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环境下重新定义和测量权力

摘要：在西方学术界，伯特兰・罗素、马克思・韦伯和罗伯特・达尔的理论，代表了权力定义方面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西方学术界对权力的研究，正在逐步从“此在的权力”视角向“作为结果的权力”视角转变。在权力测量方面，“此在的权力”视角对应的是对权力发生作用的起点进行存量的、静态的研究；“作为结果的权力”视角对应的是对权力发生作用的过程和终点进行矢量的、动态的研究。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的观点，强调外部环境对权力发展变化的影响，重新定义全球化环境下的权力，并提出新的测量方法。

关键词：全球化；定义权力；测量权力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6-0003-10

引言

什么是权力？我们该如何认识、定义和测量权力？对权力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重点。修昔底德在其著名的米洛斯对话（The Melian Dialogue）中已经反映出当代现实主义对权力理解的雏形：世界按照权力的大小来运行，权力就是弱者必须接受强者为所欲为的意愿。作为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也对权力有过讨论。他在《君主论》里面并没有直接定义权力，不过此书最大的贡献是把道德从权力中剥离了出来，认为王只能通过“残忍的斗争”来获取权力。通过道德感召或他人的“祝福”得来的权力是不稳固的。我国古代也有对权力的诸多讨论。这一点在法家思想中尤为明显。在《慎子・威德》一篇，慎到说道：“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在这里，他对权力的理解，体现了权力能够制约别人的一面。

当前我国学术界专门对权力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特别是对全球化条件下的权力，我们还比较缺乏原创性的研究。全球化的到来为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研究问题。全球化赋予了权力什么新的内涵和属性？对权力的测量如何进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研究。由此，本文试图对全球化环境下的权力进行重新定义和测量。

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模式和走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对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权力理论进行梳理和批评。本文发现，西方学术界对权力的研究，正在逐步从“此在的权力”（power in being）视角，向“作为结果的权力”（power in outcome）视角转变。这一转变要求对传统的权力关系链条以及作用机制进行重新审视。对权力的不同定义会导致不同的测量方法。“存在的权力”视角对应的是对权力发生作用的起点进行存量的、静态的测量；“作为结果的权力”视角对应的是对权力发生作用的过程和终点进行矢量的、动态的测量。本文认为“作为结果的权力”视角在测量领域是优于“此在的权力”视角的，前者应该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权力：经典定义及其批评

权力是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尽管这一概念非常重要，但西方学者却一直未能在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和测量问题上形成共识。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甚至称国际关系学者们应该对权力定义的混乱局面感到羞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权力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纵观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伯特兰・罗素、马克思・韦伯和罗伯特・达尔的论点代表了在权力定义方面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

罗素将权力定义为“达成预定效果的能力”。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A比B有更多达成其预定目的的能力，A就比B更有权力。”罗素进一步将权力细分为强制性的影响力和非强制性的影响力。强制性的影响力表现形式很多，比如暴力等。对于非强制性的影响力，罗素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基督教社团中主教的权力。尽管罗素的定义较为粗糙，但它强调了权力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能力”。与罗素不同的是韦伯的定义，韦伯强调权力作为主体具有的“意愿”。在其经典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是“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在面临抵抗的条件下仍具有的强行执行其自身意愿的可能性”。韦伯进一步强调说这一强推自身意愿的可能性是“无视物质基础的”。韦伯的定义在有些情境下是有效的，但在现实主义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说，一个小国即便有再强烈的意愿去影响大国，其本身的实力限制却是不能忽视的。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席卷了整个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学者们纷纷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重新阐释经典概念和理论。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实践者们看来，罗素和韦伯的权力定义中主体复杂模糊的能力和意愿不能被准确地定义和观察，因而不符合“科学”地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标准。鉴于此，行为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在其50年代关于美国选举政治的研究中尝试将权力定义为“A能够让B去做B本身并不感兴趣的或者原本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的能力”。尽管达尔在这一定义中仍强调权力的“能力”属性，但他已经在罗素的基础上将权力的定义做出了重要的修改。与罗素强调主体所持有的能力不同，达尔强调“B不感兴趣但仍然选择服从A”这一情况。因此，在达尔看来，权力的定义和观测一定要建立在可观察到的B的行为后果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罗素的定义强调A本身“保有的权力”，达尔的定义则强调A对B实际产生的“作为后果的权力”。达尔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对罗素和韦伯定义进行综合的尝试。一方面，A对B的权力大小不仅受A本身保有的实力的制约，也受A施加影响的决心大小的制约；另一方面，“结果的权力”为权力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之门，使得权力的观测和测量不再被主体A复杂模糊的能力和意愿所困扰。因为这些优势，达尔的“结果的权力”自提出以来就在学界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

但也有学者指出，达尔的权力定义也是不完整的。彼得・巴克拉赫（Peter Bachrach）和莫顿・巴拉茨（Morton S.Baratz）指出，有的时候A掌握了指定哪些话题应当成为公众关心的政治议题的能力，从而能将某些A不感兴趣的话题排除在公众或者政治精英的关注范围以外，但这些A不感兴趣的话题可能刚好是B感兴趣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B的兴趣在还来不及展现出来之前就已经被排除在政治议题之外了，B虽然无奈，但只有接受。这样的情况就不满足达尔严格定义中“B表现出不感兴趣但仍然选择服从A”这一情况。因此，达尔的定义应当被扩展以便把这种“设定议题的能力”包含在权力定义内。新闻媒体的政治影响力便是现实中“设定议题的权力”的典型例子。新闻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显然不同于国家暴力机关的传统权力范畴，但媒体可以通过所谓“制订议事日程”（agenda setting）来影响政治活动。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媒体通过专注于某些国家感兴趣的话题而把其他国家感兴趣的话题排除在外，通过这样的手段在客观上增强了某些国家的权力。

二、权力：全球化时代的重新定义

近年来，在巴克拉赫和巴拉茨的定义基础上，斯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的三维权力定义进一步发展了学者们对于权力的理解，拓展了权力定义的实证主义之路，代表着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卢克斯把达尔的定义称为第一维度的权力定义，把巴克拉赫和巴拉茨的定义称为第二维度的权力定义。在此基础上，卢克斯进一步指出，达尔的定义加上第二维度的定义依然是不完整的。有时候，A掌握了新知识、新理论、强有力的证据或有说服力的观点，A可以利用这些知识、理论、观点、证据去说服B，使得B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的兴趣，或者使B在还来不及去思考自己真正的兴趣是怎样的情况下就信服于A的说辞，自发的按照A的意愿去行动。卢克斯将此种类型的权力称为第三维度的权力。由此定义可以推断，强大的学术界，尤其是强大的社会学科是和一个国家的第三维度权力正相关的。新的经济学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得到推广即是体现第三维度权力的典型例子。大量的关于金融自由化的理论研究在资本富余的发达国家产生，而发展中国家受这些经济理论的影响，在未能仔细思考金融自由化是否真正符合其利益的前提下就贸然开放其本国金融市场。在这样的案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行为即是受到了第三维度权力的影响。

第三维度权力的概念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首先，第三维度的权力进一步放宽了“可观测到的行为冲突”这一条件，转而强调“潜在的可能冲突”（Latent Conflict）作为权力的观测指标。“潜在的可能冲突”是指“运用权力的人的利益与那些被权力压制的人的真实利益之间的冲突”。但这里存在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科学地确认潜在而没有发生的冲突，我们在此过程中必须避免主观主义的错误。第二，有学者留意到卢克斯的定义过于强调主体A与客体B之间的关系作为权力的定义标准，但权力本身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单个主客体之间的现象。基思・道丁（Keith Dowding）在1991年提出的权力的理性选择模型，即是这一结构化权力定义的典型例子。当今世界欠发达国家发展步伐缓慢，可能并不是因为受到了某些发达国家的剥削压迫，而是因为全球化的国际结构和制度不支持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在此案例中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权力影响即部分是属于结构性的，而非A对B的。彼得・莫里斯认为卢克斯的定义过于关注A与B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的社会关系，而罗素的权力概念定义中强调的作为能力的权力可以不依赖于主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客观存在。据此，莫里斯认为卢克斯定义的其实是“影响力”而非“权力”。

本文赞同卢克斯的观点，认为自达尔以来，从权力的结果去反推权力本身代表着权力定义和测量研究的发展方向。在卢克斯定义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推进对权力的定义和测量的研究。第一，卢克斯准确地指出了权力定义应当包含的四个方面，但却没有考虑这四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没有把这四个方面组合成一个有机的分析框架模型。本文试图建立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权力的定义。其次，在建立这个模型框架的过程中，本文试图说明传统的定义对“3）制约权力效果的外部环境”关注不够。外部环境变化对权力主、客体和实施机制的影响既可能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也可能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将这两者相混淆是造成很多误解的原因。本文试图以全球化为例，应用这一权力分析框架模型，采用计量方法来分析全球化作为一个外部环境对于国家间权力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三、权力：测量及其模型

图1阐明了卢克斯指出的权力定义的四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联。其中，保有的权力方框和罗素定义中作为能力的权力相一致，指的是主体A所拥有的可用于影响B行为的资源和能力的集合。结果的权力方框和达尔及卢克斯的定义一致，指的是客体B的行为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A的影响而改变的结果。中间联系着两个方框的是使用权力的手段和机制。韦伯定义中的主体意愿即属于这个机制方框的一部分。从保有的权力到结果的权力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即是传统的权力定义研究重点关注的部分。

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建构主义的观点，强调外部环境对三个方框的构成性影响（constitutive effects）。传统的从方框1到3的因果链条关注的多是结构性的权力影响，例如A国所具有的军事实力大小，通过其国际国内动员机制对B国施加压力，迫使B国改变其政策。但是根据外部建构环境的不同，A对B的权力影响可能大为不同①。再如，一个家庭中父母常常享有最高的权力，能极大的影响子女的行为。但是根据这个家庭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比如西方文化或者东方文化，父母所实际能行使的权力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因此，权力的定义不能只简单的考虑方框1到3的结构性因果关系，也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对这一因果关系的影响。据此，本文在达尔和卢克斯定义的基础上，把A对B的权力定义为A有效利用自身保有的实力和外部有利环境来迫使B改变其行为或按A的意愿行事的能力。

图2说明了一个结构性模型对权力变化的理解，图3说明了全球化作为一个建构性环境对权力定义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影响。全球化至少为国际关系中建构性环境带来了两点变化。第一，大量的非国家组织（non-state actors）参与到国际关系中来并影响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主权国家不再是影响国际间权力对比的唯一因素，非国家组织，例如跨国集团、公民社团、互联网讨论组甚至恐怖组织网络都可以对国家间实力对比造成影响。在图3中，虚线方框外包含了除了主权国家之外的很多非国家组织。第二，国家和非国家行使权力影响的机制大不一样了。举例来讲，全球化环境下由于紧密的商业联系，国家A在考虑对他国动用武力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到因为使用武力造成商业贸易中断带来的损失，也会考虑到使用武力的机会成本是否小于使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达到目的的机会成本。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软实力概念也可归入到权力转换机制方框中。软实力固然可以被理解为国家保有的权力或者作为结果的权力，但从其名中的“软”字出发，本文强调软实力是不同于硬实力的权力作用机制这一方面。传统情况下国家通过硬性手段将其保有的实力转化为对他国的实际影响力，但全球化条件下这一硬性手段的效果被削弱了，成本提高了，此即为全球化影响权力的转换机制的例子。

图2所示的结构性模型可以较简单地被量化。传统的商业和平与民主和平量化模型即是典型的结构性模型。这些模型中的自变量往往是国家保有的权力的重要衡量，例如常用“战争关联”数据库中记录的国家军费开支、钢铁产量、总人口、军队占人口比例等数据来衡量国家保有的力量。本文认为这些变量是结构性的，对因变量带来的影响是所谓的固定效应。即，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对他国自然拥有较大的权力（或影响力），这两者间的线性正相关基本可以确定下来。

彼得・霍夫（Peter Hoff）和迈克尔・瓦德（Michael Ward）提出了一个定量分析模型，来综合分析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共同作用下国家影响力大小变化的情况。之后，通过使用1989-1999年间中亚国家选择合作的可能性大小受国际间结构性和随机性变量影响的数据，他们证明了这个模型的有效性。国家A对B的权力记为因变量Yi，j，其值可用传统量化模型来表示：

Yi，j=β′Xi，j+εi，j

等式中Yi，j=β′Xi，j即为传统的结构性权力测量部分。随机项εi，j代表传统的结构性变量不能描述的两国间权力部分，非国家组织等全球化环境下的新变量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即潜藏在此随机项中。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将处于复杂网络中的大量非国家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交互影响从此随机项中分离出来。霍夫和瓦德进一步将随机项εi，j定义为：

εi，j=ai+bj+γi，j+ZiZj

对于任何两个组织i和j，它们对两国权力的影响可用此等式描述。其中ai系组织i对组织j本身固有的影响力，bj为组织j本身直接从组织i处受到的影响力，γi，j为两组织间直接联系的随机项，受不可预测因素影响。模型中最具独创性的地方在于引入了“潜在特征向量”及其交互效应来描述非国家组织对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手段的影响，即等式中ZiZj部分。霍夫和瓦德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所有特性均可以用向量来描述。例如基地组织在中亚可被描述为“伊斯兰的、极端的、非国家的、军事化的、恐怖主义的”等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被赋值量化，量化后即成为一个描述基地组织特征的一维向量，在此记为Zi。另一个国家的特征可被定义为一个类似的向量Zi。此特征向量具有潜在性，意即此向量包含的信息是可以随着该组织特征的增加而无限扩大下去的。这一点和卢克斯定义中关注主体的“潜在兴趣”不谋而合。如果这两个向量较为相似（例如塔利班控制之下的阿富汗和基地组织），则这两个向量的乘积为正且数值较大（ZiZj>0）。这表明Zi组织的存在增强了国家Zj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霍夫和瓦德模型避开了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中的无限回归问题。这是他们模型的一个主要优势。通过收集1989至1999年间中亚国家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互动的数据，并利用这个模型加以分析，霍夫和瓦德发现在这一区域潜在特征向量存在聚集的情况。他们发现众多向量聚集在几个中心，其中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是一个中心，伊朗是一个中心，美国和北约在当地的影响也是一个中心。这个结论在证实了他们模型有效性的同时，也证明了非政府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例如基地组织向量群，挑战和削弱了美国一北约向量群在本地区的权力）。

但是，霍夫和瓦德的模型也存在一些缺点。本文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考虑时间变量。非国家组织和全球化对国家权力造成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是需要时间积累的。鉴于此，本文提出一个新的方法，即通过建立时序矩阵来测量非国家组织对国家间权力的影响。如图4所示，对于任一个时间点t和两国A、B，我们建立一个M×N的矩阵来描述两国间权力关系。矩阵上每一个点代表着一个与两国均有联系的非国家组织，该点的值若为正，即代表该非国家组织在时间t上增强A国对B国的影响力，反之亦然。值的大小代表着影响力绝对值的大小，这个值可以由霍夫和瓦德提出的Zi、Zj的乘积得到。

举例来讲，在图4中，国家A通过某非政府组织3对于国家B产生的权力影响由特征向量乘积表达，值为-3，即该组织削弱了A国对B国的权力。在t+1直到t+T时间点上重复上述过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维的M×N×T的时序矩阵组。每个矩阵上的点i，j在时序t上形成了一个向量。如图5所示，这个向量的方向和值的变化就指示着该非国家组织对于两国间权力变化的贡献。在图5中，A国组织3对B国权力影响从负值逐渐变成正值，即该组织的存在逐渐增强了B国的权力。如果能够观察到大部分向量都指向同一方向，观测者就可以下结论说，两国间非国家组织的互动对两国间的权力关系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

根据卢克斯三维权力的定义，在全球化时代，霸权大国不但可以通过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对他国施加压力，也可以通过非国家组织和超越国家的价值观等手段对他国施加影响。反映到这个时序矩阵上，观测者应该能通过收集大量数据，观察到大部分非国家组织的影响力向量，聚集在霸权大国或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的周围。当然，这一模型也对数据收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一模型的准确性建立在数据的完整性的基础上，如果有重要的非国家组织被排除在了某个矩阵之外，那么这个模型的准确性和预测力就要大打折扣。

结论

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包括对无政府状态、权力、体系、结构、规则、信号和互动等的研究。这些基础理论的发展是国际关系整个学科发展的基石。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没有认为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正相反，最近几年，一些西方学者仍然在努力地开展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比如，迈克尔・巴涅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2005年在《国际组织》期刊上撰文，题目就叫“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在该文中，两位作者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界太偏重对权力的单一理解了，即把权力理解为一方控制另一方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他们呼吁，研究者应该重视权力的其他内涵和表现形式。本文是对他们呼吁的一种理论回应。本文认为，继续对权力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对国际关系研究非常必要。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对权力的定义。伯特兰・罗素、马克思・韦伯和罗伯特・达尔对权力的定义都是不全面的，也是与全球化的情景不一致的。斯蒂芬・卢克斯的三维权力定义比较好地发展了学者们对于权力的理解，为我们拓展了权力定义的实证主义之路。在卢克斯定义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推进对权力的定义和测量的研究。其一，外部环境变化对权力主客体和实施机制的影响既可能是结构性的，也可能是构成性的，将这两者相混淆即是造成很多误解的原因；其二，以彼得・霍夫和迈克尔・瓦德提出的综合分析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共同作用下国家权力大小变化的定量分析模型为基础，引入时间变量，来分析全球化作为一个外部环境对于国家间权力发展变化产生的影响。本文改进了霍夫和瓦德的模型，扩展了定量分析的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