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痛与国伤

摘 要：上访，在中国是十分普遍却又极其复杂的现象。它唱出民众的苦与国家的伤，也为探析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提供绝佳窗口。经由过程―事件分析与利益表达机制的视角，试图分析移民上访事件中的内在逻辑、“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而深刻反思民众与政府对同一话语的不同表述，探索社会长治久安的出路。

关键词：移民；上访；利益表达；社会矛盾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有太多凄惨而痛苦的镜头。但是，镜头里的每一个上访者都很认真地活着，即便是早已被命运的尖刀蹂躏得疲惫不堪的周长发――一个由享受富农子女的幸福生活，逐步沦落至被赶上山、住进草房、日夜照料被移民迫搬迁而偏瘫的妻子的落魄男人，在谈起他的生活与上访诉求时，也是一丝一毫不马虎。他们怀揣着希望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锲而不舍地上访，寻找一个公正的说法。

我们很少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去思考我们自己、民族、社会、政府、权力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幸运的是，有一位学者带着他敏感的触觉，勇敢地走进移民生活中最隐秘、最残酷、最引人深思的角落。这些角落弥散着太过哀伤的气息，以致读者纵是只阅读干练的故事文本，也会陷入不可控制的愤怒与同情。这位学者试图保持旁观者的清醒，细心地去观察、体会，记录。于是有了厚厚的一本书，有了一次次由此引发的激烈讨论。

一、为什么选择讲故事的方式

这是一个个关于水库移民上访①的故事。

应星先生认为，“研究水库移民的集体上访会是透视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一个好窗口”[1]。那么，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为打开这个窗口，有着怎样的优势？

当我们试图透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兴许会将其中的各类关系定格下来，以一种相对静态的方式进行研究。基于“制度―结构因素对个人行为有效”的预设，我们会更倾向于去关心与回答“这是怎样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什么因素造就这类关系模式？”“这一系列的关系模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最终将达到何种结构体？”而当我们只关注对表面结构的探析，会忽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些关系模式的运作中，有无新的因素生成并发挥作用？”“运作的方式是静态结构在动态生活中的直接展开吗？”

为了更准确地打开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窗口，应星先生“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2]。“在原来的理论视野中被用来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因素，被分解成为相互独立而又彼此关联活动元素”[3]，据此，书中的一个个上访事件，不单体现出民众与政府间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的互动，同时体现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上访群体之间的博弈。书中，山阳乡移民许绍荣和王学平等移民精英的领导下，向山阳乡政府、大河电站及平县区政府展开多次抗争；县区政府与乡政府间，为转移矛盾与维护自身利益，相互间也进行了反复博弈；上访群体自身内部，由于“开口子”或其他利益冲突也可能陷入彼此对抗的局面[1]。透过对每个具体实践的详细描述，其中各方复杂的关系与事件发展中的隐含变量得以被清晰地呈现出来。

二、“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透过这张事件之网，我们可以从中滤出多条“细线”，本文仅对一条线――“越维稳越不稳”进行主要论述。

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维稳上，各类手段层出不穷，如“瞒上压下”“摆平理顺”、“化淤导流”、“热点的冷处理”等，但集体上访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维稳越不稳”。

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现象，“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4]

“维稳”成为当下社会控制中制造的不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维稳工作”是以压制正当利益表达为工作手段。譬如：山阳乡的彭书记在做工作汇报时据理力争、要求反映移民工作中的系列尖锐矛盾，而吴江清副县长坚持“一点问题也不要上报”[1]4，强制将底层农民利益的表达压制下来，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上级政府愈是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下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愈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愈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正当权利得不到救济，矛盾与冲突就愈发尖锐；当正当利益无从得到保障，民众只能采取体制之外的手段来表达利益诉求与发泄不满，进而激化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一旦激化，政府就愈要强化“维稳工作”，最终形成“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政府在面对社会利益表达时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可能促成不稳定事件发生的机制。无论是“在上5组露出的给人送粮的面目，还是在白杨16组露出的送人入狱的面目，换来的都只是短暂的力量平衡”[1]163。在这些旷日持久的对峙中，面对面的双方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此次的“摆平”总是孕育了下一轮的上访。当“维稳”的恶性循环，致使利益表达者结盟成有组织上访的群体（如许老师、王学平等上访精英带领的上访团队），那么这些“专业上访户”将被基层政府定位为影响安定秩序的毒瘤。他们可能受到打击报复，如白杨16组被迫入狱的谭时道，当这些人在上访或维权过程中遭受打击与迫害，这些打击与迫害可能成为上访或维权的新事由，推动他们终生的上访与维权。

三、路在何方

从移民上访的事件中提取公因式，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有着共同的症结点――信访体制中输入与输出的缺失。

（一）输入

首先，应当使民众“能看见”。为促进合理信访诉求的输入，政府应当保障信息获取通道的顺畅。信息获取的不对等，易使民众不安，并在误会的基础上实施不合理的行为。山阳乡的部分上访民众曾认为各阶层政府（中央政府除外）在贪官的运作下侵吞了巨额移民安置款，其中不乏对乡政府种种误会，农民是在部分误会的基础上开始上访。因此，政府必须遵循信息公开的原则，对特定政务信息主动发布，如移民补偿款、淹没农田折价比例、投诉或听证途径，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避免因信息不公开而激化社会矛盾。 其次，“堵”不如“疏”。当前上访事件中显现的诉求，并不能揭示出当下社会的全部矛盾；而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当前社会中的冲突与矛盾、致其得不到及时规范与调整，将有引发更多上访事件的风起云涌、无从解决。据此，当最大范围打开诉求表达平台，使得民众能够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如增加公众参与的环节，如以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向公众提供表达的渠道和机会；同时，诉求表达机制的完善，可以帮助各级政府获知可能被下级政府压制的社会矛盾。

此外，政府应当“能听见”。信访机构设置的不合理，是诱使信访失败的一大因素。因为“某一系统要是有了合适的结构和组织，那么该系统整合输入以体现社会成员的要求，就具备了条件。”[5]为能真正“听见”，应当将众多分设在行政、立法、司法与党政机关中的统一成完整的体系，避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同时细化信访体系中“投诉接待”“监督举报”“政务分类”等职责的承担。

（二）输出

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帮助政府实现自我维持。输出并非是终点，而仅是政府自我维持体系中的一环，对输入予以反应，继而以“决策”或“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输出后对环境造成影响，进一步影响输入，循环反复。为改善这一信访困境，我们不妨从信访机构的权力扩充入手。

长期以来，信访机构往往只充当“传话筒”的角色，而在本书中，由于（著书时）信访体系的未建立，许多诉求甚至得不到反映。譬如地区移民办的张主任获知许多底层移民村民众的诉求，却很难将输入的信息传递出去。“一个系统想要将输入转变为输出，它就必须提供把系统的资源用于实现目标和为共同的任务而聚合成员能量的一些手段。”[6]据此，为了保障政治系统中需要与支持的输出，我们应当强化信访机构相应的权限，根据信访体系监督政府的重要职能与责任，赋予其相应的交办权、问责权、监督权和协调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