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视阈下的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

摘要：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生存与其语言生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研究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武陵山区土家语为例，对土家语的自身和生存环境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发现其语言生境面临遭到破坏、语言使用者老龄化、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忠诚度不高的问题，提出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应从语言本身、语言传承者、语言生境三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文化生态 少数民族 濒危语言 土家语 保护

1 少数民族语言的价值

1.1 反映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从少数民族语言能够深切体会到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存的状态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个性，楼晓悦曾提到，在19世纪中期，瑞士的语言学家Pikte从各种印欧语中去寻找原始印欧人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实物（工具、武器、家畜）、社会生活（是游牧民族还是农业民族）、家庭制度、政治形态及其印欧人发源的摇篮和其居留地的动植物；我国的哈尼族的“哈”字在哈尼语中有着强悍凶猛的意思，尼不仅具有人的概念，而且有女性的含义，反映了哈尼族名称产生于盛行图腾崇拜的母系氏族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是其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之一，能够反映出民族的特性，这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的交融而产生的。

1.3 形成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任何少数民族的民族的存在都与文化相关，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是由文化的组成元素反映出来的，语言和宗教是影响少数民族情感的重要因素。各个民族判断某个个体是否归属于本民族大多都是通过语言进行判断的。社会个体在语言共通的情况之下，民族内部就会自然产生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存在使得少数民族内部产生对自身民族的认可与自豪感。

2 文化生态与武陵山区土家语保护面临的问题

民族文化的诞生依赖于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历史因素、地理位置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生态是一个系统，是由人类文化生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融合产物，是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文化土壤。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需确保语言传承的持续性和活力。因此，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必须对其生产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形成规范的系统性保护。

2.1 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家语的语言生境发生改变。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对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能够塑造出迥异的民族性格。如今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本的农耕方式被淘汰，社会制度发生转型，农业经济不再是主导产业。尤其是武陵山区工业经济发展，建立在大量占用森林、农田、矿产资源的基础上，对土家语的语言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再生的伤害。

2.2 农村人口的迁移，土家语的使用者老龄化。武陵山区的许多青壮年赴城区务工，或者外出至广东、江浙一带打工，留守在山区的多是老年人、幼童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土家语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传承方式具有单一性，同时电视、网络的普及速度极快，汉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土家人的生活，幼童受到汉语的影响更为深刻。如今，在酉水河流域能说土家语的人已经年入花甲。抢救保护土家语显得十分迫切。

2.3 土家人语言忠诚度不高，转向学习汉语。由于各个民族意识的存在，在对待本族语言时，便会显出对本族语言强烈的忠诚度。要保护濒危语言，少数民族人群对本族语言的忠诚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如果少数民族人群对语言使用没有热情，不认同本族文化，即使客观环境有利，也无法改善濒危的状况。熊英在对土家语言态度看语言濒危的研究中发现，武陵山区湘西万龙村的学龄前儿童都首先学习汉语（客话），家长都不太愿意教孩子土家语；家庭里教汉语方言和普通话，而土家语却没有正式、稳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场所。这让处于逐渐边缘化的土家语，受到更大的威胁与生产困境。

2.4 土家语的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相关科研和双语教育无法展开。虽然目前武陵山区有不少关于土家语的科研立项，但是专项基金的数量有限，大量的科研项目由于基金不足难以落实。由于武陵山区教育经费短缺更是制约了普通话和土家语双语教学的展开。武陵山区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相比，在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上跟不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由于教学设备简陋，双语教学的展开更是举步维艰。

3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建议

3.3 加强濒危语言生境的建设。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濒危与其自然环境的破坏有着较大关系。保护濒危语言的生境可以通过以下手段进行保护：①加强濒危语言的法制环境。政府需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濒危的语言，出台濒危语言传承与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将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各个区域政府能够在政策、法律的鼓励下进行濒危语言的抢救工作。②通过语言依附的载体进行记录。使用现代的多媒体影音保存濒危语言资料，尤其是相关文学音乐作品可进行口头录制，建立语音数据库。

参考文献：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3]楼晓悦.浅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其文化传承[N].贵州民族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