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过程中的裂变与新生

[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可以概略地分为“流动农民”、“在乡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等三大类。由于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的社会空间场域不同，三类农民卷入中国农村变革大潮的现实遭际与个人体验有很大的差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分化。在现代性获得过程中，农民文化人格的裂变与精神结构的新旧杂陈，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激烈而复杂，其历史命运也将迥然有别。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的农民形象的出现，既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产物，也是新世纪乡土作家以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艺术洞察力，捕捉历史机缘，透析农民文化人格裂变的艺术创造与乡村想象。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农民形象；文化人格；裂变；新生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特别是那些辗转奔波在“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其人生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社会空间场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有的“离乡又离土”，汇入一波又一波的“民工潮，，中，成为“流动农民”，流向城市，流向可以赚钱可以生存的矿场、工地或海外任何地方；有的“离土不离乡”或“不离土也不离乡”，成为“在乡农民”，从事着各种或传统或现代的经济活动；有的受过某种专业教育，在乡村从事着教育、医疗、农技和管理等工作，成为“在乡”的“乡村知识分子”。在中国农村社会变革日趋激烈的过程中，农民不论是“流动”还是“在乡”，不论是做“苦力”还是用“脑力”，他们都已成为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大变动的承受者与参与者，其汇入时代潮流的过程也正是其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自然也是其文化人格发生裂变的过程。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在今天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话题，而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现实；而农民的文化人格抑或精神结构在终结过程中的裂变与新生，则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精神事件”。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和鲜活时代气息的“流动农民”、“在乡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形象，既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历史产物，也是新世纪乡土作家以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历史洞察力，捕捉历史机缘，透析农民文化人格裂变的艺术创造与乡村想象。

一、“流动农民”的现代性获得与文化人格裂变

“流动农民”是新世纪乡土小说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给予最多关注的农民群体。这个群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流动”。这里的“流动”，是指具有“移民倾向”的进城乃至跨国务工、经商、谋生等的现代性社会迁移现象。在近几年的乡土小说批评文献和一些研究论著里，用来描述“流动农民”的概念主要有“城市异乡者”、“进城农民”（“农民进城”）、“农民工”、“民工”等。这些概念，或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流动农民”流动的主要现实去向，或描述了农民身份转换的历史趋向。但不能忽略的是，尚有不少农民没有“进城”，而是流向了偏远的矿山、砖厂、工场、路桥工地、牧场、边疆农场乃至海外，这些农民也进入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视野，如《神木》（刘庆邦）、《麻钱》（宋剑雄）、《马嘶岭血案》（陈应松）等乡土小说，就是叙述农民到煤矿、砖厂、深山老林做“苦力”的现实遭际。“流动农民”概念则不仅可以包含所有“离土又离乡”的农民，从而避免在外延上的“不周延”，而且在内涵上也能揭示农民“流动”的社会意义与历史趋向，这些正是本文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的原因。

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和现代化追求相伴而生的“流动农民”的“流动”，可以说从晚清即已开始，百多年来虽潮起潮落却一直涌动不已。至21世纪，风起云涌的“民工潮”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无法掩盖地暴露在社会肌体的表面”。不论是主动加入还是被动卷入到现代化之历史主潮中，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对“流动农民”而言，都是一个极为残酷的并非人道的历史过程，但也是他们被迫告别农耕文明进入现代的必由之路。从传统农耕文明为主的乡村空间场域向以现代工商业文明为主的空间场域流动迁徙，由原始而分散的农牧渔业向高度组织化的工业产业和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就是他们日渐远离前现代性，逐渐获得个人现代性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流动农民”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痛苦、身体痛苦和精神痛苦。而在个人现代性获得过程中发生的“流动农民”文化人格的裂变与新生，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在精神痛苦。正因为如此，新世纪乡土小说在表现这三种痛苦的时候，对其内在精神痛苦的揭示，也不惜笔墨。在现代性的挤压下，“流动农民”文化人格的裂变与新生是复杂的，而其最突出者，有与社会身份问题相关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有与城乡文化冲突相关的精神漂泊感和文化眩惑。这些也正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优秀之作最为用力的地方。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流动农民”特别是其中的“进城农民”无一例外地陷在难以开解的身份焦虑之中。他们流动的生存状态和现实遭际，他们的物质痛苦、精神痛苦和身体痛苦，无不与他们的“农民”、“农民工”、“民工”身份密切相关。对此，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写与揭示，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

一、否定性的城市体验与农民身份及“农民工”（“民工”）意识之间的激烈冲突。所谓否定性的城市体验，是指“流动农民”在城市打工期间所受到的来自“城里人”的歧视、侮辱与损害及由此铭刻在心灵深处的创伤性记忆。而来自城市“他者”的歧视、侮辱与损害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施虐者身份而言，有普通市民，有城市有权者（工商、税务、城管、警察），有城市黑恶势力，《泥鳅》（尤风伟）中的国瑞几乎经受和见证了来自所有这些城市“他者”的歧视和打击。从施虐方式而言，有“话语”的压制与歧视，在城市话语霸权的压制中，农民工不仅是“无名者”，而且是无力表达自己的“沉默者”；有经济利益与劳动权益的损害与剥夺；而更甚者，有肉体的损害与人身权利的剥夺，《拯救父亲》（白连春）中的父亲“周伯”、《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邓一光）中的远子就受到了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伤害。否定性的城市体验，在加重“流动农民”的“城市恐惧”心理的同时，也激起了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自觉与怨恨。其

二、对农民身份及“农民工”（“民工”）身份的制度性根源的揭示与批判。农民的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国家权力所做的制度性安排的结果。在1950年，为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实行极不平等的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大陆农民从此被制度性地安排在社会底层。“农民工”在城市所受到的最大的歧视不是市民对他们的社会性歧视，而是来自制度的歧视，是他们在打工过程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体制对他们权益的限制。尤凤伟在谈及长篇小说《泥鳅》时说：“现在乡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还是个农民工，城市人不肯接受他们。”其

三、新老两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分化。老一代农民工，如“周伯”（《拯救父亲》）、“大嫂”（罗伟章《大嫂谣》）、“大哥”（孙慧芬《狗皮袖筒》）等，在难以逾越的制度性障碍面前，只能把农民身份视作“本分”接受下来，很少有“做城里人”的奢望。为了能赚取一点工钱以抵御身后乡村可怕的贫困，他们可以无言地忍受来自制度、权力和城里人的歧视与伤害。新生代农民工就不同了，如“我”（夏天敏《接吻长安街》）、明惠（邵丽《明惠的圣诞》）等，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大都拒绝认同制度强加给他们的农民身份。他们涌进城市，不仅要寻找赚钱的工作，而且还要寻找“做城里人”的机会。但不切实际的进城期望，使他们比父辈更深地陷入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流动农民”的身份认同与城市“他者”关系的突出叙写，是中国现代乡土叙事所没有的。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时段之中，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都面临着身份的历史性转换。但是，由来已久的城乡分隔制度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生活体系制造了诸多障碍，使“流动农民”遭遇到了阿Q曾经遭遇的“不准革命”的历史困境，他们实现城市化、市民化的现代转型因此变得异常艰难。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流动农民”特别是其中的“进城农民”更深刻的内在精神痛苦，是城乡文化冲突所带来的精神漂泊感与文化眩惑。这突出地表现在充满内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文化的接受与排斥，另一方面是对乡村文化的厌弃与留恋。就前一个方面而言，“流动农民”走进城市的过程，就是摆脱乡土关系束缚从而获得城市化、市民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弱传统的“小农意识”从而蝉蜕为现代性个人的过程，如小白（项小米《二的》）的雇主单白雪“教会了她如何从一个村姑逐步成为一个都市人。小白进入城市生活的一切细节都是从这个家庭开始的，在这里得到改造，淬火，蜕皮。”但在蜕变的过程中，根深蒂固的乡土记忆排拒或扭曲对城市文化的接受，由此引起的文化心理冲突也最为持久而激烈。这也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倾力最多，开掘也比较深，往往是一篇小说中最为精彩的地方。如建敏（刘庆邦《麦子》）在北京城的酒店门前景观地上拔草种麦，崔喜（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与丈夫宝东之间的城乡文化心理冲突，“我”和柳翠（《接吻长安街》）为了完成在北京长安街接吻的内心挣扎等。他们因此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尴尬地成为“城市里的乡村人”。就后一个方面而言，“流动农民”已经成为“乡村里的城市人”，他们很难像从前完全认同乡村文化。在长期的城市打工生活中，他们已经逐渐远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有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城市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现代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获得了程度不同的个人“现代性”。这些变化，使他们与乡村文化有了隔阂，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再回到乡村，他们都已在文化心理上成了“回不去”的“在外”的边缘人。小白（《二的》）被雇主单白雪改造成为都市人，她已很难认同旧日的乡村传统文化。她与既是童年玩伴也是后来的定亲对象狗剩，在结婚、生育等问题的看法上已有了重大分歧，这使“小白更加坚定了一定要留在城里的想法，老家是实在回不去了”。既融不进城市，又回不去乡村，他们只能像候鸟（荆永鸣《北京候鸟》）一样飞翔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这样的飞翔，是身体在城乡之间的空间位移，更是心灵在前现代与现代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漂泊。这样的漂泊，其实是获得现代性的精神蝉蜕，有了正在羽化的杂色翅膀，却没有完全脱掉将死的沉重旧壳；有了与历史同行的奋飞欲望，却陷入各色文化认同的困惑与迷茫，不明就理，难辨方向，所感到的只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无尽的文化眩惑。

“流动农民”行走在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的历史过渡地带，他们有幸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先行者，又不幸成为两种文明嬗变之间的历史“中间物”。他们在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中获得的个人“现代性”，使其步入城市化、市民化的历史行列，却遭到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排拒，这不仅使他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也使他们陷入文化人格撕裂的痛苦。“我”（《接吻长安街》）即如此慨叹道：“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的漂泊着，像土里的泥鳅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要寻觅到精神的归属，就要走出文化眩惑，但何以解惑呢？这虽然已经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作家自觉追求的主题目标，却是一道充满魅惑的历史难题。

二、“在乡农民”的现代性获得与文化人格裂变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去乡村化”，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亦即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过程的加深而不断加速，作为原乡居民的“在乡农民”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些留守乡村的农民，他们“不离土也不离乡”或“离土不离乡”。在介入“现代化”的方式和程度上，“在乡农民”与“流动农民”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毋庸置疑的是，也都被裹挟在现代通讯、交通、科技、教育和市场经济等交汇而成的现代大潮中，其文化人格也在中国乡村的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因素既交互渗透又激烈冲突中，发生前所未有的痛苦裂变。由于地域、家庭、个人和机缘等等因素的不同，裂变中的“在乡农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有秉持传统美德的“乡村好人”，有初步获得个人现代性的“新农民”，有罹患国民劣根性顽疾的“无公德的个人”，也有不少人性扭曲没有道德底线的“乡村恶人”。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秉持传统美德的“乡村好人”有着不同的形象特点与文化意味，举其要者有三：其

一、凸显人物仿佛自然禀赋的天真、质朴等品性。如迟子建笔下的“痴人”和“愚人”陈生（《青草如歌的正午》）、宝坠（《雾月牛栏》）、疯子（《疯人院的小磨盘》）、大鲁二鲁（《采浆果的人》）等，都有点老庄气。他们也有烦恼、痛苦和意想不到的灾难，也要承受来自命运的种种打击，也要面对生老病死，但他们所拥有的至情至性和天地人伦之爱，总能让他们超越如许苦难和忧伤，比那些蝇营狗苟精于算计的名利之徒活得更充实，更高贵，更富有生命的尊严。其

二、凸显人物人性深处的善良、温情与自尊。如田桂花（刘庆邦《八月十五月儿圆》）长期留守农村，忍受丈夫常年不归的孤寂，独自抚养年幼的女儿，宽容丈夫的不忠，善待丈夫领回的私生子，冷静地提出与发了财的丈夫离婚，在显露出人性深处的善良与温情的同时，也表露出自尊与独立精神。其

三、凸显人物秉持的传统美德。如“男人”（郭文斌《剪刀》）有情，为了治好“女人”的病，倾尽其所有；“女人”也有义，她虽然热爱生命和生活，但为了不拖累丈夫和儿子，用剪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写出了一个乡村女人对生命的留恋，对爱情的理解，对亲人的牺牲精神，显示出大爱的悲怆。这些“乡村好人”形象的塑造，从中国乡土小说史的发展脉络来说无疑是“京派”乡土小说的历史承续，同时又是应对时代的历史变奏。这种创作倾向，被学界称为乡土小说创作的“文化守成”现象。在文化价值取向和道德立场的选择上，这类作品显得有些游移和迷惘。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新农民”不是小二黑、梁生宝那类高度政治理想化的农民，而是在社会转型期获得较多个人现代性的农民。虽然至今还没有塑造出特别典型特别有影响的“新农民”形象，但也捕捉到了农民文化人格中正在生长的许多新因素，如见多识广、积极参与、乐观进取，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具有平权开放、尊重感情和两性平等方面的意识等等①，并注意到这些新因素正在使那些获得者从传统向现代蝉蜕，逐渐成长为具有现代性的“新农民”。“新农民”形象更多地出现在“流动农民”群体中，但“在乡农民”群体中也有不少称得上是“新农民”形象，如夏君亭（贾平凹《秦腔》）、白二奎（黎晶《村长乡长一个妈》）、楚暖暖（周大新《湖光山色》）、孙天鹄（杨廷玉《花堡》）等。在这些人物身上，乡土作家往往赋予一些新的人格特质，如刘厂长（李铁《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蔡老黑（贾平凹《高老庄》）、孟虎子（阿宁《乡徙》）等，都是从耕田种地的普通农民中走出来的乡镇企业家或日小老板，他们的企业都办在原居地的小乡镇或村庄里，他们自身也有长期习得的传统农民习性及“小农意识”，但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他们对现代工业技术、现代工业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劳资关系等等有了程度不同的实践经验和痛切的体认，逐渐获得了隐含在这些环节中的现代工具理性和智慧精神，其旧有的农民根性虽然还不可能因此而彻底清除，但新因素已成为他们文化人格结构中的主导面。这类“新农民”形象的出现，既是“在乡农民”裂变新生的现实反映，更是新世纪乡土作家应答乡村历史召唤的叙事想象。

新世纪乡土小说塑造的“在乡农民”形象中，更多的是时代催生的“无公德的个人”，其文化人格中的“恶”的因素，既有自“五四”以来不断予以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也有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被不断催生出来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等。如《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中的李屠户、刘根宝及众村人，可以说都是阿Q的后代。在当代中国，阿Q没有死去，其前现代农业社会的文化人格特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其精神内涵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已经发生了裂变，如混合着弱者心态、妒忌心理与公平正义要求的“仇富”就是目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目光似血》（胡学文）中的二全和村人对杨文广办蔬菜站致富充满仇恨，他们不认为是杨文广给他们带来了种菜致富的机会，而认为是杨文广赚了他们的黑心钱才致富的，于是不断生事寻仇，直到借助权力之手把杨文广搞垮，结果一损俱损，反而皆大欢喜。小说以颇为夸张的笔墨，揭示出具有传统病态人格的农民在应对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中出现的残酷现实时，其精神世界出现的旧病新变。《谁动了我的茅坑》（荒湖）对农民精神世界出现的旧病新变，有更多新的发现。小说主人公曹花头的文化性格比较复杂，既有进城打工习得的新质素，更有不少农民的老脾气，如“阿Q习气”、“文革传统”等。在与曹疤子因土地权益而发生的冲突中，曹花头用来理解和处理所遭遇到的新问题的观念和方式，基本上还是在“文革”期间形成的，出现了经济行为“与时”而思想观念却难以“俱进”的错位现象。曹花头的如此错位，显露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内在的深刻矛盾与困惑。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出现了不少人性扭曲没有道德底线的“乡村恶人”形象。举其要者有三：其

一、恶霸一样的村干部，如杜文革（李锐《祷镰》）、韩彪（梁晓声《民选》）等。韩彪把持翟村政权，霸占银矿。对上金钱开路，买通大大小小的官员，县公安局、县法院就好像成了他自家开的。其

二、乡村黑恶势力，如邢屠子（赵德发《杀了》）、熊家四兄弟（阙迪伟《乡村行动》）等。熊家四兄弟是上街村的流氓恶霸，几乎包揽了村政权的全部重要职位。这些乡村流氓恶霸掌握了村里的权力与资本，欺男霸女，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在他们身上，既有地痞流氓的无赖与痞气，又有传统地主恶霸的愚昧和粗俗；既有乡村暴发户贪婪的发财欲望，又有乡村权力执掌者日益膨胀的权力欲。其

三、“无公德的个人”发展成“乡村恶人”，如赵上河（刘庆邦《神木》）、九财叔（陈应松《马嘶岭血案》）等。九财叔是一个近乎赤贫的鳏夫，本想靠出苦力赚点挑夫费补贴家用，却因城乡差别、阶层差别、文化隔膜和利益冲突，因怨生恨，图财害命，暴露出人性深处之恶。“乡村恶人”形象是乡村社会严峻现实的反映，作家在塑造这类人物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权力本位”意识、“拜金主义”及其造成的人性扭曲与道德溃败。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在乡农民”形象，其不同的类型有着不同的现实意义与文化意味。“乡村好人”和“新农民”形象，虽然不乏现实依据，但主要是乡土作家理想化创造的结果。乡土作家或向后看，发掘和凸显农民传统的美与善，礼赞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从而与工业文明的惟利是图、人性冷漠形成鲜明的对照；或向前看，发现和张扬“新农民”文化人格中新生的健康的个人现代性，试图以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包含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现代精神，战胜传统农耕文明的贫困、封建、愚昧和野蛮。比较起来，“无公德的个人”和“乡村恶人”形象，更具现实意义。新世纪乡土作家直面乡村现实，批判乡村社会之丑与人性之恶，质疑发展主义神话，表达出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忧虑。

三、乡村知识分子的困顿、守望与逃离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乡村知识分子”是生活工作在乡村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两种不同的制度性身份，即有“城镇户口”的“公家人”与“农村户口”的农民。有“城镇户口”的农裔和非农裔乡村知识分子，或者是乡镇干部，或者是乡镇医疗机构的医生，或者是农技人员，或者是文化工作者和“公办教师”，他们的“工作单位”在乡村，对乡村的政治、经济、卫生、教育和文化等，起着葛兰西所说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这些工作在乡村的知识分子，就人们的“常识”而言，通常不在“乡村知识分子”之列。最受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关注的，是“农村户口”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是受过一定程度现代教育的农民，是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农民群体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乡村，职业身份略有不同，有的是“民办教师”，如王方林（王新军《一头花奶牛》）；有的是业余文学作者，如杨青青（姚鄂梅《穿铠甲的人》）；有的是“中考”或“高考”失败的回乡青年，如灵官（雪漠《大漠祭》）；也有的这几种身份兼而有之。其中，写“民办教师”的作品最多，影响也比较大。 “民办教师”有农民与教师的双重身份，他们大都在乡村小学任教，同时家里承包有“责任田”，他们因此既是教书的农民，又是耕田种地的教师。“民办教师亦教亦农的身份，使他们除了像公办教师一样经常因扣发集资、捐款拿不到全额工资外，还要像农民一样缴纳各种附加费用，这无疑雪上加霜，民办教师几乎要成了农村里的赤贫阶层。并且，这种‘赤贫’的身价，又连锁反应导致了世人对民办教师的鄙视，乃至欺凌。”这使他们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很难起到葛兰西所说的组织和领导作用。现实生存境遇的困顿，使“民办教师”群体始终处在身份焦虑之中，有的成为“逃离者”，有的成为“守望者”，有的则跳槽改行。

这里所谓的“逃离者”，是指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且有的因此而从偏远乡村学校调进城镇工作的“乡村知识分子”，如万站长、张英才、蓝飞（《天行者》）等。这些“逃离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

一、有严重的身份焦虑感，拒绝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农村成为他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变为“城里人”是他们最大的人生目标，甘愿为此付出一切。其

二、在“转正”指标的争夺中，显露出人性深处的自私与残酷，如万站长借助攀附有权者的婚姻，夺取“转正”指标成为“公办教师”并当上乡教育站站长，给最应该“转正”的同事明爱芬造成了终生难愈的伤害。其

三、转换身份后，大都能对自己的自私行为进行“忏悔”，并能利用新身份，尽力为工作过的乡村学校谋取各种办学资源，从而显露出灵魂深处保有的良知，如万站长、蓝飞等。而“逃离者”良知的重新发现，则常常是那些献身乡村教育痴心不改的“守望者”感化的结果。

这里所谓的“守望者”，是指对乡村教育的现实需要与深远意义均有清醒的认识，矢志不渝地坚持在乡村办学施教的“乡村知识分子”，而他们大都是“农村户口”的“民办教师”，如小香、白校长（《民教小香》）、余校长（《天行者》）、王方林（《一头花奶牛》）、何来庆（《立冬・立春》）等。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这些“守望者”也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

一、同“逃离者”一样，不愿意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有“转正”的强烈愿望，也想做“城里人”，但绝不因此怠慢或厌弃自己的乡村教育工作。其

二、以虔敬之心对待乡村教育事业，视教育为改变乡村的伟业，大都不为外界的金钱、权力和各种诱惑所动，尽心尽力坚持做好乡村的文化启蒙教育工作。如《天行者》里的余校长，在省城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找到了在省城挣钱的门路和机会，但他不留恋省城的繁华，不贪恋个人的利益，毅然回到偏远闭塞的界岭小学，继续从事艰苦卓绝的乡村教育事业。其

三、对乡村孩子特别是贫家子弟充满关爱之情，“守望者”大都贫病交加，拖累家人，但将有限的财力与无边的大爱，献给那些在求学道路上遇到各种困难的乡村孩子。其

四、在遭遇生存困境的同时，更深地陷入精神困境之中，他们所坚持的乡村教育事业，他们的奉献与牺牲，不仅很难得到农民的理解和肯定，而且也得不到乡村政府和有权者的理解与支持，被鄙视、欺凌与损害，成为需要应对和承受的现实生活常态。如《天行者》里的村长余实就克扣或干脆不发乡村教师的工资，为泄个人私愤，公然地到学校扇教师耳光。再如《困豹》里的令狐荣是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以教书为业，工作勤勤恳恳。三个女学生被拐骗，他辗转千里寻找，被拐骗的姑娘却不愿意随他返回家乡。他的千里寻人，不仅变得毫无意义，而且遭到人们的曲解。所虔敬的乡村文化启蒙教育事业，在这个喧嚣的欲望化时代，经常地陷入一文不值丧失意义的境地，这就是“守望者”所遭遇的最大精神困境。

这里所谓的跳槽转行，是指无法“转正”的“民办教师”放弃乡村学校的教职，改从他业，如孙四海（《天行者》）、刘有山（《民教小香》）弃教从政当村官，邓有米（《天行者》）、何文勇（《立冬・立春》）弃教下海经商。他们离开乡村教育跳槽改行的原因与动机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改变乡村教育现状和自我身份的绝望。即使如此，他们当中的部分人跳槽后始终心系乡村教育，为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当过“民办教师”的何文勇弃教进城开餐馆，致富后不忘支持和帮助依旧坚持在乡村任教的朋友何来庆，改善家乡的办学条件。他们的帮助之举，常常转化为“守望者”继续坚守的精神力量。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村知识分子”的叙事态度，总体上是同情和怜悯的，对其中的“民办教师”则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肯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乡村最需要现代文化知识，最需要现代科技，最需要掌握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科技的知识分子，但事实是当下的中国乡村最为稀缺的也是知识分子。而留守乡村的知识分子，大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很难担负起组织和领导现代乡村的建设重任。他们艰难的现实生存处境与精神困境，敲响了乡村教育、医疗、农技和文化危机的警钟。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村知识分子”的叙事关注，所表达的也是对乡村危机的时代忧虑。

四、结语：农民的终结・裂变与新生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pay-san）到‘农业生产者’（agricuheur）或农场主（fernier）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毫无疑问，作为“小农”的中国农民亦即“传统农民”也必将终结，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传统农民”的终结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值得庆幸的是，起步虽然太晚，但毕竟已经开始。中国农民逐渐走出传统进入现代的过程，就是摆脱乡土关系束缚的过程，就是传统性减弱而现代性不断生长的过程，就是正在终结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化矛盾和心灵裂变的痛苦，尽管这个过程让叙述者和被叙述者都面临着深刻的价值冲突和文化眩惑，一个老而不朽的民族却在这里看到了新生的历史机会。

新世纪乡土小说在中国农民身上发现并记录的个人现代性获得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人格的裂变与新生，既是中国农村变革过程中的“社会事件”，也是深刻的“精神事件”。具有双重意义的“事件”还在进行之中，新世纪乡土小说及时应答中国农村变革历史的召唤，真实刻录中国农民在大变革时代的历史际遇与精神巨变，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叙事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