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课的政治文化本质与政治安全

〔摘要〕 慕课是一个涉及教育、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重要问题，要从多个维度审视慕课的本质：从教育视角看，慕课是“技术变革教育”的新尝试;从文化视角看，慕课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新形式;从政治视角看，慕课是“西方国家对华民主输出”的新途径。慕课的政治文化本质在西方思潮传播中得以展现，其介入使西方思潮传播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增强了影响力。在积极发挥慕课教育价值的同时，要积极应对其所带来的政治文化挑战，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增强慕课的政治安全意识，重视慕课研究的协同创新，加快慕课的实践探索进程，建立慕课的思潮监控机制，创新慕课的思想引领体系。

〔关键词〕 慕课，政治文化本质，西方社会思潮，政治安全

〔作者简介〕 李亚员（1979-），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创新创业教育、社会思潮。

管立国（1976-），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一、慕课的政治文化本质审视

到底什么是慕课？大家一般只是从教育视角来审视。从教育角度看，慕课是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学习者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的有机融合，是“技术变革教育”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新尝试。也许，有一天慕课将不再是目前的样态甚至彻底不复存在，但慕课所代表的这种网络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改革高度融合的尝试，还将长期存在。这种尝试将不断冲击传统教育教学，最终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模式。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把握的内涵，但不是慕课本质的全部。慕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不仅要从教育视角来解释和把握，也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由此，我们会发现，慕课实际上是一些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输出的新途径，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新形式。

我们并不想给慕课随意贴上政治标签。之所以要从政治角度讨论慕课的本质问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久经“伤害”后的理论自觉。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确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们的一些经验的确值得学习。比如，慕课虽然最早发起于加拿大，但真正蓬勃发展并被世界所注视，是在美国，是由于美国的大力推动。关于慕课，我们也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警惕慕课所带来的其他问题，比如政治安全问题。最初，我们很少从第二个方面来考虑问题。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维护其政治统治或说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方式，更大程度上是隐性的，是融合在人们日常的教育、学习、生活、消费之中的，这与我们的方式截然不同。为此，即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学者，也没有及时地、深刻地从政治安全的角度考虑美国商品、文化输出中的政治问题。我们以往一般都以为肯德基、麦当劳等等只是快餐，只是商业的、经济的问题;以为好莱坞影片、美国音乐等等，只是娱乐的、文化的问题;以为Google、网游、微软等等，只是网络的、信息化的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下列问题：这些看似仅是快餐、娱乐、网络等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主题――西方民主制度输出。

慕课声称以“把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为基本追求，这只是表面现象。正如英国学者约翰・丹尼尔所指出的：“想通过美国提供的不以追求学分为目的的开放网络课程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需求增长这一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3 〕所以，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西方大力推行慕课的真实目的。尤其是当人们看到一些西方国家以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动慕课发展时，这种质疑更为强烈。比如，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FutureReadyPledge，根据这个协议，由美国三大慕课公司之一的Coursera，向全美300多万教师提供为期两年的认证证书免费券，美国各州将把MOOC课程纳入继续教育学分系统（ContinuingEducationUnits，简称CEU），促进美国教师通过慕课完成职业培训课程。这些都再次提醒我们，慕课并非仅仅是一种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它始终得益于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十分不易察觉的强力推动，我们必须警惕慕课背后的国家动机、政治目的。就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在慕课课程新时空中，哈佛、斯坦福等美国名校绝不仅仅是在展示他们的课程，课程是什么？是文化，是意识形态，是民族精神……这对中国的挑战，绝不仅仅限于高等教育，而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4 〕 慕课也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文化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阶段，又被称为后殖民主义。旧殖民主义是以武装侵略他国领土、向殖民地派驻军队和管理机构为典型特征的，主要存在于二战以前，是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常采用的基本方式。二战后，随着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以及一些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殖民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对他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为典型特征，主要存在于“冷战”期间。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新时期，殖民主义开始进入后殖民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以西方对东方行使文化霸权为典型标志，突出强调了文化的殖民主义功能，因而被称为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是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支撑的。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前者是靠军队等强制力量来维系，后者则靠文化等非强制力量来维系。比较而言，后者越来越居于主要地位。市民社会的统治形式主要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即通过无孔不入的文化和心理渗透，使被统治者发自内心地认同和接受统治 〔5 〕。这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强调的软实力是异曲同工的。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感召力而吸引他人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国际事务中，就是一个国家通过自身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吸引力而非强制力，使得别国追随其政策、仰慕其价值观、学习其发展过程的能力 〔6 〕 （P9 ）。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之一就是文化。近年来，西方国家正是通过文化这个难以拒绝的形式，对众多非西方国家进行新的“殖民统治”。

慕课是以课程教育的形式实现文化殖民的目的。“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曾指出，美国有三项软实力指标是世界领先，即好莱坞的影视文化产业、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他还强调，美国一定要充分认识和发挥软实力优势，以此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慕课都在有意无意地承担着完成西方软实力传播、实现西方文化殖民的重任。西方文化殖民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商品意义上的文化殖民，在商业产品中渗透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以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等的全球化为代表，这已经比较成功地实施了，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民众;二是影视意义上的文化殖民，以好莱坞电影、音乐等为典型代表，大力传播西方性开放、娱乐文化、放荡不羁等不良观念，对我国民众影响颇深;三是网络意义上的文化殖民，以谷歌为典型代表，通过所谓的网络自由来传播西方文化，这一方式已被我们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四是教育意义上的文化殖民，也就是约瑟夫・奈所说的发挥“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的优势，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力求努力突破的。慕课就是一个教育文化殖民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作为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主要成员的南非大学的校长，明确把慕课的源头――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定位为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形式。这提醒我们，不仅要从教育角度审视慕课的本质与价值，也要从文化角度关注慕课的文化殖民主义作用与趋势。

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不仅不能否认慕课的教育价值，还要积极使用和发展慕课。但我们也决不能一叶障目，只看到慕课的教育价值而不顾其他，同样是不客观和有害的。

二、西方社会思潮借助慕课进行传播

慕课的教育本质通过其课程视频短片本身就得以充分表达，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赘言。但慕课的政治文化本质从何体现呢？其实，无论是文化殖民主义目的，还是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都集中体现在慕课所蕴含的西方社会思潮传播功能之中。总体而言，慕课通过传播西方社会思潮显现其政治文化本质，西方思潮也因慕课这一新的途径而产生一些新的特征和更大的影响作用。

（一）慕课的政治文化本质在西方社会思潮传播中得以展现。慕课作为一种网络课程，表面上是与文化尤其与政治不相关的。但慕课课程是向我国传播西方社会思潮的十分有效的新载体，通过传播社会思潮，慕课由课程问题、教育问题，延伸为思潮问题、政治问题。社会思潮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群体利益诉求、在某些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所形成的思想潮流 〔7 〕。社会思潮是对一个国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冲击很大的思想意识。它以批判、攻击意识形态为己任，对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顺利形成、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稳定乃至国家社会安全，都有很大的不良影响。西方社会思潮则是指主要来自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思潮。这些西方社会思潮构成了我国目前社会思潮的主体部分，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更大。慕课课程里不可避免地包含相当多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这些课程本身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直接或间接的辩护者、发言人，有的课程就是目前在我国比较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等等。即便是非文科类课程，也是蕴含着美国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的。这些决定了慕课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社会思潮传播的新载体，从而使慕课打上了深深的输出西方民主制度、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烙印。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二）慕课的介入使西方社会思潮传播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通过慕课传播西方社会思潮，具备一些其他方式不可比拟的新优势、新特征。一是直接传播。以往西方社会思潮传播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的，常用的方式是“代言人”传播。西方国家在我国境内培育他们所谓的“精英人士”，通常是选择一些理论界的名人、网络舆论领袖、商业成功人士，通过他们的理论论著、课程教学、网络文帖和公开演讲等散布西方社会思潮。一些西方国家也会通过赞助一些我国的民间社会团体，通过集会示威、制造谣言等方式攻击主流、传播西方社会思潮。这些方式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如直接传播。通过慕课传播社会思潮，可以实现西方国家社会思潮创造者或核心骨干与我国民众的直接交流，而且覆盖面很广，这是以往任何思潮传播方式都无法比拟的。二是公然对抗。以往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主要在我国以外进行，他们通过理论文章、媒体报道等方式，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些片面、错误的攻击对于我国大多数民众而言，是不可见的，不会形成与我国意识形态的直接对抗。但通过慕课课程，西方可以直接攻击，我们也必然不会坐视不理，从而形成公然对抗的思潮传播局面。例如目前在Coursera平台上开设的，由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教授的一门慕课课程《民主化进程》中，一名中国学习者在该课程笔记中提到课程中的一个知识点：与民主政体相对的是威权政体，可以细分为选举威权（如新加坡、俄罗斯）、一党制威权（如中国）、个人独裁、绝对君主、军事统治、极权主义等。授课教师将我国的政治制度归结为“一党制威权”，显然存在着歪曲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丑化我国的民主形象的问题 〔8 〕。这位教授还在课程中列举了一些所谓的为民主作出贡献的人，其中就包括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并认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为推动本国、本地区政治民主奋不顾身”。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三是联合批判。最让人担心的是，通过慕课传播社会思潮，会形成西方国家联合批判我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局面。目前，慕课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如果这些慕课课程大量进入我国，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被我国民众所广泛接触，必然会给我国政治安全带来更大压力。尤其是他们之间的联合，会给人一种多数人（多个西方国家）批判少数人（我国）、“多数人有理”的错觉，对我国民众将有更大的误导性。其实，西方国家一直在联合诋毁我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9・11”事件之后，美国更加强调西方对华同盟的集体行动，共同对华施压，即由美国领导、盟国配合，共同反制和影响中国的工作模式 〔9 〕。比如，近些年一些西方国家元首几乎每年都要会见达赖，继而英、法、德、加等国元首也频繁会见达赖，其实质就是西方国家联合施压中国，企图最终西化、分化、演化中国。这种模式必然会体现到慕课的思潮传播之中，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三）慕课这种新方式使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一是慕课的名牌效应使得西方社会思潮“更可信”。慕课一般都是由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主讲和制作的，很多都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教师提供的。这些教师和课程往往都是全世界青年学生、学者所期待的。这就使慕课所传递的信息带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更容易被课程学习者所接受。对于慕课之中传播的社会思潮，更是如此。社会思潮是主体性很强的思想意识。人们一时间往往很难找到一个十分确实的标准来衡量一种思潮观点的正误，往往会受一些“权威”的误导，从而形成“从众式”的接受与认同。这就决定了经由慕课所传播的西方社会思潮，会比其他途径显得“更为可信”，对人们的负面影响更大。二是慕课的精致性使得西方思潮的传播“更全面”。以往的西方思潮传播往往是“碎片式”的渗透。传播者把既定的社会思潮内容，肢解成一些零散的从而易于被接受的观点，传播中的系统性往往较低，影响思潮的传播效果。通过慕课传播的西方社会思潮，则是经过精细加工的。在内容上，尽管很多单个慕课课程都比较短小，但相对于“碎片式”传播而言其逻辑性、系统性更强，这便于把某种西方思潮的思想比较系统地传播给民众。在形式上，慕课都是经过高水平团队认真加工制作而成的，它的表现力、感染力等都更强，从而具有更高的“文化势位”，对民众既有的思想观念有着更大的冲击力。三是慕课的聚合性使得西方思潮的传播“更深入”。一种思潮的传播要想深入人心，一般要聚焦在某个热点主题上引发众多人集中讨论扩散，然后才能获得广泛认同。慕课所传播的社会思潮恰好具有这种特性。一般一个课程会有众多的学习者，这些学习者构成一个学习网络或称“网络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大家可以围绕一个焦点主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思潮相关的内容而言，更大程度上是在“群体思维”主导下进行的，具有易于偏信极端的、不理性观点的“群体极化”特征 〔10 〕。加之，一些思潮旗手很可能会借势诱导人们，这会导致人们更轻易、更深入地接受西方社会思潮观念，其社会危害很大。

三、积极应对慕课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我国政治安全

从慕课的多维本质分析及其思潮传播功能来看，慕课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慕课的教育价值、积极发展慕课，同时，也必须积极应对慕课所带来的政治安全稳定问题。

（一）增强慕课的政治安全意识。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当前形势下，国家安全形势十分复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1 〕。慕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时空领域宽广、内外因素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我们要切实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慕课。一方面，不可忽视慕课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也不可因其积极意义而忘却慕课所带来的政治冲击。要把慕课管理纳入到国家政治安全体系之中，系统规划、稳妥推进、有效预防。

（二）重视慕课研究的协同创新。把慕课作为关涉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慕课理论研究，组建全国慕课协同创新中心，深入开展教育、技术、商业和安全“四位一体”的慕课理论研究。慕课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除了已经讨论的教育和政治问题外，慕课的制作与推广，必然需要高深网络信息技术、传媒技术等作为支撑，慕课的持续发展也离不开或说避不开商业利益的问题。为此，要从更广泛的视角研究慕课。教育视角下，主要是研究慕课与教育改革问题，这种改革涉及到高等教育甚至基础教育的全球性竞争问题。技术视角下，主要研究慕课技术支撑平台的研发，需要相关技术领域（不仅是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商业视角下，主要研究中国慕课平台的运营模式，要为中国式慕课发展提供扎实的经济基础，这就需要经济领域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的加入。安全视角下，主要研究慕课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渗透问题，以及慕课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教育改革发展问题。

（三）加快慕课的实践探索进程。应对慕课的政治影响，需要正面出击，即打造好中国自己的慕课，这需要国家、社会、学校三方联动的实践创新。慕课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慕课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兴起，表面上是个别名校名师的倡导与实践，实质上是高校、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甚至可以说，起关键作用的恰恰是政府。我们要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高度重视慕课的实践创新问题。首先，如上文所说，国家层面要把慕课问题上升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其次，在社会层面，主要是企业和媒体。企业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商业敏锐性，从为国家发展负责的高度，积极介入到慕课研究与实践中来。媒体不能“一边倒”式地单向“褒扬”慕课，要正确引导人们理性认识慕课，不要成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助推器。最后，学校层面要积极应对慕课挑战，尤其是高等学校，要研究开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慕课平台;合理利用现有慕课平台，增强学校课堂教育教学效果;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还应注意到，慕课传播社会思潮不是西方政治渗透的唯一途径。多年来，西方尤其是一些国家通过麦当劳、好莱坞影片、所谓的网络自由、富布莱特等教育文化交流计划等多种方式，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演化战略。这些方式有些我们已经较早注意到并有效遏制了，比如以Google为代表的互联网渠道。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但没有及时有效地处理。其实，一些西方国家十分擅长通过这些隐性的渠道和方式，对其国内及国外民众实施他们的“意识形态教育”。这些方式有的是作用在民众的心理层面的，有的是作用到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层面的，有的是作用到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它们最终会形成巨大合力。尤其是慕课的介入，很可能会成为整合已有多种政治渗透方式的核心渠道，从而使多种政治渗透方式聚合到一起，进而严重冲击我国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所以，我们不能仅从慕课等某个单一渠道孤立地设计应对策略，必须及早从更高站位、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针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多种政治渗透方式和策略，整合构建联合互动的应对机制，才能更好地确保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