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色彩

关键词：日本帝国主义;军事色彩;封建色彩

一、资本集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甲午战争所获得的赔款更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轻工业发展非常迅速，重工业部门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1896年末“企业热”开始呈低落趋势，企业股票猛烈下跌，伴随着这场经济危机，生产更趋集中。以纺织业为例，1899年纺织公司多达78家，1904年减为43家，其间纺织资本和生产锭数的总额却有了显著的增长[1]160。虽然企业数目减少了，但企业的资本总额却增加了。

在资本集中的基础上，日俄战争前后垄断资本的数量、规模都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棉花输出卡特尔和由四大啤酒公司组成的卡特尔分别于1906年、1907年成立。但这种垄断资本并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和产业资本家的自由竞争而使资本日趋集中所形成的，而且轻工业、金融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重工业，这与英美等国的垄断资本有很大不同。其原因之一在于它是以起步晚、基础薄弱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并且在日本产业资本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扶植和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的关系自然十分密切，这可以说是财阀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向外输出资本

这种日益壮大起来的日本财阀垄断资本，一方面由于日本经济基础薄弱，体制上苦于缺乏资本，所以不得不输入巨额外资。同时，又很快向外输出资本。不仅加强了对台湾制糖工业的控制，还通过投资修筑铁路把其侵略触爪伸到铁路所到之处。日本在朝鲜修筑的京仁铁路、京釜铁路于1900年、1905年相继完工，至1910年日本在朝鲜共铺设铁路达1000公里[3]。

此外，日本的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也积极向外投资。1899年4月官营八幡钢厂长官同清朝招商局长官签订合同，规定：日本在今后15年间优先购买大冶铁矿。这虽遭到了德国的抗议，但日本于1904年1月由兴业银行提供了300万元借款，从而签订了“不得把大冶矿山租借、割让给别国或出售其矿石”的合同[4]61。此后，日本逐渐垄断了汉冶萍铁矿。

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20世纪初，列强在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既斗争又勾结，结盟、冲突不断。此时的日俄两国因朝鲜和中国东北等问题矛盾日趋尖锐，英俄在中亚、西藏等地区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并且英国在20世纪初已开始决定放弃“光荣孤立”政策。日本虽然因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而得到各国“赏识”，但日本企图占领厦门的军事活动却因遭到英美等国的强烈抗议而被迫中止。这使日本意识到在其侵略活动中必须联合某一强国，否则将一事无成。

随着沙俄在义和团运动时出兵中国东北、1903年拒绝第二次撤兵和不断向朝鲜侵略渗透，日俄关系迅速恶化，然而随后的日俄交涉并没有使两国矛盾缓和，只能刀兵相见，于是日俄战争打响了。在战争中，日本充分利用日英同盟，最大限度地争取外部支持，且极力地孤立俄国。日俄战争时，日本的统治者们已毫不掩饰它独占市场和权利的帝国主义目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代言人田口卯吉在1903年的新闻记者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满洲问题不解决工商业就没有发展希望”的演说[6]。

同时，日俄战争不仅是日俄两国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反映了当时国际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日本有英美的支持，俄国的背后有法国的支持，它体现了双方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目的和行径。

四、军事、封建色彩

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并不是由一般的手工业工场主成长起来的，而是同藩阀、官僚关系密切的“政商”，在国家直接扶植之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等具有明显的封建性。政治方面，明治维新以后，天皇作为权力的集中者，至高无上。天皇的这种绝对权力，可以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中寻其根源。在日本社会中，父权家长制的家庭制度可谓根深蒂固，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家族上下必须以家长为核心，对其效忠。这实质上就是专制政治的一个缩影，它早已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溶入了日本人的思想中。因此，建立在天皇这个“大家长”基础之上的虚拟“大家庭”便形成了，其政治意义是以对家长的绝对服从来保证人民对天皇、国家的绝对服从，这就造就了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主义。 此外，日本国土狭小，火山、地震频发等所导致的“岛国劣根性”使日本统治阶级一直向往对外开拓国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摆脱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厄运，但在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于是，统治者确立了“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此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并获胜，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巨额赔款，这使日本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对外战争的进行必然刺激日本国内军事工业的发展，很多资本家在政府的庇护和扶植下，靠对外战争发展起来，因而军事工业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保留浓厚的封建、军事色彩的基础上通过军事经济膨胀、侵略战争和对外掠夺起家的，因此它必然带有军事、封建的性质。

日本的资本主义逐渐与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相结合，二者以高额地租与低工资的相互依存为中心紧密勾结。一方面，大地主身兼商业或工业资本家而大大发展起来，其代表人物有：信州的片仓（缫丝大王）、冈山县仓敷的大原（纺织资本家）、名古屋的伊藤（百货公司）等[4]96-97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企业在剥削方式、经营管理等方面保留了某些封建的色彩，如：把头制、包身工制、实物工资制等都体现了半封建的剥削关系;同时，寄生地主制之下的很多无地、少地的佃农，涌入城市充当产业后备军。在政治领域中，封建性也非常明显，封建军阀、贵族与地主官僚、财阀三位一体，控制着近代日本国家的政治生活;《明治宪法》明确规定了天皇的“万世一系”，议会只有审议权和协赞权。

参考文献：

[2][日]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上卷[M].东京：新泉社，1985.

[3]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4][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M].宿久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日]依田家.近代日本与中国：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M].卞立强，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6][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M].杨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