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初步研究

两汉时期，陕西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作为西汉首都和东汉西都的长安，其周边聚居大量人口。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既有高规格、高等级的帝王陵寝，也有众多的中小型墓葬。经考古发掘，这些墓葬中往往伴有陶塑动物的出土，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禽家畜，如陶猪、陶狗、陶羊、陶鸡等;二是自然界的野生动物，如陶鸟、陶虎、陶鹿等;三是想象出来的神兽，如陶龙、凤鸟等。而在这些陶塑动物中，陶猪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本文旨在介绍陕西地区汉代陶猪发现概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期，进而探讨分布特点及其他相关问题。

一、 陶猪发现概况

二、 陶猪的分类

根据姿态，可将陶猪分为站立与伏卧两型。

A型 猪为站立状。这类陶猪数量最多，共计519件。根据它们背部鬃毛的有无，可分为两个亚型。

另外，由于一些资料中陶猪数量或形制描述不详，至少有40件陶猪无法进行分类。

三、 陶猪的分期

根据各类陶猪流行的年代，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约为西汉早中期。陶猪形象都为Aa型无鬃毛个体，不见Ab型与B型，多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中。这一阶段陶猪体形大，有的长达44厘米，外表多彩绘，各部位十分生动逼真。虽然该期出土陶猪的墓葬数量并不多，但由于帝陵丛葬坑和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出土大量陶猪，从而导致墓葬数量少而陶猪数量极多。

四、 讨 论

（一） 陶猪制作的变化

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制作变化大体有两点：

首先，从西汉早期制作精细发展到东汉时期制作模式化、简单化。

帝陵与高级贵族陪葬坑或墓葬中出土的陶猪做工精细，尾巴为木质，并塑造出乳猪、成年公猪、母猪的生理特点，如汉景帝阳陵东侧外藏坑中出土的陶猪，母猪腹下有两排小乳头。肛门之下有阴器，公猪腹下两后肢之间有较长的阳具，颜色有黑白两种，四蹄饰粉红色彩绘

（25）。它们造型生动形象，制作工艺远高于其他中小型墓中出土的陶猪。相关考古资料表明，西汉时期长安城西市遗址中发现烧造陶俑的官窑遗址

（26），出土的残陶俑与西汉帝陵或一些高等级贵族的陪葬坑或墓葬中的陶俑相似。而这些随葬帝陵或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陶猪，很可能也是在官窑内烧造而成。

中小型墓葬中的陶猪普遍合模制成，也有少量捏制，多为泥质红陶或灰陶，无彩绘，西汉晚期有的陶猪表面会施青黄色釉，形象没有高等级贵族墓葬或丛葬坑内出土的精致细腻，有的甚至比较粗糙。这一阶段的陶猪不仅没有西汉早中期那样写实形象，而且个体较小，绝大多数造型相似。如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

（27）中出土的一件陶猪造型比较简单：长嘴，垂耳，长鬃，卷尾。这可能是由于帝王贵族的陪葬明器由专门的官窑烧造，要求较高;中小型墓葬的随葬明器是民间制作，造型简单，成本低廉，符合广大中下层的需求。 其次，西汉早中期陶猪脊背上无鬃毛，而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陶猪多有鬃毛。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尚无明确结论，但陶猪局部造型的变化，与当时饲养的活猪品种、手工匠人乃至社会审美、风俗习惯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关联性。随着今后陶猪相关资料的逐步积累，结合汉代猪骨的研究，这一问题可能会有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 陕西地区汉代陶猪出土特点及原因

西汉帝陵为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陶猪的随葬位置一般位于帝陵封土四周的长条形丛葬坑中，可能代表着厨厩之属。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以陕西新安机砖厂西汉墓为代表，该墓积沙积炭，墓内出土着衣俑、骑马武士俑等有鲜明等级性质的随葬品，并且出土篆刻“利成家丞”的封泥以及肩部写有“东园□□”四字的陶罐，从而确定了该墓的墓主属于列侯等级

（28）。这类丛葬坑与墓葬的时代多为西汉早中期，出土陶猪为无鬃毛站立状。带墓道的土洞墓以及砖室墓一般为单室或多室，随葬品较为丰富。如陕西扶风纸白西汉墓，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内出土众多彩绘人物俑，其服饰、体态及彩绘风格与景帝阳陵丛葬坑出土的几乎一致，仅仅在形体高度上为后者的三分之一

（29）。砖室墓出现于西汉中后期的中原和关中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到东汉已流行全国。贵族和大官僚的墓，规模宏大，除后部主室外，多设前室、中室或侧室，在布局上模仿他们的府第。但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墓葬，尤其是从西汉晚期以后，多为中小型砖室墓，推测这部分墓主属于中下层。这类墓葬多出土有鬃站立类型的陶猪以及少量伏卧状陶猪。

从墓葬年代与墓葬形制来看，在西汉前期，大量的陶猪随葬于帝王陵墓的丛葬坑以及高等级贵族的墓葬中，墓主为王公贵族;从西汉晚期以后，随葬陶猪的墓葬激增，多集中出土于长斜坡墓道砖室墓中，这类墓主人身份可能多为低级官僚地主等中下层。

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出土陶猪的墓葬由少变多，由高等级王公贵族墓葬发展至广大中下层的墓葬中。这与丧葬观念由上而下的传播普及和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是东汉时期庄园经济的兴盛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使得在这一阶段出土陶猪的墓葬数量增加。

（三） 陕西地区汉代陶猪分布特点及原因

陕西出土的汉代陶猪地点集中分布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以西安、咸阳、高陵为中心，西至宝鸡，东到华县、潼关;陕南地区分布较少，以勉县、南郑、旬阳为代表;北部仅有韩城市和甘泉县。

根据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分布图（图四），出土陶猪的汉代墓葬分布具有不平衡性，陕西中部最多，其次为陕南地区，陕北最少，仅发现一例。

（四） 从出土陶猪看陕西地区猪的饲养方式

另外，《后汉书・逸民列传第七十三》中载“梁鸿……少孤，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学毕，牧豕上林苑”

（39）。说明东汉时期关中地区同时还存在放养家猪的方式。 总的来说，汉代陕西地区兼备圈养与放牧两种饲养猪的方式，并且这两种饲养方式很有可能交叉并行，如白日在外放牧，夜晚再将猪赶入圈内。

五、 结 语

本文对陕西地区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猪进行分类及分期，认为陕西地区出土的汉代陶猪主要分为站立与伏卧两大类型。站立类型的陶猪又可分为无鬃和有鬃两种。依据类型的变化，可将这些陶猪分为两期，第一期约为西汉早中期，陶猪均为站立无鬃类型，出土于帝王陵墓陪葬坑及高等级贵族墓内;第二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陶猪多数为站立有鬃类型，并存在少量伏卧类型。从出土陶猪的墓葬分布来看，大都集中于关中及其东、西部地区，部分分布于陕南地区，陕北地区仅见一例。结合时空分布，陶猪随葬的习俗最初发生于西汉早期帝王贵族高等级墓内，随后推广至中下层的墓中。结合实物与文献记载，可知汉代陕西地区饲养猪的方式包括放养和圈养两种形式。

通过对陕西地区汉代陶猪的初步研究，我们在养猪业、农业、陶塑动物俑的制作工艺以及丧葬习俗等问题上有所认识。随着今后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这些认识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必将有助于我们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对整个汉代的养猪业进行全面地探讨。

致谢：本文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老师以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老师、刘瑞俊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