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德的家事国事身后事

张思德1915年4月出生，四川仪陇人。1933年在家乡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随部队到达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调往泾阳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卫连任班长。1940年夏，调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1943年4月由中央警备团调到枣园，在毛泽东主席的内卫班当战士。1944年9月5日因公殉职。

1944年9月8日，历史定格在这天下午，毛泽东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此后党的“七大”又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到了党的根本宗旨的高度并写进了党章。作为“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已无可厚非地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这篇著述曾影响整整几代人，今后仍将继续影响若干代人。70年后的今天，使我想起一位普通的中国士兵――张思德。今年4月是张思德同志诞辰100周年，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脚步，回顾一下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诞生始末和张思德同志的家事国事身后事，向读者解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父亲张行品在肃反中被杀害

张思德的父亲张行品是村苏维埃干部，他对革命忠心耿耿，是张思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但20世纪30年代张国焘在苏区大搞肃反运动，张行品被坏人诬陷，惨遭杀害，直到1987年才得以平反昭雪。

张行品1878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今思德乡）韩家湾村，祖祖辈辈靠租佃几亩薄田度日。他虽没读过书，但聪明能干，忠厚勤劳，农闲时就帮人抬滑竿、担盐挑煤，挣几个铜板养家糊口。那时，苛捐杂税繁多，天灾不断，兵匪猖獗，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张行品的妻子朱氏长期患病，生下张思德7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他们的长子拉犁干活，累得吐血，死在了地主田里;次子生病无钱医治，张行品是流着泪撕肝裂肺地看着次子死去的。家庭的惨状，令张行品痛不欲生，社会的黑暗，滋生了他强烈的反抗意识。

张行品连忙步行到巴中等地打听红军消息，所见所闻令他深受鼓舞。不久，他受红军干部的派遣，回乡召集一些佃户秘密开会，宣传革命思想，把带回的宣传标语四处张贴，组织穷人们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准备迎接红军的到来。反动地主武装头目宁相奇对他恨之入骨，多次缉捕他。张行品被迫躲进山里。1933年7月，许世友率红9军解放了仪陇城。几天后，红军下乡，张行品主动当红军的向导，挨家挨户宣传红军政策，配合红军抓捕恶霸地主。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张行品被推选为韩家湾村内务委员兼土地委员。张行品办事公道，严于律己，无微不至地关心贫苦人的生活，体现了对革命的无比忠诚。

川陕苏区建立后不久，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就调集20万兵力分六路围攻根据地，地主反动武装“还乡团”活动频繁，抢劫、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经常发生，韩家湾村就有几个革命积极分子被敌人抓去后残酷杀害。但张行品不为所惧，他说：“在反动派欺压下，我家死了两口人。为了革命的胜利，搭上我这条命也值得。”

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更激发了他的革命斗志，工作更加积极。作为内务委员的他，主要负责保卫红色政权工作。张行品不分白天黑夜地做群众工作，组建了村少先队、童子团，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动员了近百名青年参加红军和赤卫队。他还募集了大量的粮、棉、布等军需物资，组织民工翻山越岭送到长胜、巴中等地支援前线部队，每次均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了红9军15团政治处的表彰。

1933年10月，张行品将未满18岁的张思德送到了部队，嘱咐儿子要多杀敌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再立新功。1934年8月下旬，部队要开往前线作战，张思德顺路回家探望父亲，吃了饭后就匆匆离开了。他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张思德牢记父亲的嘱咐，在苍（溪）南（部）、仪（陇）间（中）、营（山）渠（县）等战役中作战勇敢，两次负伤，随红军左路军两次翻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后被编人中央警备团，最后以身殉职。

20世纪30年代，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大搞“肃反运动”，制造了许多冤案，张行品尽最大努力保护本村受害人。1934年9月，村民张立品被怀疑是敌特而被关押，准备处死。张行品立即赶到县上说明情况，又托人写了保状，张立品最终被释放。同月，陈袁氏身穿苏维埃政府分给她的绸料衣服赶集，被红军误认为是地主而遭逮捕，计划次日押到外地集中处死。张行品反复向红军说明真相，又回村找来一批穷苦人作证，她才被释放回家。张行品保护了那些无辜者，但他却无力保护自己，最终牺牲在“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屠刀之下。

原来，村苏维埃主席胡南台好吸大烟，张行品素来就看不惯，多次劝说，但胡不但不戒除恶习，反而多次向张行品索要从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烟供自己享受。张行品对此当然严辞拒绝。1934年9月的一天，张行品准备把打土豪收缴的财物上交乡苏维埃，胡强迫着要拿走一些烟土，张行品不允许，两人为此大吵一架。胡南台没有得逞，怀恨在心，一个歹毒的计划在脑海里形成。这年冬天，他趁去县苏维埃开会之机，向县政治保卫局诬告张行品包庇富农张炳均、范有万。其实，张、范两人并非富农，也是穷苦人，一调查就能真相大白。但在当时的肃反扩大化中，谁来调查呢？有人告发就是“铁证如山”，“包庇坏人”就是犯有死罪。

县政治保卫局听信了胡南台的诬告，随即让胡通知张行品到巴中开会。张行品以为有重要任务，连夜赶路，但他一到达目的地就被捆了起来。审讯人员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认“犯罪事实”，张行品拒不承认，再三申辩，但无济于事。几天后，他在巴中顶山被杀害，时年57岁。

1987年，张行品生前所在的韩家湾村党支部、村委会根据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的请求，向县委、县政府递交了报告。经原南充地委、县委派专人走访调查，查清了事情真相，县人民政府遂于当年11月为张行品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这时，距张行品同志的牺牲，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红四方面军来到他的家乡六合场，张思德在父亲张行品的支持下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不久，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冲破川敌的阻拦，渡嘉陵江西进。在战斗中，张思德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右腿中弹，毫无惧色，冲进敌阵，同敌拼杀，击毙敌军射手，一人缴获了两挺机枪。有一次，他外出执行任务，路上遇见敌军疯狂追赶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战士。他猛冲上前将敌击毙，救出了这个小战士。他的英勇事迹，在军中广为传扬。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张思德闻讯后分外高兴。他和战友们一起，准备了毛巾、毛袜等礼物，赠送给红一方面军的战友们。两军会师后，红军力量大增，士气高昂。党中央派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宣传遵义会议和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张思德等红四方面军战士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领导，对革命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不久，红四方面军部队来到丹巴黑水河边，河虽不很宽，但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水流湍急，河水撞击着河中的礁石，激起阵阵浪花，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根高悬在两岸间的溜索。细长的溜索似乎好久没有人过了，站在河边的战士们不免有些担心。这时，炊事班的老班长放下行军担子说：“我去试试看！”还没等他伸手，张思德已用树枝勾来了溜索上的竹筒，坚定地说：“我先过！”因不久前张思德的右腿第二次负伤，一个多月前才归队。

老班长拉住他说：“不行，你伤刚好。”

“我过！我过！”岸边的战士们也纷纷抢上前来。

张思德伸开双臂拦住大家说：“争啥子呀，我们都要过去的嘛！”说毕，转身便跨到竹筒垂下的绳结上，随即滑了出去。溜索在空中抖动，岸边的战友们都提心吊胆地盯着他，希望他快些滑到对岸。可是，张思德却慢慢地一段一段地检查溜索。到了河心上空，他竟用力摇晃那溜索。战友们都为他惊叫起来。身临险境的张思德却毫不在乎，为了给部队开辟通途，他已忘掉一切，一步一步地沿溜索前滑。张思德终于顺利地到达对岸。“同志们，可过啊！”他的大声呼喊，使河边的战士们欢跳起来。

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从毛儿盖地区北上，进入茫茫大草地。草地里水草纵横，风雨无常，泥泞潮湿，行军极端艰苦。张思德和战友们不畏艰难，奋力跋涉，希望早日走出大草地。可就在这时，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大搞分裂活动，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命令部队掉头南下。张思德等四方面军战士眼看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心中产生了疑团：为什么两军会合后又各自分开行动呢？当时，张思德等普通战士，并不了解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部队南下后，张国焘公开打出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旗帜，这使许多红军指战员异常痛心。由于张国焘的战略方针的错误，南下红军不得不同以逸待劳的优势敌人展开激战，使部队元气大伤。张思德在战斗中又一次负伤，身体更加消瘦。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南下失败后不得不重新北上。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张思德拉着红二方面军战友的手，眼里闪耀着兴奋的泪花。

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等首长在讲话中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达了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会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决定。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张思德和战友们回想起一年前和中央红军会师的热烈情景和南下途中那段艰难的岁月，如今饱尝分裂之苦的红四方面军战友们又要重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怎能不令人万分激动呢！

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进入大草地。当时，张思德在红四方面军通信营任通讯班班长。因他在战争中多次负伤，身体瘦弱，两颊深陷，面色憔悴，两脚被草地的污水泡得红肿，但他眼睛明亮精神抖擞，工作整天忙碌不停。每当有上级的送信任务时，他总是立刻行动，在泥泞的草地里艰难跌滑，从不叫苦。通讯班副班长见他身体不好，又事事抢先，心中不忍，希望他注意休息，对他说：“班长，你总是这样不成啊，送信任务还是大家轮流干吧！”张思德却说：“我们班好多同志年龄小，不能让他们再多跑路，我自己多跑几趟。让大家都能走出草地，都能北上啊！”副班长见他不依，便说：“那我可以多送。”张思德则说：“你和我还不都一样嘛！”

在草地里行军多日，红军指战员们带的干粮吃完了，不得不搞野菜充饥。有一次，炊事班老班长端着一碗野菜糊糊递给张思德，说：“给，把它吃了！”张思德推辞道：“不，你自己吃吧，你年岁大，要多保重。”老班长却说：“莫惦记我，你们年纪轻，往后路长呢……”张思德深深感谢这位50多岁的老班长，他接过糊糊，悄悄地走出去，又把野菜糊糊送给了班里两个外出拣柴回来的小战士。

战士们以野菜充饥，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朱总司令号召大家识别各种不同的野菜和有毒的野草。张思德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尝百草”的活动，学习分辨不同野菜的特性。有天晌午，部队在一片水草丰茂的洼地上休息时，张思德便带着一名小战士到附近地区找野菜。他们在一处水塘边看到一丛丛青葱的野草，小战士惊喜地叫道：“班长，瞧，这是野萝卜！”说着弯腰便去采摘。

张思德忙喊住他说：“别急于采，有些颜色好看的野草，却是有毒的。”他先撕下一片野草叶子放到嘴里，嚼了嚼，味道倒是甜丝丝的，他要小战士先采一些带回去，做鉴别。可不久，张思德感到肚子疼痛，并呕吐出来一些清水。他知道自己中毒，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不能吃，快告诉同志们。”小战士忙叫来班里的战友，大家见张思德脸色发青，面部浮肿，便赶到营部取来解毒的药物。张思德服后才脱离了危险。

从草地继续往前走，到达噶曲河边。这是一条黄河上游的小支流，河宽水寒。张思德和几个水性好的战士挽着臂膀，站在水的深处，保护着不会凫水的战士过河，直到通信营的战士们全部安全过了河，他们才向对岸趟去。上岸后，正准备追赶队伍，忽听到身后有呼救的声音，他们回头一看，总部几个过河的女战士，被上游直泄下来的冰水冲倒了。她们在水中挣扎着。见此情景，张思德和战友们立即向下游奔去，拦住了被水流冲倒的女战士，并把她们一个个护送上岸。上岸后，张思德见有个背药包的女战士神志昏迷，又急忙取出背包里的一块盐巴，用瓷缸化了碗盐水，给那女战士喝了，女战士马上清醒过来。 长征是张思德一生中最难忘的战斗历程。在工作中，他常以长征事迹和长征精神激励自己和身边的战友们。

张思德常对副班长陈耀说：“咱们要爱护战士，脏活、累活咱们要先去干。”他说：“长征时，有一点吃的东西，总是首长让给战士，战士让给首长。为什么要那样互相爱护呢？因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大家都是为一个目标战斗的阶级兄弟。”

毛泽东为他挥毫书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张思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共再次合作携手抗战。此时，张思德所在部队上了前线，他因伤病被编入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连任副班长。由于张思德工作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完成任务出色，1937年10月他光荣入党，后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当通讯班长。

1940年初夏，张思德奉命带领一个班，到延安南边的深山老林里烧炭，供机关冬季取暖。他干一行爱一行，用心琢磨摸索多烧炭、烧好炭的要素，苦战3个月，经过了伐树、打窑、烧火、出窑、捆扎等一道道繁重工序，把8万斤烧炭运回了延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了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张思德随警卫营开赴南泥湾，带领全班战士披荆斩棘开荒种地，出大力，流大汗，克服重重困难，获得了粮棉好收成。

由于张思德为革命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出现，哪里有困难就有他的身影，因此曾两次巧遇毛泽东。

1943年春，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队合并为中央警卫团，张思德调去内卫班当战士，当了多年班长降为战士了，而与他同时入伍的大都当了干部，有的已是团级首长了，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并保证干好，说：“当班长是革命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需要。”

当年夏天，张思德被分配去当毛泽东的警卫战士。给毛主席站岗放哨，保卫毛主席，张思德兴奋而自豪，他深感责任重大，以加倍的勤奋、细致、周到做好本职。

张思德打过仗，负过伤，开过荒，纺过纱、烧过炭;从战士到班长，再从班长到战士，一切从人民利益的需要出发，干一行爱一行，给了毛泽东深刻印象，十分喜欢这个沉默寡言、吃苦耐劳、不计个人名利的大个子战士。

1944年夏，中共中央决定于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后勤保障提前进行，其中的一项，是储备大批木炭，供700多个代表近一个月的燃料之用。为此，中央决定组建一个烧炭小队完成此项任务，因为张思德以前曾烧过炭，积累了相当经验，遂即被挑选任副队长。

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张思德二话没说，愉快地服从任务，打起背包去了安塞县石峡峪。干一行爱一行，不怕苦不怕累的张思德，烧出了一窑又一窑好炭。

为了多烧炭，爱动脑筋的张思德决定动手开挖新窑洞，然而，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9月5日，天正下着雨，张思德和战士小白正起劲地挖着窑洞，突然，洞体由于雨水渗透出现了崩塌。在这生死关头，张思德本可跳出洞口逃生，但他毅然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战友，猛力将小白推出洞外，自己却被压在了窑里……

张思德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时年29岁。这天是1944年9月5日。

张思德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警卫队长古远兴报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怔，神情难过又震惊，听着古远兴讲了张思德遇难经过，他双眼湿润了：“多好的同志呀，就这样没了。战场上死人是难免的，后方劳动生产死人，太不应该了，今后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继而问，张思德的遗体在什么地方，准备怎么办。

“还在窑洞里压着，打算刨出来就地埋葬。”古远兴回答。

“那可不行。”毛泽东一脸严肃，带着几分生气地说，“马上挖出来，保护好。山里有狼，若是给狼啃了，就撤你的职！”他停顿了一下，扳着手指作了三点指示：第一，给张思德同志身上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给他站岗;第二，搞一口好的棺材盛放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来;第三，要开追悼会。什么时间开告诉我，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9月8日下午，张思德追悼大会在延安凤凰山下的枣园操场举行。

祭台上高悬着“追悼张思德同志”的大字横幅，后壁党旗下挂着张思德的遗像，下面摆满了用五颜六色山花扎成的花圈。遗像旁边挂着毛泽东写的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这是一个高规格的追悼会，中央机关与中央警卫团官兵千余人参加。党的最高领袖参加普通一兵的追悼会并讲话，是建党以来未曾有过的。毛泽东在杨尚昆等陪同下来了，他脸色庄重，脚步缓慢，拿起自己赠送的花圈，轻轻地放到张思德遗像前，低头默哀。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宣布追悼大会开始，毛泽东与大家起立，向张思德遗像鞠躬、静默后，警卫团政治处主任张廷桢致悼词。

致悼词毕，毛泽东走上祭台，以沉痛的神情，开始了即席悼念讲话：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接着，是毛泽东的一段最精彩的话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毛泽东高度评价张思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的。

会后，秘书将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讲话的记录稿作整理后，送毛主席审核。毛泽东阅后，挥毫书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作为题目。

英雄“母亲”走遍大江南北

张思德是一个远房婶子将他抚养成人的，养母叫刘光友。在张思德心灵中，婶子就是母亲。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大会那篇著名的讲话数年成为《老三篇》之后，便彻底改变了刘光友的人生轨迹，她被当地政府树为典型。

刘光友只不过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家妇女，在冠以“英雄的妈妈”之后，毛泽东主席曾两次接见了张思德的母亲，并把她老人家接到中南海住。

1965年因当时政治气候的需要，仪陇县革命委员会选派了张思德远房堂弟张思忠和当时任思德乡妇女干部的代素芳照顾张思德母亲刘光友的生活，并负责刘光友的生活起居，安排、接待来访等工作。1966年全国上下掀起继学雷锋后又学习英雄王杰的热潮，时年73岁的刘光友以英雄母亲的身份，发出了向英雄王杰学习的倡议，也就在这一年，刘光友被西南地区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1966年10月1日在共和国成立17周年暨“文化大革命”诞生之际，被特邀到首都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9月30日晚，她们激动得几乎通宵未睡。10月1日这天，代素芳和刘光友都起得很早。她俩正从广场向观礼台走去时，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已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万人欢腾。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刘光友激动得哭了，她和其他观礼代表一声接一声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映入眼帘的是红旗的海洋，人的海洋，那疯狂壮观的场面，是他俩平生第一次见识。

刘光友含着激动的泪花喃喃自语：“见到了毛主席，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啊。回去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约半小时后，一位解放军同志来到我们跟前，问道：“请问这位老人家是张思德同志的母亲刘光友吗？”

刘光友连忙擦了擦泪花：“我就是。”

“朱德总司令要接见你们，请跟我来。”解放军战士说着扶起了刘光友，代素芳也跟在后面来到天安门城楼的贵宾休息厅。

好像看见毛主席正抽着烟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右边的休息室谈笑风生，朱德、李富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在左边的休息室里。见他们进来，朱总司令欠了欠身子，拉着刘光友的手用浓厚的四川口音拉起了家常。刘光友年纪大了，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代素芳在一旁很着急，大着胆子回答了总司令的问话。

朱总司令微笑着招呼刘光友吃葡萄，又拿了两个苹果给代素芳，说：“苹果皮有丰富的营养，你把它切成四块，去掉核就行了。”

代素芳按朱总（下转第24页）（上接第38页）司令的意思切好后，朱总司令先请代素芳和刘光友吃了，自己才肯拿一块吃。

刘光友北京国庆观礼，立即引起四川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他们把刘光友作为一面旗帜，作为学习“老三篇”的活教材，于是刘光友便开始了长达3年上百场的报告、演讲。重庆“815战牛团”聘她作政委，派性斗争拉她作后盾，她像首长一样看望红卫兵小将，从某种角度上说，她已经变为另一尊“神”，一尊人们用来自卫的挡箭牌。

刘光友没有一点文化，是个文盲，每次演讲，每场报告都是照料她生活的远房侄儿张思忠代笔并教背熟后，由她发布出来。年龄大了，每当背不出来时，讲出来难免走样，至今仍有许多讲话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但人们还得照样恭恭敬敬地听着。面对无数激动得忘乎所以的红卫兵小将，她也跟着激动，面对无数个要求签名的语录本，她一生只学会了“八个字：“毛主席万岁”、“刘光友”。甚至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印章，由红卫兵随意印盖在珍藏的语录本上。

刘光友对毛主席、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每日三餐都要端一碗饭放在毛主席像下面：“毛主席，您老人家也该吃饭了”。

在县武装部接待的那些日子，吃住都是包了的，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可刘光友常常吃剩饭，馊了的也要犟着吃，还常常教育他人：“要节约粮食备战备荒。”

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变成一段苦涩的或美好的回忆。刘光友自然成为回忆中不可多得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