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不与外夷争利的互市政策原因初探

[摘 要]柳诒徵先生认为唐“怀柔远人，至给饔饩，使殖赀产，不徙官吏存问仅收市教而已”的不与外夷争利的互市政策原因为：“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与外夷较厉害”。而笔者认为唐大历十四年对回纥“待之及宽大”政策的不仅仅是由于唐怀柔远人的不屑争利，而是糅合了商业发展、民族关系、藩镇割据三个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唐代;外夷;互市政策

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第十四章工商进步之特征中写道：唐设互市监，掌诸侯交易。而广州蜉蝣市舶使，知岭南商业犹胜于诸边矣。中外之商业，亦不仅广东番舶一途。唐之京师，贾胡荟萃。《通鉴》：“大历十四年，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笑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产赀，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夸娶妻妾，故禁之。”

柳先生认为“怀柔远人，至给饔饩，使殖赀产，不徙官吏存问仅收市教而已”的原因是：“盖当时之政见，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与外夷较厉害”。而笔者认为唐大历十四年对回纥“待之及宽大”政策的原因不仅仅是以天朝上国自居，怀柔远人的文化方面原因，本文将从商业发展、民族关系、藩镇割据三方面分析互市政策原因。

一、唐朝商税征收情况

分析唐大历十四年“待之及宽大”、“不屑与外夷较利害”的互市政策原因，首先分析当时唐朝的商业发展状况，而最能反映商业发展的就是商税的征收情况。

狭义的商税指商品通过税（关税）和交易税（市税），广义的商税则包括山林泽梁税。建中以前就已出现狭义的商税――关税和市税。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停废诸关，商人可自由贩运，无关市税。唐初的关市之税是向商人课征的，后来由于国库匮乏，财政支出增加，武周长安三年，朝廷议征关梁通过税，“不限工商，但使行人尽税”。当时凤阁舍人崔融奏本强烈反对，认为征收关梁通过税易于使官吏乘机侵扰百姓、饱取私囊，并引起富商大贾的不满和抗逆，造成商业萧条。武则天采纳了崔融的建议，仍无关市之税。

建中元年两税法中关于商人征税的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在这里，农户与商人的纳税性质是一样的。商人的三十税一，并不是因为其进行贩运贸易活动的特殊身份而单独缴付的税款，而是其作为国家编户对政府承担的赋税义务。唐朝时期市外不能设立商铺，交易买卖须限于市内，交易的聚散听从官府的指令。所有货物只有经过市场管理机构验定质量、确定价格之后才可入市交易。一些货物在交易时还须签立契约，如奴碑、牛马等。但在文献中缺乏直接的对管理机构是否抽提交易税的记载。

建中四年，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请行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税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率一贯旧算二十”，说明在赵赞请行除陌法之前，贸易成交额达至千钱时，管理机构就要抽取二十文的税，也就是在安史之乱前较普遍实行的交易税。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使商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导致交易税和市税并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促使税目、税种不断增加，税源范围持续扩大，传统税源――酒税、矿税、盐税日益扩大，新增税源――间架税和茶税等也能够极大地支撑财政，由此导致交易税和市税相对的被忽视。

就广义商税――山林泽梁税而言，隋初时，统治者免除了工商税收的主要收入来源――酒税和盐税，而只注重征收农业税。一直到唐开元九年，期间都不征盐酒之税。文帝建国以后，又罢免了入市税和矿冶税。安史乱后，对山泽税的征收大大加强。当时，盐麻税收非常可观，如唐玄宗逃奔巴蜀之时，“郑昭使剑南，请于江陵税盐麻以资国，官置吏以督之”。“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于是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市轻货。由江陵、襄阳上津路，转至凤翔”肃宗全面推行盐的专卖，第五琦的榷盐法促使国用丰饶。上元元年，刘晏任盐铁使后，改革榷盐法，至大历十四年，国家岁入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占了一半以上。其他诸如铁、茶、酒等，也在此时“皆由税而进于榷者”。由此可知，建中元年以前，唐政府就已经开始注重征收山林泽梁税，财政的主要税源是盐税。

二、唐与外夷的关系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朝与回纥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平稳期和微变期。“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国力强盛，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实行“羁縻”政策，而此时回纥则相对弱小。由于唐一贯善待北方各少数民族，怀柔远人，所以唐与回纥关系甚洽。唐朝对回纥实行羁縻统治并册封诸汗。回纥则多次助唐讨平外族的骚扰，平定内乱。“凤州刺史吕日将及党项羌战于三嗟谷，败之。丙申，回纥请助战”。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与回纥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期。唐朝国力顿减，而回纥却长期积聚，势力日长，威凌漠北。“大历六年正月，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以三百骑犯金光门、朱雀门。七年七月，回纥出鸿胪寺，入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含光门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说脱身避走，有司不能禁。十年九月，回纥白昼刺人于东市，市人执之，拘于万年县。其首领赤心闻之，自鸿胪寺驰入县狱，劫囚而出，斫伤狱吏。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此时唐王虽继续册封回纥汗王，但已有了许多被动因素。

而经济上的变化尤其值得一提，那就是回纥与唐之间的马绢贸易。“安史之乱”以前，双方的经济交往规模较小，主要以朝贡回赐贸易形式展开，多具有政治意蕴。安史之乱以后，边患无常，中原动乱，唐朝牧场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战争的消耗，所需马匹数量猛增，战马奇缺。向边民市马以济军用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独立之后的回纥，畜牧业不断发展，实力强劲，马匹自用有余，又与朝廷关系密切，愿意卖马给唐，成为唐朝马匹主要供给来源。

唐贞观、麟德年间，一匹细绢可换一匹马。《新唐书》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安史之乱后，情况发生变化。唐代宗时，因“八年十一月，回纥一百四十人还蕃，以信物一千余乘。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特诏厚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联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就变成一马十余匹缣帛了。自此，回纥每年驱马数万、甚至十余万匹前来求市，导致马价高涨且良驽不齐的现象。但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保持这种友好关系，唐朝廷不惜财政亏空，仍特诏厚赐遣之。郭子仪曾长期主持边疆防务，深切懂得同回纥友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愿出一岁俸”解己之囊，“以佐马值”解朝廷之困。 三、民族关系与削藩

大历十四年八月，唐德宗为创造安宁的边境局势，削平跋扈已久的国内藩镇，果断采取与吐蕃和好的政策，改变代宗时将吐蕃战俘悉配岭、江地区并扣留吐蕃使者的作法。“德宗即位，选堪使绝域者，征伦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节充通和吐蕃使。伦至蕃中，初宣谕皇恩，次述国威德远振，蕃人大悦，赞普入献方物――再入吐蕃，奉使称旨，西蕃敬服”“会德宗初即位;以德绥四方，征其俘囚五百余人，各给衣一袭，使伦统还其国，与之约和，敕边将无得侵伐”。而唐德宗却从长远的削藩大局出发，即便在同年十月对南诏和吐蕃的联合进攻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时仍然坚持这一政策。

建中三年、四年唐和吐蕃接触频繁，促成了长安城西和清水的会盟。德宗特行隆重的告庙之礼，打破惯例，重其诚信。虽然唐不得不承认吐蕃侵占土地的合法性，但也订立互不侵犯条款，双方“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使，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从而保证边境安宁和平，使唐能从京畿、京西北地区征调大批军队投人到关东的削藩战争中，赢得了削藩的巨大胜利。和好还促使吐蕃与唐采取联合行动镇压朱■叛军，不受朱■拉拢。兴元元年四月，吐番斩首万余级，大败朱■于武功，对唐能够迅速平定朱■之乱作出了贡献。

德宗继续执行了肃、代以来的“北和回纥”政策，并收到了显著效果。由于吐蕃与回纥在北方的激烈作战，极大地削弱了其军事实力，不利其与唐在其他战线的作战。此后，双方继续发展友好关系，回纥的继位可汗仍然接受德宗的册封，基本上双方没有军事摩擦，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回纥灭亡。这种平稳安定的北方局势，是德宗以后宪宗朝取得削藩成功，唐朝庭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

四、唐代不与外夷争利的互市政策原因

唐大历十四年对回纥诸胡“至给饔饩，使殖资产，不徙官吏存问仅收市脚而已――不屑于外夷较厉害，待之及宽大，不似今之讲国际商业者，以国家为商贾之行为，而外商随辐辏与吾国之通都大市”不与外夷争利的互市政策的原因，除了唐朝统治者“爱之如一”，对汉族及其他民族一视同仁，不存偏见，同等对待，怀柔远人的民族观之外，还有其他三点因素：

一唐朝仍然重本抑末，商业发展并不占主导地位，商税（市税和关税）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互市政策也只不过是唐政府实行的羁縻之策而已。

二安史之乱时回纥出兵助唐，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骤减，而周边诸胡逐渐发展壮大，不时侵扰边境。此时的互市，如马绢贸易，已不仅仅是不与外夷较厉害的羁縻之策，而更多带有安抚意味。

三代宗、德宗时藩镇割据严重，与回纥诸胡进行拉拢、安抚并保持友好关系，对平定叛乱、促使削藩成功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2、（后晋）刘■：《旧唐书》，列传第八十八，中华书局，1975.05.01.

3、（后晋）刘■：《旧唐书》，列传第九十四，中华书局，1975.05.01.

4、（后晋）刘■：《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中华书局，1975.05.01.

5、（后晋）刘■：《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华书局，1975.05.01.

6、（后晋）刘■：《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中华书局，1975.05.01.

1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60.06.01.

15、张邻.周殿杰：《唐代商税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01期.

16、刘玉峰：《唐德宗与中唐民族关系的改善》，云南社会科学，1993.3.

20、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十四章，岳麓书社，20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