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言语”理论研究综述

摘 要：“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是索绪尔言语理论体系的基石，索绪尔由此确立了语言研究的唯一对象，并使语言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建立起来。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他所倡导的“语言”的语言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而“言语”的语言学研究却始终未能明确自己的阵地。自上世纪5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高铭凯等引进索绪尔的语言学说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对“言语”问题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文对这三个阶段中集中讨论的五个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梳理。

关键词：语言 言语 索绪尔 《教程》

一、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谈起

在由学生根据索绪尔的授课笔记整理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索绪尔对“言语”主要有如下界定：

“言语活动的研究包含着两部分……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

“言语在这同一集体中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a.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在这里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总和，其公式如下：

（1+1’+1”+1”’……）”

通过以上陈述不难看出，“言语”在索绪尔专为语言的语言学而构建的理论体系中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索绪尔迫切地想要在关照对象多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背景下，确立起能使语言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所需的唯一的语言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是由其理论体系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与同质的、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5]（P30）的“语言”相比，“言语”要复杂得多，因此也更加难以界定和说明。所以在《教程》中索绪尔对“言语”的讨论是不多的，因为在他看来，要给这样一个异质的、充满个人意志和无穷变数的事物下定义需要更长时间的、更为成熟的思考。

索绪尔对“言语”的不完整阐述为后世学者在“言语”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预留了极大的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语言学家们对其“言语”的定义产生了多重理解和持续争论。自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高铭凯等引进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区分学说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对言语问题的集中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着言语有无阶级性。由于夹杂了特定的时代因素和个人的情感是非，这场论争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学术轨道；争论双方从不同术语出发的概念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术的交流与进步。尽管如此，语言学家们对言语具体所指的一些认识仍为后辈学者的言语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氛围趋于正常化，学术探讨更为自由。语言学界在“言语”和“语言”关系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一致，有的学者还将“言语”与“语言”的区分理论扩展到了语法领域，促进了语法观念的更新；在延续传统语言学对语言系统内部研究的同时，提出了要加强对“言语”的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索绪尔言语理论的研究在中国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理论成果层出不穷，在老一辈语言学者的影响下，不断有年轻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除各大报刊发表的论文，裴文、马壮寰、申小龙、岑运强等的专著，都对“言语”作了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探讨。

我们认为自建国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对言语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5个方面，下面就这5个方面进行比较详细的梳理。

二、国内语言学界关于“言语”问题的讨论

（一）“言语”的内涵及具体所指

人们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认识往往始于对其含义的探讨。由于索绪尔对“言语”的定义大多是从与“语言”对比的角度出发，将注意力集中在“言语”与“语言”的区别上，因此在“言语”的具体所指方面，索绪尔的表述是不甚明确的。所以，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起的“语言”和“言语”大讨论中，以方光焘和高铭凯为代表的两派学者首先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都是索绪尔的再传弟子，也都受到了苏联语言学家斯米尔尼茨基的影响，然而却对“言语”有着不同的认识。 高铭凯认为，索绪尔的“言语”主要包括“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即动态和静态的言语活动两大类，目前这一观点已经基本成为了中国语言学界的共识；方光焘及其学生王希杰则从术语的单义性出发，认为高铭凯的“言语”定义不符合现代科学术语的规范。他们的理解是：语言活动―言语作品―言语―语言。“言语”和“语言”构成了语言世界，“言语作品”是语言活动和语言世界的桥梁，因此，言语只指言语作品的形式，而不包括要表达的思想内容。[6]（P5）

在其后的学术讨论中，岑运强[7]（P26）将“言语”概括为“过程”（说和写）和“结果”（所说和所写）两个方面，“言语”就是“说”（写）和“所说”（所写）的总和；申小龙将“言语”定义为“说话的总和，它既是动态的说话行为的总和，又是静态的说话结果的总和”[8]（P51），尽管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本质上与高铭凯的观点一致。

聂志平[9]（P100）在1987年的论文中表示：“索绪尔所谓的言语有作为一种行为或活动的结果的静态事实及作为一种行为或活动的动态事实两种意义。”这一理解基本把握了索绪尔《教程》中的原义，但他下文对言语活动体系的术语调整在笔者看来却是不必要的。他把与“语言”相对的“言语”改称为“主体行为的个人特征”，将言语活动和言语中行为意义的部分合并起来，并以“言语”一词来总括。这样，就形成了如下结构：

根据聂志平的观点，这一术语的调整可以使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逻辑关系更为明晰，避免研究者因对《教程》中表述的误解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但实际上，单用“主体行为的个人特征”来表示言语行为的结果部分（即言语的静态事实）也是不恰当的，“特征”表示的是事物的属性，是概括性的，它和存在更为广泛的“结果”还是有差别的。

（二）“言语”是否具有社会性

关于“言语”的性质，《教程》中是这样阐述的：

“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

许多学者断章取义，据此批评索绪尔对“言语”的定性太过绝对，理由是尽管每个人的言语表达都各具特色，但始终离不开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而这种规则带有明显的社会性。

我们认为聂志平的这段话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教程》中索绪尔的言语思想。当“言语”作为“语言”的对立面存在时，相较于“语言”的社会契约性质，能够根据执行者的意愿自由组合、表达的“言语”自然是极富个人特征的；而当“言语”作为“语言”的外化，表现为“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时，体现的则是全体社会成员言语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具有社会性。

上引批评者们所依据的两句话，是索绪尔对言语活动进行划分时的阐释，这些关于言语性质的描述都是相较于“语言”而言的。而这种对“语言”和“言语”近乎苛刻的区分在这一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其目的主要是将同质的“语言”从异质的“言语”活动中剥离出来，确立语言学唯一的研究对象，从而建立起真正的语言科学。换句话说，“言语”的个人属性是在与“语言”的对比过程中产生的，它并不具有绝对性和唯一性。一切都是相对的和辩证的。

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裴文在《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

“无论是语言还是言语都具有社会性。

当我们试图从共性中寻求个性以示区别的时候，我们无疑会指认：语言具有社会性，言语具有个体性。不过有必要说明，这样的指认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相对于语言，言语的区别性特征是个体的，而相对于言语，语言的区别性特征是社会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13]（P158～159）

申小龙则认为人们对“言语”是否具有社会性的争论源于对“社会”概念的不同理解。他指出存在两种“社会范畴”[14]（P147）：社会心理范畴和社会行为范畴。索绪尔《教程》中的“社会”概念是从抽象的社会心理出发的。由于索绪尔属于社会心理学派，而他的思想又明显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所以他所说的“社会性”指的是“语言”作为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在每个人头脑中的反映，“言语”体现的则是一种具体的个人心理，它属于个人心理范畴，因此也就不具有社会性。大多数学者之所以认为“言语”也具有社会性，是因为他们都把言语置于第二种社会范畴――社会行为范畴中，这层意义上的“社会”包含的是具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事象，如果从这一角度考察作为人们言语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言语”，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言语”也具有社会性了。

（三）“言语”与“语言”的关系

上世纪50年代末，方光焘用哲学的辩证观点表述了“语言”和“言语”的一般和个别、本质和表现的关系，奠定了语言学界以辩证的哲学视角看待“语言”和“言语”关系的基础。其后，王希杰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常数和变数之间的关系，零度和偏离之间的关系，潜性和显性之间的关系，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范式和用例之间的关系……”[15]（P5）值得注意的是，方光焘在肯定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联系的同时，也对索绪尔两者截然对立的观点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种绝对的对立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范晓在批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的“言语、语言、话语三分说”不仅打破了索绪尔的二元论，而且将“语言”作为“话语”这一言语活动产物的形式部分，直接置于了从属地位，也由此取消了“语言”和“言语”在同一层面上的二元对立。他的理由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的一般性存在于个别性当中，通过个别性体现出来，每一个个体在本质上都具有一般性，二者相互交融，它们的对立形态只存在于人类的认识当中，而实际上“客观存在的只是同一事物”[16]（P4）。所以在他看来，将“语言”和“言语”完全对立起来是没有必要的，它们的相互依存和互相融合的属性决定了根本就不需要对“言语”和“语言”做出界线分明的区分。 范晓的观点在语言学界称得上是独树一帜，他对“言语”和“语言”之间对立关系的消解体现了其对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的深刻认识和体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解也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忽视了二者之间在性质上的本质不同，而更多地关注它们的统一性。

在国内，大部分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岑运强和聂志平都将“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看作“工具”和“对工具的使用”的关系，十分注重从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考察这一对基本矛盾；申小龙在提出“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也强调一刻也不能忘记二者之间的区别。总的来说，他们都对“语言”和“言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对索绪尔的思想也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解读和还原。

笔者认为，早期对“语言”和“言语”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是围绕对“语言”和“言语”，究竟应关注它们的联系多一些，还是应关注它们的区别多一些这个问题上。这种讨论是不必要的。索绪尔在他的《教程》中早就作了说明：“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东西。”[17]（P41）作为统一于“言语活动”这一更大范围中的两面，“语言”和“言语”本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科学意义上的语言研究就是既要看到它们的紧密关系，又要充分地认识到它们不可混淆之处，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运用了辩证法的观点来考察语言。

此外，在“语言”和“言语”关系的争论中，语言学家还对它们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范晓为代表，他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言语、语言、话语同时出现，人类的第一句话就代表着言语和语言的产生；另一种则是坚决地站在索绪尔的阵地上，认为既然“语言”是是从“言语”中抽象出来的，就一定是先有“言语”资料的积累，然后才有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语言的产生，岑运强等人都持这一看法。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实在是一个难以考证和自圆其说的问题，正如马壮寰[18]（P39）在《要点评析》中所提到的，如果从二者相互依存的观点出发，“语言”和“言语”的先后就无从谈起。但是要是像索绪尔所认为的那样，“言语”先于“语言”而存在，没有了语言规则制约的话语并不能达到交际中相互理解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算不上是“言语”；而没有了“言语”，“语言”自然就不可能存在，于是又回到了最初的语言起源这个问题上，造成了一个无穷的循环。这是“语言”这一人类社会独有的精神产物留给我们的一个难点，但也正是它的扑朔迷离造就了语言的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学者们不懈地探索。

（四）“言语”的范畴

岑运强[22]（P73）在讨论句子归属范畴的基础上，以句子的区分为分界点，对语言各个基本单位的归属都一一进行了界定：句子以下的静态单位，如语音中的音素符号、音位、音节，词汇和语法中的语素、词、词组等属于“语言”范畴；句子是“语言”和“言语”的交叉点和分界线，句子的模式属于“语言”范畴，句子的具体内容属于“言语”范畴；句子以上的语流、语调、句群、段落、段群、篇章属于言语范畴。另外，岑运强指出，语言的演变既涉及“语言”的范畴，也涉及“言语”的范畴，句子以上的“言语”形式，如果呈现出明显的习惯用法和内部结构的黏连规律，也应该属于语言学的研究。

至此，“言语”范畴的具体内容和构成基本得到了确定。

（五）关于“言语”的语言学的建立

方光焘持坚决反对的观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理论传入不久，主流语言学界的研究焦点还主要集中在索绪尔所提出的对“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的研究上，“言语”研究的土壤尚不够深厚；另一方面则是由方光焘的语言观点所决定的，他所构建的“言语”活动结构是：语言活动―言语作品―言语―语言。“言语”和“语言”共同构成了“语言世界”，这整个的“语言世界”就是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它不仅包括了对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研究，也包括了对作为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的“语言”的研究，二者都属于语言学。从这一角度来看，方光焘观念中的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是比较宽泛的，涵盖了许多一般意义上的“言语”研究的内容，当然就谈不上建立关于“言语”的语言学了。

王希杰抱有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尽管在学术立场上他坚定地站在方光焘一边，但是也并不反对他人对“言语”的语言学的建立。他进一步指出，在研究“语言”“言语”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把握索绪尔的基本精神，而不必纠结于他对关于“言语”的语言学的态度。杨信彰[25]（P27～30）则认为《教程》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过分强调了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导致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语言学家在“言语”研究方面的低关注度，并由此阐明了扩大语言学研究范围、加强“言语”研究的必要。

岑运强是建立“言语”的语言学的大力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语言”和“言语”讨论中，他就提出了要尽早开垦关于“言语”的语言学这块领地。他的《再谈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一文在进一步阐释“语言-言语”理论的同时，也预言了今后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不但重视“语言”的语言学，而且开始重视“言语”的语言学；不但重视内部语言学（即微观语言学），而且更加重视外部语言学（即宏观语言学）[26]（P27）。其后，他又对“言语”的内涵、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界定和说明，并于2006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以“言语”的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言语的语言学导论》。在这部书中，岑运强分别从狭义和广义、微观与宏观等不同的角度对言语的语言学作了初步的探索，在国内语言学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奠定了真正立足于“言语”的语言学领域研究语言运用的基础。

三、结语

“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区分是索绪尔整个言语理论体系建立的第一步，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步，索绪尔由此打开了普通语言学的大门，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时代。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语言学家们追随索绪尔的脚步，在关于“语言”的语言学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开阔。发展到今天，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与此相对，“言语”研究却由于索绪尔本人对语言系统内部研究的大力提倡而遭到了语言学界的长期忽视，人们始终无法为“言语”划定一个切实的研究范围、梳理出大致的组成部分和结构系统，对言语的研究也就带有了一些漫无目的的主观随性意味。这也是过去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索绪尔语言学说受到世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一些学者甚至据此提出要彻底推翻索绪尔的言语观。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有赖于对已有学说的批判性继承，我们既不能彻底否定索绪尔的言语理论，更不能将索绪尔关于言语的见解和主张当作不可更改的定律，因为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还是不够完善的。没能看到索绪尔呈现在言语方面成熟又理性的思考是一个遗憾，不过也正因为这个遗憾才使得言语研究能在有着“语言”的语言学的理论指导、言语材料更为丰富的今天开始它全新的生命。而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一个“语言”的语言学与“言语”的语言学并进的时代，它们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构成了语言学的完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