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横滨中华街的多文化共生

〔摘要〕 日本明治开港后，横滨逐渐形成现今之中华街。中国人陆续来到日本，为满足口腹之欲，出现了以他们为对象的餐厅。在中华街店铺中，饮食店相关业（包括食品关系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70年代日本经济之景气与基础建设的齐全，以及中日建交，促进中华街观光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象。其中关帝庙历经地震、战灾、火灾等破坏，但皆一再地重建。位于中华街中心部之关帝庙，可谓扮演着横滨华侨精神支柱之角色。而关帝诞辰艺能之公演是华侨把自身之传统文化，以艺能形式引荐给日本人或观光客的方式，也是向外界诉求横滨华侨多元文化认同之手段。两所中华学校除持续以民族语言与文化传播为大目标外，也加入英文、日文的教授，以三语教育为基础，希望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学生个人将来能选择得以在日本生存的职业。

〔关键词〕 横滨；中华街；关帝庙；中华学校；多元文化

一、前言

本文利用日本公文书馆的档案、报章杂志和既有的研究成果，拟探讨横滨中国城所呈现出的多文化共生现象，首先略述该区的历史背景，其次论述关帝庙的意义，再陈述横滨中华学校的角色，企盼能清晰地介绍此中国城的特色。

二、横滨中华街的历史

横滨之地名意味着横向突出于大海之滨。开港前，横滨仅为一未开发之小村落。于订定开港地之际，幕府欲避免外国人要求邻近的江户（东京） ，而当时人口密集于神奈川，因此以横滨村位于神奈川领地内之由，填海造陆，分配土地，设置开港市与居留地（今日之关内）。虽然对外商定于神奈川设立居留地，但结果签订条约之国家的商人都开始聚集于横滨，造成既成事实。此为1860年春天之事。〔4〕

开港后，中国商人也随着条约国家之贸易商来到日本。因欧美人不谙日文，而雇用使用汉字之中国人为口译或买办，将其带往日本。故可说欧美贸易商刚开始对日贸易时，也不得不仰赖中国商人之人际网络与其经验。〔5〕此外，欧美人家庭也雇用华籍仆人，中国贸易商和工匠亦陆陆续续地来到日本。

因日本与清朝于开港之初并未缔结条约，所以除了以条约国人之伴随者的身份来到日本以外，中国人无法居住于居留地。1867年（庆应三年）11月，日本订定了《横滨外国人居留地取缔规则、在留清国人民籍牌规则》。〔6〕虽然这原本是以取缔中国人为目的所订定之规则，但却因此成为中国人得以居住于居留地的法源。中国人被赋予住民登录之义务，身份分为上中下三等，依身份缴纳籍牌费用。

其后，除了甲午战争、关东大震灾、抗日战争等时期，中国人逐渐增加。日本人不仅从欧美人，也由中国人接受各式各样之技术。例如钢琴、清凉饮料的制造等，横滨成为海外各式文化首次被带入日本国内之处。

战后，在日本的华人一跃成为战胜国之国民，能优先得到日本政府的物资配给。于是，横滨街作为黑市快速复苏。据说1955年（昭和三十年）建造了以观光为目的之牌楼（现善邻门），上书“中华街”，从此横滨中国城开始逐渐被称作中华街。

关于横滨中华街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事件”，其实这应是所有海外华侨均受到居住国与本国双方政治性之影响的表现。1949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中华街小小的群落也发生了摩擦。

然而，在这样困难的状况中，横滨中华街仍着实地发展。继善邻门以降，横滨陆续建造了不少观光景点（例如海洋塔、港の见える丘公园、フランス山公园），对横滨中华街而言，齐聚了作为观光地的良好条件。残留的最大课题就是设法解决横滨华侨社会之政治性对立。〔12〕

三、美食城的出现

1987年以降新登场的为中国物产、杂货、工艺品、衣类之店铺。现今，若走在横滨中华街，除了提供旗袍或中国玩具的店铺以外，销售韩国和东南亚等地的食器或纺织品、纪念品的商店相当显眼，〔18〕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象。

为何日本的中华料理业变多了呢？虽然中国料理不论去到何处皆受到欢迎，颇具世界性，但其具体原由为何呢？尤其是日本人喜欢中国料理之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人广泛地活跃于世界各地，并且有在外用餐的习惯，因此中华料理店一定存在于中国城。那些餐厅也提供平常的食物，并非高级餐厅，也就是所谓的大众食堂，基本上不用等待即可食用而便宜。为维持低价位，并不一定使用来自中国之进口食品，必须使用当地便宜容易取得者。此为中华料理当地化之始。因为中国幅员广大，食材因地而异，且有相对应之烹煮方法，又无宗教上之禁忌，搭配米饭或小麦的菜单也很丰富。因此使用当地食材、适当烹调的当地化中华料理，受到当地人的接纳。

其次，1903年于大阪举行的第5届内国劝业博览会，有助于中华料理的普及。进入1910年代后，在大都市以日本人为客源之中国菜餐厅逐渐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成长迅速，1919年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都市之中产阶级较多，外食的都市性生活类型也逐渐普遍，〔19〕成为日本化中国料理普及之主要因素。

四、关帝庙的变迁

不惜财力维持关帝庙的原因是华侨将之视为精神的支柱。第一，许多华侨从事买卖，关羽作为“财神”汇集了热烈的信仰。对重视信用之华侨而言，对刘备一贯忠心之关羽乃“信”与“义”之象征，被认为能保佑免于买卖上之风险。第二，早期之横滨华侨，几乎以“外出打工”为目的单身来到日本，集居于外国人居留地之一角，形成“南京町”（日语，即中华街）；然除了部分富商外，大部分的华侨生活在贫困与肮脏之环境中。〔22〕离开家人于异乡工作的华侨，祈祷其家人与自身之安全与富裕生活，故而恳求“神”，热烈地信奉关帝。在作为敌国人民，遭警戒、压制的中日战争或战后冷战时期，他们的信仰更为坚定。即使现今，华侨也只是“在日外国人”，对他们而言，不仅供奉关羽为财神，也视之为守护人生的“万能”之神。

总之，关帝庙历经地震、战灾、火灾等破坏，但皆一再地重建。位于横滨中华街中心部之关帝庙，可谓扮演着横滨华侨精神支柱之角色。关帝庙遭遇祝融，1980年代后半议论其重建，是在华侨社会世代交替，以第

三、四代为主体的社群之时期，也是横滨中华街被横滨市所极力推进为重要观光地的时期。许多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象征而被复兴、被创造，第四代关帝庙仿明清建筑而重建，关帝诞则仿第一代华侨之关帝祭典而复兴。

关帝诞是庆祝关帝庙主神――关羽诞辰（农历6月24日）之节庆，主要内容有祭神仪式和民族艺能表演。姑且不论关帝诞兼具传统宗教性与现代娱乐性质，活化此资产的目的安在？尤其是主事者大都为华侨的第

三、四代，舞龙舞狮等传统文化的演出者也加入了横滨华侨以外的日本人，演出和中国本土不完全相同。〔24〕这象征着他们主张保存华侨认同的同时，也意欲成为日本社会之一员的心声。关帝诞辰艺能之公演易被认为是吸引观光客至中华街的策略，然对华侨而言，公演是把自身之传统文化，以艺能形式引荐给日本人或观光客的方式，也是向外界诉求横滨华侨多元文化认同之手段吧！

五、侨校的演变

另方面，中华学校毕业生因接受中国式教育，对将来应考日本的高中、大学而言，比日本人学生较不利。再者，就现状而言，中华学校高中部的毕业生，原则上无日本国立大学之应试资格，于私立大学也仅一部分承认其应试资格。〔28〕因此，欲进入日本高中、大学者，往往在初中或高中阶段起转入日本的学校。

现今在日本的中国人超过73万，其中学龄期儿童有26，000多人，对于新华侨之教育相当重要，关系到认同问题。或许老华侨之认同并非那么地模糊，因为老华侨大多集中居住于横滨或神户，具备就读全日制华侨学校之条件。即便小孩子就读日本学校，由于他们处于华侨社群与日本人社群两者间，仍得以时常意识到自己为华侨一事。但是新华侨遍布于日本各个地方，有时孤立地居住在华侨社群之外。双亲为了生活而拼命，往往以为只要于家中说中文，便能思考认同为何物。然而，恐怕有很多第二代听得懂中文但不会说，抑或会说中文但不会读、不会写。于是新华侨之中文教育或认同之确立，乃成为相当大之问题。因此，搬家到横滨，想就读华侨学校之需求恐怕不少。〔29〕这也是该地中华学校学生增多的因素吧！ 总之，中华学校颇具弹性，它持续重视以往实施的民族教育，以民族语言与文化传播为大目标。但也在中文之外，加入英文、日文教授，以三语教育为基础，希望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个人将来能选择得以在日本生存的职业，因为有制度上之制约，中华学校敏锐地感受时代需求，持续展开各种实践，应给予正面评价。

六、结论

19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崛起，其在东亚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皆居举足轻重之地位。此现象是延续自历史呢？抑或是崭新的蜕变？还是一时中断了的历史状况的复苏？在19世纪后半以来的东亚世界中，中国与日本经济上的竞合关系，显示出两国相对实力的降低与上升。

横滨中华街的变迁多多少少反映出此现象，早期华侨仅可工作在与日本人较少经济性竞争的领域，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三刀业”主要是应用中国人传统手艺技术的行业。战后中华街市场化，且从朝鲜战争时期开始，以美国军人或外国船员为对象的娱乐场所增多。1970年代以来随着观光化的进展，中华料理店、中国民艺品、物产店（包括亚洲他国的特产）、中华点心店等逐渐增加。配合着关帝庙的重建与关帝诞的表演，以及中文教育的扩展，可说中国人积极地活用本国文化遗产，让中华街呈现出多文化共生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