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禹仕隐观的演变及其吏隐诗

摘要：王禹的仕隐观经由入仕前的反对隐遁避世，到吏隐郡斋时主动追求闲散以调适心灵，再到八年三黜阶段因不能有所作为而屡兴辞官归田之思，展示的是以儒家兼济情怀为内核，以体恤民艰、行己有耻的精神为本心，以澹泊乐天为外相的隐逸人格精神，影响了有宋一代士大夫对行藏出处的思考。王禹的吏隐诗着重描写以道德文章、诗酒竹菊陶冶心性的闲适生活，但总透露出一股仕宦失意、行道艰难的感慨，是仕与隐的二重奏。

关键词：王禹;仕隐观;吏隐诗;隐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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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1年汕头大学文科基金项目（SR11006）;汕头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STF13005）

王禹（公元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曾贬谪黄州，故世称王黄州。他的诗歌被称为“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1]14，在宋初诗坛独树一帜。作为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王禹一生为官清廉，直言敢谏，因此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但他把谪居商州、滁州、黄州的经历当成吏隐生涯，创作了许多抒发闲适、旷逸情怀的吏隐诗，本文将着重探讨王禹仕隐观的演变及其意义，分析他的吏隐诗的内涵及独特性。

一、王禹仕隐观的演变

王禹出身寒素，家以磨麦制面为生，未中进士前，“以乞丐自给，无立锥之地以息幼累”（《送鞠仲谋序》）[2]。生活极其艰苦。但他少有大志，登第前所作《酬安秘丞见赠长歌》[2]自写穷困境况为“伊我行止方凄凄，老亲稚子相顾啼”，但还是踌躇满志地安慰即将出知广济军的安德裕说：“骥足虽知暂縻绊，樽前未始长嗟叹。只应会得老聃言，大器本来成较晚。吾君正是兴文教，不日徵归掌纶诰。醉挨雉扇扫宫辞，怒上螭头呈谏草。笔下追还三代风，尽浇漓成古道。丈夫方见兼济才，莫学西山采薇老。”秉承着积极进取的人生信条，即使身处险恶逆境，也不应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男儿自当怀抱远大志向，待时施展兼济天下的雄才伟略，不应学采薇老隐遁西山。可见他入仕前秉持着积极淑世的情怀，反对在盛世明时归隐。

（一）吏隐郡斋时的仕隐观

一步入仕途，王禹立刻体会到从宦的艰辛，其《官成武主簿作五首》作于进士及第并初授成武县（今山东西南成武县）主簿时，即已表现出仕隐心态的变化过程，其一曰：“释褐来成武，始知为政难。每签逃户状，羞作字人宦。冷砌莓苔遍，荒城草木寒。宦情销已矣，时梦钓鱼滩。”

（1）初入仕途，王禹就流露出官宦志趣消减、隐逸之思常兴的心情，其二又曰：“释褐来成武，徒劳自感伤。位卑松在涧，俸薄叶经霜。迳拥寒莎绿，门横古木苍。冠缨尘已满，未敢濯沧浪。”以郁郁涧底松自比，抒发怀才不遇，德高而位卑的苦闷，官舍萧条、古木苍苍又平添了挂冠归去的愿望，但“闲思应举时”四处干谒的悲辛，“如今名已遂，怎敢话官卑。”他时刻不忘兼济天下的抱负，但又不汲汲于富贵，他只是在养精蓄锐，静待为国谋富强、为天下苍生谋安泰的良机。

雍熙元年（984），王禹迁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赴长洲县作二首》[2]写他欣然携妻儿赴任的心情，“此行纡墨绶，不是为鲈鱼”，“江头鸥鸟在，应怪不忘机”，“身世漂沦极，功名早晚成”，他计划着到长洲大展身手，然而长洲毕竟只是小地方，王禹治理起来游刃有余，故而显得像个闲官懒吏，这段时间他可以过着诗酒优游的生活，但淡淡的隐逸之思不时流露在寄情山水的诗歌中，不浓烈也不激昂，且看其《再泛吴江》：

二年为吏住江滨，重到江头照病身。满眼碧波输野鸟，一蓑疏雨属渔人。随船晓月孤轮白，入座晴山数点春。张翰精灵还笑我，绿袍依旧惹埃尘。[2]

这首诗写吴江上碧波荡漾，自由自在的野鸟与之高低俯仰，疏雨中，渔人披蓑衣悠闲从容地捕鱼。一轮皎月高挂空中，在诗人看来好似有意追随着他的船。放眼远处青山，偶有山花点缀其间，透露着春的消息。如此美好山水，诗人却不得归隐于此，仍旧要为身上那一袭绿袍，忍受着尘网的羁束。这首诗的前三联不直言隐逸，但淡泊的心性经由野鸟、渔人意象含蓄地表现出来。然而，王禹可以抛却功名尘网，却放不下守道行己、安邦济民的人生理想，“年来更待贤良诏，咫尺松江未濯缨”

（2），他在优游生活里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现世，投向事功。王禹早年的隐逸之思是调适心灵、怡养性情的一种方式，为他入朝为官后形成影响有宋一代士风的仕隐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八年三黜时的仕隐观

王禹喜臧否人物，赋性刚直，嫉恶如仇，又坚持以直道事君，遇事敢谏，屡屡触犯天威而毫无惧色。雍熙四年（987）王禹赴阙为官，此后经历了“八年三黜”的仕宦坎坷。因为人生起伏跌宕，常处于政治风波的风口浪尖，所以王禹越加频繁地在诗歌中表现遗世独立、休官归隐的愿望，形成对出处行藏的深刻思考。

王禹常在诗歌中倾吐“归田未果决，怀禄尚盘桓”的仕隐矛盾心情。居官而不能有所作为，或者目睹黎民百姓身处水深火热却无法力挽狂澜时，他总会条件反射般地反躬自责，对自己领取俸禄却碌碌无为深感不安，甚至认为尸位素餐便是苍生之蠹：“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对雪》）[2]“敢起徒劳叹，长忧窃禄嗤”，“拟把微躯杀，惭将厚禄尸。”（《谪居感事》）[2]“自惭怀禄仕，蠹此力穑民。”（《太一宫祭回马上偶作寄韩德纯道士》）[2]他的辞官归隐之叹总透露着深刻的自我针砭精神，显示出高尚的节操。淳化四年（993），王禹结束商州贬谪生活，被召回朝廷任左正言，有一次对雪不饮，郁郁不快，因为连日雨涝灾害将造成颗粒无收，这使他忧心如焚： 峨冠旅进又旅退，曾无一事裨皇猷。俸钱一月数家赋，朝衣一袭几人裘。安边不学赵充国，富民不作田千秋。胡为碌碌事文笔，歌时颂圣如俳优。一家衣食仰在我，纵得饱暖如狗偷。况我眼昏头渐白，安能隐几勤校雠。何时提汝归田去，卖马可易数只牛。深耕浅种苟自给，藜羹豆粥充饥喉。黍畦锄理学元亮，瓜田浇灌师秦侯。素餐免作疲人蠹，开卷免对古人羞。未行此志吾戚戚，对酒不饮抑有由。（《对雪示嘉v》）[2]

刚经历了一次贬谪的王禹，自叹曾无一事有助于帝王的谋略或教化，外不能安定边境，内不能富民强国，只能如俳优一般写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以赚取俸钱供养家人衣食。官俸来之于民，不能为民排忧解困而徒享俸禄，在王禹看来与鸡鸣狗盗之辈无异。于是他兴起携妻带儿辞官归隐田园的愿望，卖马买牛，锄田种瓜，过自耕自足的生活，不再做使人民疲困的蠹虫，只有这样，他才能心安理得面对先人的教诲。

王禹的仕隐观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民本，他不高呼着建立盖世奇功、永垂不朽，只要求脚踏实地地为生民请命，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万一不能履行职责，那他宁愿归隐田园，做一名普通的农民，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领取官俸以增加人民的负担。“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穷来高枕卧白屋，蕙带藜羹还自足。”（《对酒吟》）[2]士大夫正得志时，必须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天下苍生谋恩泽，而当处境穷窘，被迫谪居或隐退时，便当甘贫乐道，布衣蔬食自可怡乐自足，这就是王禹秉持终身的仕隐观。在王禹逝世前一年于黄州任上所作的《十月二十日作》[3]197中，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

重衾又重茵，盖覆衰懒身。中夜忽涕泗，无复及吾亲。须臾残漏歇，吏报国忌辰。凌旦骑马出，溪冰薄。路傍饥冻者，颜色颇悲辛。饱暖我不觉，羞见黄州民。昔贤终禄养，往往归隐沦。谁教为妻子，头白走风尘。修身与行道，多愧古时人。[2]

他一如既往关心民瘼，一见路旁饥冻者，即刻联想到自己的“重衾又重茵”，自身温饱不虞，人民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让他有深感有愧于黄州人民。官俸本为养亲之资，昔人在父母终养天年之后往往归去隐居，如今他为了生活之资仍在风尘中奔走，诗人自责有愧于先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教。不管穷通显晦，王禹对仕进和隐逸的思考，都体现出一腔热血为天下、守道行己的高尚情怀。

王禹认为位卑不能兼济天下时，退而与民同甘共苦，过自食其力的日子，这也是修身守道的行为。他在《御戎十策》曾对“耕织者鲜，衣食者众”，“以三分勤耕苦织之人，赡七分坐待衣食之辈”的现象十分忧心，所以一谈及引退便是“何当解印绶，归田谢膏粱;教儿勤稼穑，与妻甘糟糠。”（《闻^》）[2]诸如此类的归田躬耕计划，王禹不以力农为苦，谪居商州时亲身耕锄营田，种了十亩菜畦自供厨食，写有《偶置小园因题二首》、《种菜雨下》、《携稚子东园刈菜因书触目兼寄均州宋四阁长》等诗，《蔬食示舍弟禹圭并嘉佑》、《观邻家园中种黍示嘉佑》等诗也勉励子弟“菜茹各须甘”、“力穑乃有秋”。王禹这种因仕宦无功而思退隐躬耕的思想，与其他文人士大夫诗歌中的归田思想有所不同。如寇准“归去还堪叹，田园半已芜”（《江上晚望怀所知》）、“秦川不得却归耕”（《江上晚行》），又比如欧阳修的“决计不宜晚，归耕颍尾田”、“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这些向往归隐田园的诗句，或者使用约定俗成的典故，或者只是追求田园的质朴野趣，其立足点更偏重于个人心灵的自适。王禹归隐田园的愿望，是基于深切的爱民之心，是对尸位旷职者无形的蔑视和鞭策，是他仕禄无功时另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如果联系宋初的官制及当时的官场风气，我们会意识到王禹这种仕隐观的可贵。宋代科举广选人才，其选拔人数之多空前绝后，“闲思蓬岛会群仙，二百同年最少年。”（《寄砀山主簿朱九龄》）[2]与王禹同年者达二百人之多。宋初举士有时一年在一千人以上，后来规定每年选举不得超过四百人，维持如此繁冗的官员机构，着实是黎民百姓的一大负担。况且宋初实行“勘磨”之制，不限内官外官，不计官职劳逸，不问政绩好坏，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尸位素餐者、懦弱无能者年限一到照例升官进秩，而除弊兴利、敢于作为者，却往往遭受排挤、讥笑，从而造成官员普遍不作为的怠惰之风。“吁嗟狡小人，乘时窃君禄。贵依社树神，俸盗太仓粟。”（《竹■》）[2]王禹对这些尸位旷职、盗俸于民的小人深恶痛绝，对造成人民沉重负担的冗吏冗政有所警省，故而借“隐逸”来肃清尸位素餐之风，矫厉士气人心。

古代士大夫少有时刻提醒自己官俸来之于民，就应该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王禹堪称宋代第一人。他这种因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俸禄而产生的归隐之思，是隐逸人格中最为值得称颂的品质。这种隐逸情怀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更不是逃避现实的牢骚，而是充分体现出作为一名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声，是王安石“用于君则忧君之忧，用于民则患民之患”的前驱，王禹宜乎千载之下仍受万人敬仰。

（三）从王禹对隐士的态度看其仕隐观

秦皇焚旧典，汉祖溺儒冠。万民在涂炭，四老方宴安。白云且高卧，紫芝非素餐。南山正优游，东朝忽艰难。高步揖万乘，拂衣归重峦……

小言望小利，载在礼经中。遂有鹰犬辈，拔剑各争功。一出定万乘，去若冥冥鸿。寂寂千古下，孰继采芝翁。

从上诗可见，王禹赞赏四皓不仅在于他们能毅然拒绝无功受禄，采芝商山，白云高卧，更在于“一出定万乘，去若冥冥鸿”，当东宫太子地位有所动摇时，他们能挺身而出，功成之后又高蹈远引，“拂衣归重峦”。他们是最符合王禹心目中隐士的形象：隐士并不意味着要永远出世，与世隔绝，他们应该怀有超越世俗利益纷争之心，但对世事又洞若观火，关注着国家社稷、黎民苍生。危而不持、颠而不扶之人，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 王禹谪居时多与处士、僧人结交，他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仕隐观来评价和选择隐逸之友，其赠寄处士、僧人之诗，大多突出其高蹈出尘却仍对世道风化有所补益的一面，如《寄汶阳田告处士》重处士的著述可继孔孟之学：“治水共谁言鲧禹，著书空自继丘轲”[2];《寄赞宁上人》称赞上人不阿权贵，敢于秉笔直书的精神：“支公兼有董狐才，史传修成乙夜开”[2];《酬种放征君》则是“躬耕方肯食，恐蠹力穑民”[2]，言其拒不出仕躬耕自养，是因为唯恐领取俸禄却不能有所贡献于民，徒给人民增加负担，这完全是以自己仁民爱物之心猜度种放归隐之意。《酬处才上人》一诗，更原原本本地呈现王禹对方外之人的道德文章的重视，诗歌从三代之教说起，坚决排佛，批判当时君臣俱做金人梦，万民入佛门避征役、妨耕织的疲耗现象，但却服膺于处才上人“书中不说经，文中不言佛，有心直欲兴文物”的贤达，尽管“袈裟”、“墨绶”不同路，仍无妨视他为志同道合之人。

（四）王禹仕隐观对北宋士大夫的影响

其次，王禹重视隐士有补于世的一面，推许隐士对敦风厉俗的教化作用，促进了宋代士大夫崇尚隐逸的风气。范仲淹接过王禹这一思想，不仅褒扬历史上的伯夷、严光、范蠡等隐士，作《严先生祠堂记》旌表严光高蹈隐逸的德行来劝风励俗，还赞颂同时代的林逋、唐异等，把林逋比作山中宰相陶弘景，彰显他拒绝名利、清高自守的峻节贞风。范仲淹在与处士、隐者的交往中，也总以高昂的热情称颂隐士的高风亮节，从而使“贪夫廉、懦夫立”。

王禹的人格楷模作用，尤其是其在贬谪时系民于心又旷逸超然的情怀，在欧阳修和苏轼身上也有所体现。欧阳修贬谪滁州时常引五十年前在此行宽简之政的王禹为同调，作《书王元之画像侧》缅怀之，我们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与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不难发现其中恬淡名利、超然物外的共通形象。苏轼《王元之画像赞并序》道：“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7]603，对王禹的敬仰溢于言辞。苏轼还提出“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7]369之论，认为君子可进可隐，仕进时当持有静退澹泊之志，退隐时又须留存大义于心胸，俯仰皆无愧于天地。仕宦与隐逸取其两可，两全其美，在这一观点中能看到王禹仕隐观的影响，是王禹仕隐观的进一步具体化。

二、王禹的吏隐诗：仕与隐的二重奏

王禹一生创作了大量表现闲适、旷逸情怀的隐逸诗，“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听泉》）[2]谪居商州、滁州、黄州时，更是其隐逸诗创作的高峰期，我们不妨称王禹这一类隐逸诗为吏隐诗。这些吏隐诗着重于描写以道德文章、诗酒竹菊自娱自乐、陶冶心性的吏隐生活，但在抒写吏隐生活的旷逸闲适时总或多或少影射出仕宦失意。

（一）王禹对吏隐生活的描写

王禹生性幽独，本好泉石山水，常以“草泽士”自称，曾以花鹿为伴，向往“静饮清溪水，闲眠碧洞云”（《花鹿》）[2]的生活。王禹经历八年三黜，屡屡被放逐在外任散官闲吏，谪居便形同隐居。请看以下诗句：

朝簪未解虽妨道，宦路无机即是禅。（《滁州官舍二首》其一）[2]

除却金章在腰下，其余滋味一如僧。（《幕次闲吟五首》其三）[2]

道孤自合先归隐，俸薄无由便买山。出坐两衙皆勉强，此心长在水云间。（《为郡》）[2]

王禹追求的隐逸，不是辞官遁入山林与世隔绝的素隐，而是比较折中的吏隐，吏隐的关键在于不怀巧诈心机，与世无争，不争名夺利，能寄情山水，虚怀体道，从而获得心灵的平衡。王禹虽然朝簪未解、金章在腰，但他常身着道装，与野僧煮茗论画，或焚香读书参禅，或游走在溪谷山壑，听松风赏竹韵，其安贫恬淡的情性，与幽隐山林之中的隐士或僧道中人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王禹吏隐生活最大的寄托是读书作诗，“已被文章相错误，谪官犹载一车书。”（《稠桑坡车覆》）[2]跟随他到荒僻的谪居地，陪他度过多暇闲愁日子的，总有那一车书。“炉灰画尽不成寐，赖有逍遥一帙书。”（《上元夜作》）[2]谪居黄州的第二年，他在公署西边建了一所书斋，取“古人三仕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之义，名曰“无愠斋”，并为之写诗道：

年年赁宅住闲坊，也作幽斋着道装。守静便为生白室，著书兼是草玄堂。屏山独卧千峰雪，御札时开一炷香。莫笑未归田里去，宦途机巧尽能忘。（《书斋》）[2]

贬谪的时候，他躲进书斋里潜心著述，致虚极，守静笃，追求精神境界的清澈明朗。他在《小畜集序》自述读书立说的本意：“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是禹修辞立诚、守道行己之义也。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说者曰：‘未能行其施，故可懿文而已！’是禹位不能行道，文可以饰身也。”[2]可见，王禹带着一股怀才不遇、建功不成的惆怅来著书立说，这也正证明，读书作诗是王禹仕宦不得志时赖以寄托情志、宣泄苦闷的主要方式。

“有琴方是乐，无竹不成家。”（闲居》）[2]王禹的吏隐诗中最密集的意象是竹子，撰有《东邻竹》、《舍人院竹》、《雪夜看竹》、《公余对竹》、《官舍竹》等咏竹诗。他把竹子描绘成形影相伴的友人，竹篁“月上分清影，风来惠好音”（《东邻竹》）[2]，“声拂琴床生雅趣，影侵棋局助清欢”（《官舍竹》）[2]的风度韵致，为平淡寂寥的吏隐生活增添了高雅闲逸之趣，更重要的是，竹子具有“不随夭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的高尚品格： 冠褐飘飘乍退公，引吟留坐一丛丛。买添幽景浑无价，洗却繁阴别有风。曾任雪欺终古绿，也从桃映暂时红。此君合是吾庐物，会种婵娟伴钓翁。（《公余对竹》）[2]

竹子不与他物争芳斗艳却经冬犹绿的特性，与诗人泊如自守却直道不屈的人格相映成趣，“此君合是吾庐物”并非虚下之语。王禹《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描绘了小竹楼上“谪居之胜概”，令人神往，其中有一段描摹竹楼里的各种清绝声响曰：“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2]听其声，我们即能体会到诗人喜爱竹韵之心。王禹与竹筠惺惺相惜，他把对孤梗、坚贞、高洁情操的人格追求，寄托在对竹子的吟诵歌咏中，从而找到了谪居吏隐的心灵之友。

（二）王禹吏隐诗的独特性

王禹少读白居易诗集，贬谪商州时，友人更劝他以白居易的诗歌来抚慰穷愁，因此他的吏隐诗在一定程度上受白居易的影响，可他终身按耐不住事功兼济的热情，即使到了晚年，也不会像白居易一样委顺知足、乐天保和。王禹的吏隐诗即使表达不以利禄萦心、平淡自适的情怀，也总在有意无意间影射出仕宦失意、行道艰难的感慨，这些感慨使得他的吏隐诗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言吏隐情怀，却常由仕宦经历入题。其《公退言怀》、《新秋即事》、《高闲》、《阁下咏怀》等诗，都是这样的抒写模式。又如《朝簪》：

一戴朝簪已十年，半居谪宦半荣迁。壮心无复思行道，病眼唯堪学坐禅。醉谢陶公长欠酒，俸惭吾祖不言钱。白头郎署成何事，见拟休官自种田。[2]

这首诗极力表现对升迁贬谪不喜不愠，对学禅饮酒兴味浓厚的吏隐心态，但一落笔便从“半居谪宦半荣迁”的仕宦经历引发出去，难掩愤慨无奈的心情。《扬州池亭即事》也是从“吾生四十四，结佩呼郎官”，“民瘼不能治，恻隐情悲酸;况复多病身，名宦心已阑”[2]说起，心事重重之下，“池亭一凭栏”所见的“旭日媚春卉，微风生鸣湍”烙上些许不安情绪，而“呵僮勿挟弹，留客不持竿。用冀鱼鸟驯，熙熙肆游观”则暗含微讽。诗人刻意排除外在干扰以追求人与自然的怡然共乐，其实正反映他内心正在进行着心灵的自我治疗。

二是王禹描写悠闲自适情趣的手法单一化、概念化，常一句言一事或一物，造成诗意跌宕断续，难以营造浑融的境界。例如《池上作》：

未遂沧洲去，池边弄绿波。醉浮船底兀，吟绕履痕多。静照新华发，沉思旧钓蓑。晚凉得幽趣，鱼戏上圆荷。[2]

该诗写湖边闲步独游，“醉浮船底兀”刻画醉中乘船的感觉，突然转到湖边绕步吟诗、对水照影，接着又写到思归的心愿，突然再跳到“鱼戏上园荷”的幽趣。诗歌场景切换太快，造成一种不安定之感。王禹其他如《放言》、《诗酒》、《正月尽偶题》、《朝退偶题》、《荒亭晚坐》等诗，也都有同样的特点：引人遐想的美好场景一闪而过，戛然而止，让读者的审美期待落空，有时却又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善于把耳目所见的清幽之境作客观描绘，然而却无法把整个身心都融进那精心勾勒出来的闲适情景里，他那忧民忧世之心，不时跳出来告诉读者，他所营造的隐逸世界只是宣泄牢骚、调和心态的一剂良药。

概言之，王禹的吏隐诗及其诗文反映出来的仕隐观是以一种以儒家兼济情怀为内核，以体恤民艰、行己有耻的精神为本心，以澹泊乐天为外像的隐逸人格精神，是范仲淹“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思想的先声，深刻地影响了有宋一代士大夫对出处行藏的思考。

注释：

（1）王禹《官成武主簿作五首》，此五首《王黄州小畜集》不载，见于（清）岳浚等监修《（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一下。

（2）王禹《长洲遣兴》之二，此诗集中不载，见（宋）郑虎臣编《吴都文粹》卷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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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晓娜.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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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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