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

摘要：明确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确定坐标系的定位意义。这是中国人民基于倍受推崇的西方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和当代尴尬境遇，并总结中国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性的最优选择，是深度推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和对其内核剩余价值和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创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理论上适应“世情”“国情”的与时俱进，对其历史遗产进行时代新采掘，并实现语言范式契合时代特点和中国人民受众心理的精确转换；这是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联动背景下以“现实经济人”为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核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要内容，旨在增益人民幸福写就的《中国国富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资本增殖；亚当・斯密；理性经济人；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语言表达范式

中国处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转型和国内经济格局大洗牌的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导，掌控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动态，这是直接关系“中国梦”的实现、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的重大事件。综观中国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热潮，笔者认为明确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确立坐标系，实现理论的准确社会历史定位的意义。对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即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雄教授强调，“一种历史观念或认识历史理论的问世，取决于该观念或理论赖以生成的历史实践的成熟度”。[1]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并成为热门话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5年经济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的实践状况的召唤。同样，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程度受到了中国现在的实践状况的制约。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层面上，中国虽发生巨大变化，但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却是质的延续，中国经济实践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导经济学传统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主体层面上，则是中国人民对当今社会流行的两大主要经济理论范式――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选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其深刻性、科学性以及理论特质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契合度，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的现实的理性的最优选择。

（一）倍受推崇的西方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及其在当代的尴尬境遇，不是理性的最优选择

改革开放35年来，倍受国人推崇的西方经济学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出发点，在其发展中变成了实现人与物质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算术。但是，现代的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科技危机和诸多人的危机，说明西方经济学指导下的西方世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有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希望借助强有力的政治之手矫正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偏颇，却只是修补缓解而无法终止西方经济学的没落。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其科学性也越来越受到怀疑，无非是“理性的幻想”。凡勃仑对“理性经济人”辛辣讽刺道，“他像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小球一样摇摆着，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但他本身完好无损。他即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向某一个或另一个方向摆动外，他始终处于均衡状态。”[2]马克思批判说这是孤立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人”。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但是其打造的危机重重、两极分化的世界，不是中国人民理想的世界，而是要批判的世界，因此，这几年我们一直推崇的西方经济学并不是我们理性的最优选择。

（二）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更为深刻科学。首先，它借助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繁荣，又看到其危机矛盾和“两个必然”的暂时性命运；其次，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中，它不仅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看到了资本增殖逻辑下人的异化生存处境，提出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幸福的经济学，以其阶级立场的彻底性而成就了其理论内容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西方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指出“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3]。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人民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中国改革开放35年辉煌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它是中国人民历史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掀起的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当然，社会主义在经济的发展中也有失误和问题，这需要深刻理解黑格尔所强调的“矛盾是世界的本质”这句话的科学内涵，这些矛盾和问题本身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必要质料和动力之源，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失败。国内对“GDP”的过分强调而造成的众多“中国问题”，不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偏颇，恰恰证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误读和偏离的可怕性，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任何“教条化”的理解的可怕性。中国要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框架，在对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法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核剩余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创新

建构新政治经济学不是摈弃和另起炉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和内核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创新。

首先，必须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核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坚守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为了人民幸福的价值纬度。工人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观点，是资本增殖逻辑的秘诀，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之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在经济领域的展现。在此意义上，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进行颠覆、攻击和篡改，则是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必然做的功课。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持有的阶级立场，这是社会主义规避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正义的核心价值原则。因此，在人民物质富裕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价值尺度。坚持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作为基本原则和理论底线，是防止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化尤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保证，更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物性逻辑和“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重要理论武器。 其次，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状况和时代发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特别强调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保持的重要性。“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4]鲁品越教授也强调马克思本质抽象的研究方法，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特殊意义。“‘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马克思把表面系统（商品系统）看作是深层系统（生产关系）的反映。”[5]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对自己的理论持开放的态度，坚持这一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本质，当然也包括对其核心理论基于方法意义上进行内容的创新和发展。

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一是，作为理论视角的转换。马克思说，资本只是一种购买更多的劳动力的权力，随着社会发生作用条件的转化，其将会成为发挥正能量的积极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我们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种积极的建构而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批判的破除，这需要视角的转换，从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秘诀的揭露中找到适合一切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对资本作肯定层面的理解，绝对不是对少数人掌握人类大多数人的命运的畸形制度的维护，否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的背叛。二是，对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内容的拓展。如，就劳动价值论而言，虚拟经济的出现，使得智力劳动必须成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管理使得工人劳动的整体劳动超过了个体劳动之和，在技术更新的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对资本的剩余价值增殖贡献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商品流通，金融市场的出现使投资更加复杂。这使得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必须呈现新特点并日趋复杂化。此外，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意大师的智力成果及其价值评价将是劳动价值论必须关注和涵盖的新问题。三是，结合时代现实对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表达进行修正。如，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鲍德里亚其符号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卖方市场为特征的生产社会，而我们现在处于买方市场的消费社会。这一历史的转变，我们对剩余价值论的关注重点必须由原来的创造转到对其实现和价值分割的关注上，因此，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能局限在教科书所讲的方程式的决定与被决定意义上，进行简单理解和描述。总之，理论只有适应时代而发展才有魅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和发展，必须继承和发展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二、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即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真理的权威在于其对现实的关照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权威的保持也在于以其科学的方法对发展的现实准确的洞察和本质的概括。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蕴含着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这需要我们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内在需求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重构，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并在内容上积极地汲取西方经济学和科技发展等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一）重构：紧扣“世情”“国情”的与时俱进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6]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活生生的不断生成的实践出发是科学理论构建的前提。

首先，深刻洞察“世情”巨变。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中揭示到，消费社会通过时尚逻辑和传媒等，人的需求甚至人的存在都符码操控和建构，人成了符号的奴隶。马克思所在的工业生产为主导、生产驱动的社会，越来越被虚拟经济主导的社会取代，通过信息技术的推广，景观成为现代城市的特征，短暂和流变以及否定性生产文化创意等越来越成为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在马克思那里可以预见的全球化，现在越来越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崭新的生产力的形式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人类的新的生存境遇，需要创造性地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其有涵盖时代新发展内容的全新的系统诠释。

其次，深刻理解中国“国情”与经典理论的差异性。改革开放35年，中国初步建立全面的市场经济，资本在中国广泛地存在并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瓦解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使得中国社会阶层出现复杂化。与此同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危机、市场失范、信仰危机、阶层固化、官僚主义、权力寻租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深层矛盾的现象显现，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这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可以完全解释的，在现实中这一矛盾运动也不是最有效的和能囊括一切的解决范式。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征；全面思考社会主义中国应如何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应怎样实现更大范围的开放，在分享全球化的最新成果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潜力下尽力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如何在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上，理顺政府、市场和人民的权责和相应的分配比例？针对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和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的实验，又需要创新怎样的模式？这些都需要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不仅仅是体系方法上的宏观创新，也是具体层面上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不容置疑，世界经济的发展集聚了众多文明要素，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也积累了很多具体经验，这些作为时代精华的沉淀物需要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时吸收，成为其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重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遗产的新掘采

实践的对象及其价值在不同的时代由于客观条件之迥异而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瑰宝也会因为所在的时代透镜以及时代所拥有的挖掘的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对《资本论》历史遗产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地租理论、拜物教批判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进行新的挖掘和发现，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捷径。如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进行时代开掘。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强调工人的工资是由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价值组成的，也包括其维持家庭及种族繁衍的需要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还强调了教育培训的费用。当然，不同的时代维持工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是不同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裕，高级点的生活用品用具甚至基本的文化生活都会成为必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比着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现代工人阶级的生活确实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而且借助于国际贸易，发达国家的工人分享了一部分资本超额剩余价值的红利，因此，发达国家的一大部分工人甚至过上了发展落后国家的特权阶级所享有的特权生活。生产关系永远是相对于特定的生产力而言的，工人在当代的富裕其实与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巨额财富相比，他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物质生活的贫乏和对现代物质条件无力掌控的尴尬。理论只有满足实践需要才彻底和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链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心理学、政治学等特殊学科进行融合，都为我们全面深度开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遗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模式，但是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还必须慎重地甄别并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根本方法、阶级立场，避免将其进行庸俗化和自由主义化的理解。

（三）重构：语言表达范式的准确转换

语言符号具有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中介和媒介的特殊作用，现代哲学纷纷走向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任何理论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会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和领航作用，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更依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传播程度。局限于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神龛中的众神一样，只能是一部分有特殊才能的个体的心灵的些许安慰，并不能产生巨大的改天换地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伟大胜利，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功勋，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巨大成绩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

每一时代的人都有适应独特的实践生活产生独特的心理特征、思维习惯、认识范式，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传承中的民族特性，文化基因深入每个人的骨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武装全国人民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必须以契合时代的语言表达、理论系统出现，也必须以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民族个性出现，这意味着必然要完成适合中国人民受众心理和认识范式的当代语言表达范式的准确转换。一方面，这需要深入时代，深入中国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按照中国人民现有的平均化的文化教育程度探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化的活泼的崭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和合适的理论的内在组织逻辑；另一方面，既要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更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在实现准确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融合和巧妙地准确转换。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在中国传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理论存在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理论特质。然而，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带着异国的独特风情要在遥远国度里扎根开花，必然是与该地的原有文化传统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传承、发掘很重要，但是对其进行恰当地转换更为重要，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条件。在此，笔者对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思想用通俗的语言灵活表达的平民化理论特质表示由衷的钦佩。不容置疑，这种转换也需要积极吸纳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为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对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方经济学或其他领域内的优秀成果进行拒斥，如同现有的灯泡不用，自己选择从头研究发明，是很愚蠢和荒谬的做法。中国作为落后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现实前提就是更发达的文明的存在，这为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借鉴吸纳创新后超越的现实可能性。但是，使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客观的现实性，需要主导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式，需要有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时空坐标的开阔视野和大无畏的革新精神。

三、建构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联动下写就《中国国富论》

亚当・斯密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创立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传统，并通过市场制度的经典理论设计开创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国处于由传统习俗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时期，却同时处在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性问题的困扰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同时遭遇现代性问题的困境，并承受着后工业社会不断冲击的热浪。在欧洲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制度模式发展弊端的世界运行中，我们面临着在历史转折点上新发展模式的探索和进行新制度设计的特殊时刻。中国改革开放35年在照搬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就的同时付出了高昂代价，已经到了痛下决心“改弦易辙”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通过继续照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更不能单单依靠一种学科，通过专业化的知识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综合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全局的眼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通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大联合下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写就《中国国富论》。当然，这里所说的哲学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俞吾金在《资本诠释学》强调资本即是经济权力又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事实上，根本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7]

（一）理论前提上：变“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现实经济人” 西方经济学在原子论的哲学范式影响下，将经济学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假设了自私自利为本性的，善于计算并总是能有效采取经济行为获得最大化利益的“理性经济人”。这种无声的同质化的抽象的人与现实中的人的实际存在相差甚远，从而使得西方经济学面对现代金融危机事件缺乏预测力和解释力。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学命题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人作为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张雄在《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指出，“现实的人不是单纯抽象的人，不是亚当・斯密的‘渔夫和猎人’，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的人，而是从事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的人。”[8]二是，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体。现实的人是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是意识和潜意识支配下的存在者。《情绪情感与市场》一文中特别强调“在市场上，我们很难区分出两类人：一类似乎是‘理性人’，是能运用逻辑推理，具有完备的信息，而且善于准确计算，能够推演出纯粹客观结论的人。另一类是‘情绪人’，是缺少理智，感情用事，而且具有高度偏见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市场行为者都不可能绝对地把自身划分为‘理性人’或‘情绪人’”。[9]王德峰《社会权力的性质与起源》则深刻指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这一重要发现，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原则的诞生：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中，即不是两者之间的单纯的对立，也不是前者规范后者，亦即不是形式加诸质料的关系。整个关系的实质是：前者从后者中产生。”[10]三是，现实的人是利己和利他的混合体。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说其是人性利己的教条的创立者，不如说他是人们通过交换而必然导致社会普遍利他状况的空想者。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作为成功的经济人，与其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发财致富强烈的自利欲望不如说是基于改变人类社会强烈的利他动机。在习俗、道德等社会规则中穿行的人，在流变的社会关系中，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图式中，受到了各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影响，即被动又主动地思想着、抉择着和行动着，他既不是天生善的或天生是恶的服从于某种伦理的预设，他此刻的行为或许利己或许利他，他只是作为“自由的人”在抉择着。

（二）目的论上：“财富增长”物性逻辑――“增益人民幸福”的人性逻辑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从根本上是在“财富欲望”动力论的基础上财富增殖术和资本增殖术，是物性发展逻辑。财富作为使用价值在特定时代以特定方式的凝聚物，在本质上是为人的存在，在其内在主体本质上是人的劳动对自然物的占有的能力的凝固化，是“他人的让渡的权力”的集结。这种财富为谁占有和为谁服务，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阶级本质。亚当・斯密的致富术是通过抽象否定现实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差异性使得财富在贵族尤其是资产阶级手里的集中，而让广大人民处于“仅仅维持生存”的境地，虽然他也认为下层人民生活的状况是评价一个国家好与坏的重要标准。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财富只有出于“对人民幸福的增益”的筹划才有其意义。因此，中国建构新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本”的并为了人民幸福的人民富裕的致富术和致力于更好地保证“人民幸福”的国富论。当然，同样作为“致富术”必然有一定共同的内涵。因此，《中国国富论》需要借鉴，充分发挥开放市场中自由交换的积极价值，为创造统一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付出努力。对斯密致富术内核的经济理性，《中国国富论》虽然不像西方那样主张神化它，但是在习俗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国，我们必须积极培育中国人的经济理性，增加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当然，为了规避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恶果，我们必须对中国国民所应该具有的经济理性持谨慎的态度。

（三）核心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构

我们必须对制度的层次性有深刻理解。一方面是指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迄今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异之所在。另一方面，从资源有效配置方式上，有计划和市场两种方式，而市场经济作为适合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成为现代社会中各个国家的普遍选择。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在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后的理性选择，是中国现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强调的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是对这种现实和历史趋势的理论肯定和公开表达。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必然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制度的一般属性。首先，社会关系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意味着交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交换价值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则。这要求我们必须健全产权制度，完善交易规则和法规，为整个国家的交换的频繁提供条件。其次，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就是市场机制，这是以价格机制为基础、供求机制为组成部分、竞争机制为重要内容的整体的运作体系。市场机制作为以竞争为总体特征的机制，使得企业等各种行为主体在市场中实现优胜劣汰。竞争机制既是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又是资源有限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自由统一的市场发展空间，还需要系列的努力。再次，市场经济本身意味着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使得多样性和差异化成为必然，“市场失范”以及各种矛盾冲突常规化，需要系列的法律和市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并成为良好市场秩序的有效保障。“蒜你狠”“地沟油”等市场失范行为的层出不穷，充分说明中国法制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必须有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契合的特殊属性。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化。市场经济必须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的制度相融合，并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下，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经济运行的重要尺度，人民性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物质和文化的联合体。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就是市场逻辑对精神等公共领域的侵袭，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萎缩，使现代的人们处于无根的虚无主义的状态。人的物质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无限性直接决定了人们的自由的实现度，我们必须看到人有超越生存需求的精神需求，因此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为代表的物质市场和文化为代表的精神市场这两种市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使资本市场和文化市场的联动，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李岚清2000年曾在北京举行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包括物质产品市场和精神产品市场这两个市场，其建设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和制度的安排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价值原则。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活跃和创造，但是坚持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优先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纬度。当然，我们必须借鉴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对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发展进行思考的积极成果，并反思我们以前提倡的集体主义的不足之处，对集体主义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四）重要内容：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积极探索

首先，西方的经济发展，在个人主义原则下，政府变成了“守夜人”，虽然凯恩斯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守夜人的地位”，但是放任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直是西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特征，这显然是不适合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因此，中国政府必然在经济运行中有着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地位，而且在制度创新等很多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并借助政府的权威。其次，政府作为主要是政治行为的主体和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必须在差异性的身份认同中，对彼此的职权和范围划界。政府和市场都必须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再次，始终存在着市场和政府的彼此博弈和制衡，而人民主人翁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意识的增强将对二者的制衡起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必须警惕市场过大的倾向。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句话特别强调人的精神性的存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通过市场的泛化而造成精神世界的萎缩，使人沦为物质世界的物性化的商品拜物教等的奴隶，把人等同物。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警惕大政府尤其是官僚主义的泛滥。政府作为一种实体的存在和作为一定阶层的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它在“公理”和“私利”中徘徊。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尤其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必须通过现代性个人的充分发育，通过个人自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使人民主人翁意识觉醒和公民意识的增强，进而以人民的力量实现对政府行为和市场运作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范”。

总之，在中国发育现代性并同时兼顾后现代性发育的历史转折期，在面对西方对自己发展的道路进行反思的时刻，我们必须脱离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窠臼，通过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