外，本协议的译名不一，除了陈存恭译为《禁助中国海军协议》，冯青译为《禁止援助中国海军协议》之外，尚有《禁助中国海军建设协议》，以及《禁助中国海军扩张协议》等多种译名。

一、舰队修缮问题与

①关于协议的签署国以及签署时间，请参看冯青《中国海军と近代日中关系》，180页。

吉田伊三郎颇具技巧的回答，除了顾及芳泽谦吉的权限范围，将中国海军方面的要求，上推至中国驻日使馆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外交管道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露出了日方外交官对于修缮中国军舰一事的情况认识，亦即此事明确地关系到了日方造船公司的利益。

就实际情况来说，除了温树德因为担忧被以闽系为主流的中央海军并吞之外，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吴佩孚确实也是想把北归舰队收为己用。中央海军虽然有所不满，但在当时直系掌控北京政府的情况之下，仍不得不在表面上予以顺从。〔7〕此次中央海军阳奉阴违，私底下派员与英、日接触的做法，明显地是要弱化北归舰队的力量，削弱其立场以等待将来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亚细亚局第一课于3月10日完成新方案的草拟，新方案接受了条约局的观点，但是强调军舰的修缮若能让军舰发挥做为军舰的效力，则不但有违阻止中国内争的协议目的，也有与日本对华方针相违背的可能。在将取得关系诸国的谅解亦列入考虑的情况之下，对于此种修理要求应避免许诺而暂时观察情势变化。并且，由于修理军舰是否适用协议仍有解释上的疑义，日本国内法与美国的情况相同，并无得以绝对禁止的法源根据，因此若是中方寻求民间公司的修理，则日本政府将向业者表示，接受委托并非政府的希望，期以唤起业者的注意，但并不强力阻止。〔11〕

简单地说，对于修缮军舰是否违反协议一事，亚细亚局和条约局的观点南辕北辙。虽然由于外务省高层支持条约局的观点，让原本主张政府与民间皆不应接受修缮要求的亚细亚局修改了原案，但从新案中仍然可以看到亚细亚局对条约局的观点存疑，认为修缮军舰是否违反协议，在解释上有所疑义。对此，外务省高层在草案文件的此一部分上方打了个问号，但基本上接受了新案作为处理的方针。

二、舰队修缮问题与

如同中央海军所预测的，4月1日的日本《东方通信》，披露了标题为《渤海舰队的大修理》的消息。其内容指称北归七艘军舰中的“豫章”，因为损害严重被编入商船。其余各舰也因为长久缺乏修理而不堪作战，因此“海圻”“海琛”“肇”将前往长崎，其余三舰将前往天津进行大修。〔13〕

《东方通信》这份3月31日由天津发出的消息，虽然在“肇和”舰的名称以及“豫章”舰的归属部分存在问题（“豫章”舰事实上是在北归途中发生故障脱队，后来被中央海军押回接收 〔14〕），但关于各舰打算进行修缮的消息则确属事实。

4月8日，三菱商事派遣茂木一郎拜访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出渊胜次，说明了关于此事的情况。18日，又再度派遣茂木一郎、河野芳锐两人拜访出渊胜次，表示希望得知外务省对于此事的意向。由于茂木一郎在8日曾经表示吴佩孚向三菱提出的修缮委托，其委托修理的程度仅止于舰底清理以及更换锅炉，并不涉及武器。因此出渊胜次表示，他认为此事作为单纯的商业业务来接受并无关系，但当下中国政局多变，需要深加顾虑，并且从商业业务的立场上来看，如何收取费用也应该要加以考虑，不过外务省此时对于是否应该接受委托并无评论，但认为应吴佩孚的要求，派遣技师进行修理程度的检查则应无问题，请三菱商事派遣技师检查之后，再来询问外务省方面的意向。〔15〕

对于此事，外务省当天随即致电芳泽谦吉，向其告知三菱商事的说法。指出吴佩孚所洽商的“海圻”三舰的修缮，其工程预估只需要一个月，三菱商事打算根据需要修缮的情况以及费用的收取问题来决定是否接受。虽然当下的中国政局需要考虑，但由于不涉及武器装备，并且也应该不会引发和《贝里咸合同》相关联的问题，因此其结果是否由三菱商事接受承担修缮，其实颇难预测，希望芳泽谦吉能就此事以及北归舰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来申述己见。〔16〕

芳泽谦吉收到电文之后，随即于21日回电，说明虽然温树德表面上隶属于杜锡之下，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海军部也将温树德视为吴佩孚的手下，关系相当冷淡。若是三菱商事接受吴佩孚的委托，则将损害日方与杜锡以及海军部的关系，因此由北京政府来向公使馆或者是向三菱商事提出委托应该较为合适。不过此事最必须考虑的是张作霖方面的感受，但若是由奉天总领事向张作霖方面加以说明，指出日本对于北京政府提出的单纯船底清理的要求，并没有必须拒绝的理由的话，相信应不致带来太大的问题。〔17〕

外务省和芳泽谦吉此次的联系，以及外务省让亚细亚局两次拟定草案，说明了外务省对于维护日方商业利益的重视。对于协议的解释，虽然亚细亚局抱持审慎的态度，但外务省仍是基于维护商业利益的立场，采取相对宽松的解释，为可能的进展留下了弹性的空间。至于芳泽谦吉的意见，则是明确地顾及到了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试图寻求稳当的处理对策。其关注的对象除了日本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之外，也把眼光扩展至受到日本支持，但却与直系处于敌对状态的奉系之上。

将奉系的观感视为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由北京政府出面委托方才适宜接受的看法，事实上并非公使馆方面所独有，公使馆海军武官津田静枝在芳泽谦吉回复外务省的前一天，即向海军军令部报告了同样的意见，并且说明公使馆方面亦应会将同样的意见向外务省报告。〔18〕也就是说，在此事的处理上，驻华公使与海军武官的看法保持一致。

堀内谦介的电文，明确地说明了渤海舰队船舰的窘迫情况，他所听到的风闻，其实皆与事实相符。如同前面所述，护法政府并没有给予护法舰队适当的给养，“豫章”舰在北归途中发生故障，尚仅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例。另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是，对于“海圻”“海琛”这样的大型船舰，中国国内缺乏适合的船渠与修缮设施，此二点即为吴佩孚、温树德必须积极与日方接触的原因。另外，满铁的反应则再次说明了日本与奉系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关系其实是协议适用问题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而且这个侧面很明显地存在着在华外务、海军官员与满铁之间的共识，由在华方面分别向东京中央提出。而高恩洪与温树德在经费拨付上的冲突，则说明了仅凭胶澳商埠督办的能力，要维持舰队当有困难，暗示了此次渤海舰队的修缮计划，其实仍存在着相当的变数。

堀内谦介的电文在5月22日到达外务省。同日，三菱商事代表茂木一郎拜访亚细亚局局长出渊胜次，表示根据技师估价，“海圻”“海琛”“肇和”以及另一艘驱逐舰，四艘修缮费用约需要一百万日元，三菱打算和吴佩孚方面订下契约，但仍先询问外务省方面的意见。对此，出渊胜次回复，基于外务省内的再次研究以及芳泽谦吉的意见，签约一事因为顾及北京政府海军部与吴佩孚之间的关系仍属不佳，因此形式上由北京政府出面委托三菱的情况方才适宜接受。出渊胜次进一步地表示，希望三菱商事的北京代表能够和芳泽谦吉协商，并且和堀内谦介彼此联系，透过适当的方法，让此事能够由北京政府出面委托三菱，待将行签约之际，再来询问外务省中央的意向。出渊胜次的指示，得到了茂木一郎的承诺。〔21〕

出渊胜次提出的方法，事实上成为了外务省正式的处理方式。5月24日，外务省致电芳泽谦吉并旁送堀内谦介，将此次出渊胜次会见茂木一郎的双方谈话内容告知两人，请芳泽谦吉在北京指导三菱驻北京代表，并且设法使北京政府向三菱而非向公使馆提出委托。〔22〕

相当明确地，外务省此次在处理方针上的作为，是将外务省设定为幕后指导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禁助中国海军协议》的存在，而是关注于北京政府海军部与吴佩孚之间的关系，以及此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船津辰一郎的意见颇有值得注意之处。所谓的即便修缮一事不违反各种协议一段，事实上是暗示了他和亚细亚局一样，对此事是否未违协议，多少心存疑虑。建议对张作霖方面采取的种种手法，则是为了要维持日本与张学良的关系。但显然船津辰一郎并不清楚预备进行修缮的地点。

对于船津辰一郎的请示，外务省在5月28日给予回电，除了不透露消息予新闻报刊一点未见回复之外，外务省强调此次修理不触及任何武器设备，三菱在缔约前尚需再次向外务省请示意见，其余处理皆照船津辰一郎的意见进行，并说明修缮将在长崎进行。〔24〕至此，外务省对于渤海舰队修缮问题的处理方针，可说是完全获得了定调。

三、舰队修缮问题的新变化

堀内谦介在电文中表示，在上次的报告之后，三菱技师对渤海舰队委托修缮的各舰，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检查。而其结果，则是修缮费倍增至二百万日元左右。当地的三菱代表和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在5月28日一同拜会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面告此事时，冈野增次郎表示可由吴佩孚与高恩洪各负责一半，而三菱代表则表示若能拿出百万元，则双方可以立即签约，但高恩洪 当场面现难色。之后，冈野增次郎返回洛阳，高恩洪方面据三菱私下报告，无法完成筹款，然后便别无消息。另外，青岛当地的中文报纸报导了数艘军舰要前往长崎修缮一事，指称其经费只能从铁路的收入当中来设法支出，对于此一发展，堀内谦介表示自己正特别警戒中。〔25〕

对于这一发展，外务省的反应相当平淡，仅在6月9日致电堀内谦介，要其提醒三菱代表，签约之前要先询问外务省的意向而已。①由于史料的限制，外务省反应平淡的直接原因并不明确，但应该是和此事在外交上过于敏感有关。此事未成，则对日本的对华外交乃至《禁助中国海军协议》等等各式的协议，都不致产生问题，反倒是真正成事，则外务省需要承担责任。外务省虽然相当看重日本的商业利益，但其原因之一确实也是因为日本的国内法无法彻底限制私人的行为，因此采取顺势而为并适时加以指导的立场，以避免损及日本的外交。

堀内谦介此次根据的中方报纸的报告，其内容确为事实。早在6月9日，吴佩孚即就修缮费一事致电大总统曹锟，其要求内容与报刊所载完全一致。〔28〕吴佩孚之所以会有此举，明显地与高恩洪的面有难色有关。而高恩洪的面有难色，则确实是有其难以解决的因素。

不过，对于舰队支出将取自于铁道收入而让堀内谦介大为警戒一事，则明确地反映了外务省后来的动向。在当时，胶济铁路实质上受到日本的控制，因此动用胶济铁路的收入，其实是触及日方的敏感神经。事实上，后来中方仅仅在舰队维持费的层面想动用胶济铁路的支出，便引发了日方一连串的大动作抗议，甚至派舰21艘前来青岛示威，终使得中方彻底放弃了此一想法。〔30〕

四、结论

《禁助中国海军协议》提出之后，首先面临的困难问题，就是直系吴佩孚所提出的渤海舰队船舰修缮委托。对于此一情况，首先接到委托的是英国，虽然英国公使曾经一时予以接受，但终究在考虑到协议精神与中方政局的情况下而加以回绝。但是在美方倡议协议开始即对协议大力支持的日本，其态度却与英国有所不同，而是对本国的商业利益有所看重。

虽然在外务省的内部讨论之中，亚细亚局曾经认定接受修缮将违反协议，主张日本政府亦应防止私人从事协议规范的行为，但外务省高层对于此种见解却不予支持，反而认同条约局较为宽松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外务省认定修缮问题不涉及武器设备，因而不违反协议，三菱商事接受委托与否，则因为国内法没有强制规范，亦无法禁止。尽管部分外务官员对此种解释心存疑虑，但外务省高层的方针定调却是明确而不再更动。

在外务省的方针定调之后，外务省对于舰队修缮问题的顾虑，明显地集中于此事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除了顾虑到日本与北京政府海军部之间的关系之外，驻华公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以及奉天总领事馆，亦非常注重此事对于日本与张作霖之间关系的影响，甚至力主日本政府应在表面上撇清此事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强调其为民间商业活动，以避免损及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关系。在种种对华关系的顾虑之下，外务省对于吴佩孚与三菱之间的订约，始终进行着幕后的指导。

虽然修缮问题后来因为吴佩孚方面无法交付一半款项而未能订约，但外务省在此一问题中所展现的协议遵守态度却显而易见。尽管协议本身的文字并不精准具体，对于私人行为的规范也确实有着国内法无法强制的问题，但从协议本身希望不助长中国内战的精神而论，外务省的种种举措，虽说强调不涉及武器装备，其本身亦只站在维护商业利权的立场而并未予以鼓励，但默许修缮装载武器的军舰使其得以正常运作并发挥实力，明显地是违背了协议精神的初衷。

然而无论如何，正如同陈存恭所指出的，此一协议的存在，确实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限制极大。〔31〕渤海舰队欲委托日方修缮的“海圻”“海琛”“肇和”等巡洋舰，事实上皆属于当时中国所拥有的较高等级的军舰，其战斗力对于中国海防的意义极大。但在南北对峙与军阀混战当中，不但得不到稳定的给养，连维修亦非易事，对于中国海防的影响，不可谓之不大。民国海军在北洋政府时期之困顿，当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