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探析

摘 要：近年来，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愈发突出。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婚恋信息渠道缺乏，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男性农民工择偶和在城市安家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因为相关生殖健康知识教育和培训的缺失，加之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不足，新生代农民工不安全的性行为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不稳定，并引发一系列的生殖健康风险。因此，建立公益性婚恋信息交流平台，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范围;将未婚青年纳入计生服务管理体系，把生殖健康服务拓展到未婚流动人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培训，并增加关于生殖健康、避孕方法的知识教育，对于解决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和生殖健康问题，促进社会融合、进步乃至顺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生殖健康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现象，伴随着代际更替，“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时不仅需要经历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以及文化交融的过程，而且还要面临顺利度过恋爱、婚姻乃至生育等人生阶段的挑战。一个尤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一代农民工通常是先在农村成家而后再到城市务工，新生代农民工则大都是在接受完基础教育之后直接前往城市。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外出流动过程、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身份转型过程和从单身走到婚恋的生活转变过程基本重合，由于缺乏充分的历练和足够的经验，特别是有关两性交往应有的知识储备较为有限，在婚恋观念和行为都更为多元的城市社会中，更加容易面临婚前性行为、非意愿怀孕以及性传播疾病等风险。正处在婚育高峰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经历相对简单，但生存环境却更为复杂，成为其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泛化和激化的潜在动因。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状况问题逐渐成为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外出动因、职业选择、就业期望等方面经历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并且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社会融入意愿，但其婚恋观念和行为却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转换、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徘徊，因而更有可能遭遇两难处境，与就业市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婚恋市场上面临的障碍更加难以逾越。尽管已有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但是由于社会融合的视角没能得到充分体现，而且量化分析与定性研究也未得到有效结合，因此其中的许多问题尚未得到系统解答。本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①（以下简称“监测调查”）和中国流动青少年健康风险意识调查②（以下简称“健康调查”）等数据，结合课题组的深度访谈案例③，旨在系统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在婚姻、恋爱及

收稿日期：2014-10-0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项目“传统、冲击与嬗变：农村外出劳动力行为演化跟踪研究”（12XNJ016）。

其生殖健康方面存在的系列问题，并努力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

1.婚恋信息渠道缺乏，交往时间有限

第一，在流入城市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仍然较低，交往范围被固定在基于地缘关系的老乡群体和基于业缘关系的工友群体中，与本地市民的交往十分有限。监测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还是和老乡或来自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交往最多，仅有14.4%的人业余时间交往最多的是本地市民，另有8.1%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很少与人交往。与此相对应，新生代农民工寻找恋爱对象也主要通过老乡和工友介绍，获取婚恋信息的渠道和途径较为单一和狭窄。

第二，从事低端体力劳动的比例较高，劳动强度较大，无形中挤占了新生代农民工们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谈恋爱”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婚恋交往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监测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工作6天及以上的占79.0%，每天工作10小时及以上的占43.1%。工作时间长，休闲时间少，劳动强度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既在时间上无暇恋爱，也在精力上无力恋爱。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集中在制造业、餐饮住宿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等从业人员性别结构较为失衡的行业，与异性接触的机会相对更少，个人休闲娱乐方式更为单一，社交机会和资源更为匮乏。尤其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多为集体宿舍居住，实行封闭管理，新生代农民工业余休闲生活单调，过着“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生活。

第三，流动性和临时性的职业特点，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访谈发现，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前后流动过数次，辗转流动至多地，甚至有农民工在初次流动以来的不到3年间就已更换过4个流入地。频繁地更换工作，令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时间难以保证，婚恋质量受到影响。

第四，公益性信息网络平台的缺乏，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婚恋信息的获取和交流上面临重重障碍。一方面，他们所在街道、社区或当地工会、妇联等组织的联谊相亲活动中，参与者往往限于本地市民，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活动极少;另一方面，商业化模式运作的流行婚恋交友网站隐形门槛较高，目标人群往往定位于都市单身白领，“打工的根本不会被看得上”，无形中阻挡了新生代农民工等收入较低的阶层。

2.不愿回农村择偶，但又无法在城市安家

与在户籍地和流入地之间频繁往返的传统“候鸟式”流动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之后，回家频率较低。监测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一年内没有回过老家的约有1/4，回过一次的接近半数，回过两次及以上的仅占1/4。与户籍地疏于联系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老家适婚对象的认同感，不愿回到老家结婚。访谈中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农村择偶的特征尤其明显，甚至有被访者表示“留在农村的男的能有什么出息”。与此同时，受到经济条件限制、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家中长辈压力等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顺利成家的难度却依然较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所在城市居民通婚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但是这种结合往往是建立在少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男性）和自身条件（女性）的基础之上。这虽从侧面反映了城乡的融合与社会的进步，却也蕴含着种种矛盾和冲突。 3.生存发展存在不稳定性，婚恋质量受到挑战

由于身份和工作的特殊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建立了恋爱关系，也面临着很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第一，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等特点使他们面临着异地恋爱的难题。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流入地寻找恋爱对象，跨省婚恋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已经屡见不鲜。然而，跨省婚恋一方面承受着更多来自家庭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会遭遇到更多的文化冲突。第二，较低的收入与高额的结婚费用之间的差距也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从恋爱走向婚姻的重要障碍。第三，即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地从恋爱步入婚姻，由于配偶留守老家或者异地务工，部分人依旧面临着分居两地的问题。长期两地分居容易造成夫妻思想观念的差异和沟通交流的障碍，引起感情淡化甚至破裂，由此导致的离婚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逐渐增多。

4.男性农民工择偶面临更大障碍，存在成家难

除婚恋平台和交往时间的限制之外，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适龄男青年还要承担高额的婚恋成本，这使得其择偶压力更大。第一，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技能，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等工作环境相对恶劣的行业，而且收入普遍偏低，扣除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后所剩无几，因此往往难以达到女性的婚恋期许，多数城市女性不愿同其接触。第二，由于在城市社会中逐渐地耳濡目染，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婚恋过程中日益时尚化，恋爱方式和婚礼仪式消费开支急剧增长，而住房、彩礼等原本在婚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额消费更是一路水涨船高，条件有限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往往无力负担高额的婚恋成本，导致成家难。第三，传统婚姻模式中的“梯度”理论认为，位于顶端的女性和位于底端的男性往往是婚恋对象相对较为匮乏的群体，来自贫困地区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婚恋困境更加突出。一方面，家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资源支持能力十分有限，甚至需要新生代农民工给家庭以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户籍地的女性又希望嫁给比自己学历和经济条件更高、更好的男性。在经济限制和婚姻挤压的双重障碍下，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压力最为沉重。他们在城市社会中遭遇婚恋困境时，往往难以及时化解自身的心理矛盾，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5.不安全的婚前性行为较为普遍，风险剧增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趋向于推迟结婚年龄，但是人的性成熟年龄却在逐渐提前，他们对性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传统道德约束弱化和性观念开放的背景下，婚姻、性行为和生育三者之间关系逐渐剥离松动，性需求随之逐渐转化为婚前性行为。健康调查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目前有过婚前性行为的比例高达41.8%。此外，11.0%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每天都与固定性伴侣见面，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极有可能过着同居生活。访谈中发现未婚同居的情况相当普遍，所有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认为发生婚前性行为是“正常的”“应该的”。由于性观念更为开放，但生殖健康知识却较为匮乏，新生代农民工各类不安全的婚前性行为也愈发普遍，这突出地表现在多性伴侣的性行为频发、商业性行为易发和无保护性行为多发。

第一，与多个性伴侣保持性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大龄男性农民工中并不少见。由于缺乏婚姻约束，又不必受制于社会舆论的控制，新生代农民工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较为盲目和轻率。“不以结婚为目的”“玩玩儿而已”“大家开心就好”等心态致使多性伴侣的性行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时常发生。第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更易发生商业性行为。“找小姐”在许多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访谈对象均表示：“（身边的男的）基本上都去找过（小姐）。”由于多数男性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在单位宿舍，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和色情材料的感染，通过“找小姐”来获得性压抑的释放就显得尤为普遍，但也因此面临更高的性传播疾病风险。第三，无保护性行为较为常见。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不仅是实施避孕的廉价方法，而且是有效遏制性病传播、降低性行为风险的关键举措。但是访谈中发现，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婚前同居行为持理解态度，不使用安全套的无保护性行为普遍发生，“都不喜欢戴（安全套）”，而其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多发。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殖健康问题

1.自我保护意识匮乏，未婚女性更易受伤害

由于缺乏基本的生殖健康知识和技能，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两性交往过程中严重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为其身体和心理健康埋下了诸多隐患。健康调查显示，43.2%的新生代农民工不知道如何紧急避孕，92.3%没有做过性病/艾滋病检查，47.5%表示不愿意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查，还有29.0%认为婚前体检没有必要。

第一，相比男性，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容易受到性伤害。尽管在观念层面上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稍强于男性，然而在实际行为层面，女性反而不如男性更懂得自我保护。健康调查显示，仅有52.4%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知道如何紧急避孕（比男性低7.7%），93.6%的女性从未做过艾滋病/性病检查（比男性高2.4%）。

第二，由于在性行为中处于弱势地位，女性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会因为难以拒绝男性伴侣的要求，或者顺从男性伴侣的喜好，而被迫采取不安全的婚前性行为，但她们往往却是这类行为后果的主要承担者。访谈中发现，不少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瞒着父母的情况下，由于男性伴侣“很有手段”“不喜欢”等原因放弃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有时虽然自己采取了一定的药物避孕措施，但是意外怀孕仍然会随之发生。怀孕之后，部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被迫实施人工流产，由此带来巨大的身心痛苦，而一些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流产后果认识不清，仅仅认为其后果就是“身体虚弱，头晕，体力不支”。 第三，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羞于面对性病等相关问题。健康调查显示，49.5%的女性不愿意做性病/艾滋病检查（比男性高3.6%）;78.2%的女性明确或间接地表示自己认为感染性病/艾滋病是很丢人的事（比男性高3.2%），这种心态导致女性在遇到此方面困难时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此外，对于一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当地风俗的熏陶，未婚先孕、人工流产等对其身心造成更大的束缚，这从访谈对象回答的话语“回家就没脸做人了，那我死了算了”中可见一斑。

2.户籍地缺乏生殖健康教育，流入地缺乏生殖健康培训

一方面，尽管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中有介绍生理卫生的相关章节，能够给予青少年最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开设时间较晚、课程内容单一以及师资力量缺乏等问题。健康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仅有34.7%的人上过生理卫生课。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青春期阶段虽然有课程讲述生理卫生常识，但是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通过学校渠道获得的生殖健康知识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观念不断受到城市社会的冲击而日益开放，性行为逐渐活跃，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面临更高的生殖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用工单位在岗前培训中基本没有关于生殖健康方面的培训内容，所居住的社区和城中村中也普遍缺乏生殖健康的宣传教育活动。在访谈中，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均表示从未接受过社区或用工单位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生殖健康方面的宣传或培训。“在户籍地缺乏生殖健康教育，在流入地缺乏生殖健康培训”直接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生殖健康知识不足、意识不高，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相应的生殖健康风险也就不可避免。

3.现行政策忽视未婚农民工群体，难以满足其生殖健康服务需求

健康调查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36.1%的新生代农民工均明确表示希望获得有关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然而，我国的计划生育以及生殖健康相关服务主要针对已婚人群，未婚流动人口并未纳入传统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范围。目前，仅有少数地区的卫生计生部门出于控制生育数量的考虑对当地流出的未婚青年进行了一定的服务管理和宣传教育，但是流入地卫生计生部门对未婚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与此同时，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面向该群体提供有效而稳定的生殖健康服务存在诸多困难，服务可及性低。健康调查表明，34.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渠道和途径的缺乏是自己获得该类知识最大的障碍。

不同于已婚人群，未婚青年对生殖健康服务供给方式既要求隐蔽性（不为旁人所知，保护个人隐私），又要求专业性，这也对现行以公开宣传和免费药具发放为主的服务提供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康调查显示，53.9%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从报刊/书籍/杂志处获得有关生殖健康的知识，41.1%希望从专业人员处获得该类知识。对于免费但公开的培训和宣传活动，新生代农民工会因为感到不好意思、面子上难堪而不去参加。另外，时间也是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生殖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调查显示，35.6%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没时间是自己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最大障碍，便捷、灵活、自主安排是他们所希望获得的服务特点。因此，将生殖健康知识教育纳入岗前培训不失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需求的重要方式。多数受访者表示：“像岗前培训的那种，给大家来一个生殖健康培训，在厂里面搞，所有人都要参加的那种，应该会好一点。”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及生殖健康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缩影，而其面临的生殖健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群体被制度性忽视的结果。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专门化的、切合其实际需求的婚恋及生殖健康服务既十分必要又尤为迫切。

1.将未婚青年纳入计生服务管理体系，把生殖健康服务拓展到未婚流动人口

要提高各级部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及其生殖健康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将未婚农民工生殖健康问题纳入国家卫生计生工作议程，出台专门针对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生殖健康问题的政策文件。卫生计生部门年度经费编制中应充分考虑未婚青年流动人口，给予其专门的经费支持。在现有的卫生计生部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增加未婚青年流动人口工作的专项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生殖健康问题的部门内部运行机制以及跨部门协调机构，定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部门间各司其职、资源共享、形成合力，共同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殖健康采取措施，开展行动。

2.在义务教育阶段增加关于生殖健康和避孕方法的知识教育

在丰富生殖健康教育内容方面，要做到“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相结合：“横向拓展”指的是义务教育阶段中的生殖健康课程设置不应仅局限于生理卫生常识，而应该更多地侧重对安全性行为和避孕方法的知晓和掌握，突出对性心理健康的介绍，加强对性道德和婚姻恋爱观念的有效引导，增强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效降低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风险。“纵向延伸”指的是生殖健康教育要与性成熟期年龄提前相适应，注意生殖健康教育的向前延伸和向后扩展，建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连贯一体的生殖健康教育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发育和心理状况设置相应的课程内容，做到生殖健康教育的纵向全覆盖。在更新生殖健康教育方法手段方面，要根据宣传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和措施，综合发挥同伴教育、知识讲座、宣传手册、多媒体资料、生殖健康咨询服务等的作用，提高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意识。

3.建立公益性婚恋信息交流平台，为适龄未婚流动人口健康婚恋牵线搭桥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采取“虚实结合”的方法扩展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范围，丰富他们的婚恋资源：一方面，可以通过虚拟网络空间搭建公益性婚恋交友主题信息平台，让广大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发布相关交友信息，打破目前商业运作模式的婚恋网站目标人群只针对城市单身白领的隐形门槛，让处于城市边缘的广大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在制造业、建筑业等性别比失衡行业中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受益;另一方面，卫生计生、民政、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可以在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聚居的地方组织专场联谊交友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为适龄单身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解决婚恋难题提供支持和帮助。

4.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生活技能培训，促其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此前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城市生活技能培训，在如何适应城市生活、使用城市设施、与人交往等方面缺乏正确引导，容易产生各种心理和生活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将影响到两性正常相处。例如自我封闭可能导致难以找到婚恋对象，而自卑无助可能导致自甘堕落等。据此，各部门应联合用工单位在岗前培训时增加生活技能方面的培训内容，或者与社区合作，举办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技能专题讲座，促进其顺畅地融入城市社会。

注释

②“中国流动青少年健康风险意识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985工程”经费的资助下于2010年开展的专题调查。这一调查选取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深圳市三个较为典型的流动人口聚居城市，分别从中抽取10个乡镇街道，共计调查3034名青年流动人口的有效信息。

参考文献

[2]宋月萍，等.传统、冲击与嬗变――新生代农民工婚育行为探析[J].人口与经济，2012，（6）.

[3]吴新慧.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与婚姻[J].中国青年研究，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