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变及其瓷业文化意义

摘 要：窑变最初是瓷器生产中一种自然出现的变异现象，围绕着它曾经有过不少神秘乃至离奇的传说。透过种种表象，可以看到作为对瓷器生产中的一种非常态现象，关于窑变的各种解说，往往都与制瓷业的生产、销售等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瓷器； 窑变； 制瓷业文化

窑变是瓷器烧造过程中非因人力而出现的一种超乎预期的品种或品相变化，由于传统观念的某些禁忌，本来就是千百中始见一二的窑变器物往往被破坏殆尽。古人无法全部破解多种窑变的成因，于是产生了种种神化传说，甚至因为某种需要还会出现一些有意的误读。于是，一方面是古代文献把某些窑变器物记载得神乎其神，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缺乏基本实物资料的印证，研究者对许多有关窑变的文字资料以“封建迷信”目之而不屑一顾。实际上，窑变是瓷器生产中的合理现象，对于窑变的解说折射出制瓷业的不同侧面。

一、 窑变的分类

窑变是瓷器烧造过程中偶然出现的超乎生产者预期的变异品种，烧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釉色或者器型。窑变的最早出现非人力所能控制，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畴，也很难完全重复，所以称之为“变”。

从历代窑变瓷器实物和宋至清代的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历代的窑变品种，按其变幻结果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釉色变异。瓷器釉色变异比较好理解，即成品釉色不完全可控，甚至配方拟烧某种釉色，不意间烧出了与其不同的釉色；有些只是在本色之上稍有变化，有些则是甲种变为乙种。这是窑变中最普通，也是最多见的一类，具体又可以分为4种。

A：钧釉类型。钧瓷属于青釉系统，但除氧化铁外，其釉料中还含有铜、钛、锡、磷等呈色元素，成品绚丽多彩，“釉俱五色”。钧瓷窑变的基本色调有两种，一种是蓝色，从月白、天青、葱翠青到天蓝，颜色深浅不一；另一种是红色，有胭脂红、海棠红、朱砂红、鸡血红、火焰红等不同呈色；此外，还有红、蓝二色交合而成的紫色，如茄皮紫、丁香紫等。钧釉中红色最难烧成，也最受推崇。《清秘藏》说：“钧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①。钧瓷釉层通常较厚，而且一般都是通体施满釉，支钉垫烧，釉面多有小棕眼，釉层中往往包含“蚯蚓走泥纹”，釉的流动性较强，观之如流云飞瀑。

钧窑类窑变釉，特别是其中蓝色系者，相对容易仿制成功，所以宋以后这类东西比较多见。

B：建盏类型：宋代流行斗茶，黑釉茶盏大行于世。除纯黑釉外，还衍生出大量的神采各异的装饰品种，以福建建阳建窑为代表的结晶釉类产品最有特色。结晶釉是由于釉内的熔质在烧造熔融阶段处于过饱和状态，在缓冷过程中产生析晶而形成。黑釉结晶属于高温铁结晶釉；其中有些品种成相存在一定的不可预期性，因而也被视为“窑变”②。建窑的兔毫、鹧鸪斑（油滴）、曜变等都是在不同的烧成温度下、不同厚薄釉层等状态下形成的不同品相；吉州窑的玳瑁斑等与之性质相同。建盏类窑变与钧釉不同，是一种装饰性的添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

建盏类窑变的烧成难度较大、成本高，由于斗茶之风的收煞，最终失去了市场，南宋以后基本绝迹。

C：颜色转变。即由某窑常见的釉色变为另外一种颜色，有时甚至会超出想象。这种情况多见于文献描述，有少量实物出土或传世。宋代景德镇窑以生产青白瓷著称，但据《清波杂志》记载：“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1107～1110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缠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史（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③。清代辑成的《宋稗类钞》有几乎相同的转载：“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大观间窑变，一旦色如丹沙”④。据《遵生八笺》记载，属于青瓷系统的官窑和哥窑也发生过窑变：“（官、哥）二窑烧出器皿，时有窑变，状类蝴蝶、禽鱼、麟豹等象，布于本色釉外，变色或黄黑或红紫，形肖可爱。是皆火之文明幻化，否则理不可晓，似更难得”⑤。从所引文字来看，这应该是发生在器物局部的釉色变化，而不是通体变色。但在历来公布的官窑、哥窑器物中并没有发现这类器物，在内容相近的记载中，《博物要览》理解为是“纹片”的变化也许更贴切：“哥窑烧出时，器皿多有窑变者，其间纹片颜色状类蝴蝶、禽鱼、豹等象；布于|外，变色或黄或红紫，形肖可爱”⑥；但这种釉面开片显然并不是窑变。

此外，康熙官窑的豇豆红，往往会在红釉中出现绿苔点，是该品种的常态现象；但也有个别成品通体呈嫩豆绿色，其间有红色苔点，应属于釉色窑变。

D：釉色杂乱无章的变化。在青釉或黄釉器物上出现类似钧釉窑变的色调，但呈色杂乱无章，从工艺技术上看，它们应该是仿钧釉的低端产品。宋元以后，这类东西很多见，除了钧瓷传统影响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外，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也有不少窑口生产⑦。但自唐代以来邛崃窑长期生产混浊感强烈的乳浊釉产品，色彩不一，形成西南地区的一种装饰传统，“窑变”的本意已经不甚明显。

第二类，器型变异。即以甲种器型入窑烧造，出窑时却变成了乙种器型。明人郭子章《豫章大事记》对于万历年间一次窑变言之凿凿：“万历十五六年间，诏景德镇烧方h屏风。不成，变而为床，长六尺、高一尺，可卧；又变为船一只，长三尺，舟中什物无一不具。闻主者藏其船，至饶州，郡县官皆见之，后椎碎”⑧；以现有的关于瓷器烧造的知识判断，这种变化简直不可思议。

二、 窑变品种的市场化

窑变现象神奇，窑变瓷器眩人眼目，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对于窑工而言，最积极有效的关注就是对于窑变出现工艺的不断探索，有些窑变因为经常发生，经过反复探索、实验，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的人为控制下实现仿烧。这是对于窑变最直接的利用，最终使产品市场化。

窑变釉作为一个独特的瓷器装饰品种始见于宋代，但青釉器物在烧造过程中自然发生局部窑变却早已有之。仅据笔者所见，安徽隋唐寿州窑、四川隋唐邛崃窑，唐至宋浙江越窑等不少窑场的个别青瓷上，都有偶然可见的局部呈翠蓝色的窑变，一般不大，多发生在器物的积釉处和易受火面。这种局部窑变是青釉器物在烧造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有些呈色与钧窑天蓝色窑变很相似，整体器物窑变釉应是受其启发。有人认为河南鲁山等地唐代的“花瓷”是钧瓷之源；从产品特征来分析，花瓷的花斑部分呈天蓝色或月白色，与钧釉蓝色窑变钧瓷的色调高度相似，但花瓷彩斑只是一种点缀，而不同于钧瓷整体施窑变釉。花瓷上的窑变斑点是人为添加的，它很可能是从唐代以前青瓷局部天然窑变到宋代钧釉的中间环节。

三、 神秘化窑变的不同解读和利用

有不少窑变，始终无法重复，其成因也一直难以破解，所谓“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19。许多种窑变的成因在古代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屏风而烧成床、船，瓷变为玉，神奇得近乎天方夜谭。对于这些现象，严谨者视为“怪力乱神”而“子不语”，《景德镇陶录》中“火性幻化，天然而成”，也许是最好的说明。但也有些人乐此不疲，关注种种神奇的现象，加以推衍、解释，甚至刻意误读、故弄玄虚，以讹传讹。

同样是可以重复制作的窑变，黑釉建盏系列属于单纯艺术创作，缺少神秘化的传说，适应斗茶这种“盛世之清尚”而生，也随着斗茶风止也最终退出了市场。

这种观念影响下的更进一步作用，是离奇的窑变现象还可以起到阻吓官府、舒缓窑工之困的功用。明朝万历时期，是官窑烧造的又一个高峰，神宗贪于财货，多次下令催烧各式瓷器，而且数量相当大，有些成型难度较大的瓷器，如屏风、棋盘等难以烧成，窑工苦不堪言。大小官员不断劝谏停烧，万历十三年（1585年），“中使持御史疏至阁传烧造磁器内有屏风、烛台、棋盘、花瓶已烧造者采进，未造者可停止。阁臣附奏云：‘臣等又闻烧造数内新式大龙缸亦属难成，请并停之。’票入，上欣然从焉”34。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各种奇巧异物并未停烧，以至两三年后的万历十五六年间出现了烧方h屏风变为床、船的奇异事件。这次窑变对于万历官窑最终减量烧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因大龙缸久烧不成、童宾投火而引发市民暴动，捣毁了御器厂，明朝官窑的烧造由此走向衰落。

窑变神奇，“火之文明幻化”，有些品种很难重复，窑工因而敬若神明、爱如拱璧、恨若冥顽之子。随着瓷器烧造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窑变的神化认识也趋向淡化，明末宋应星已有“好异者遂妄传”的判断，清中期编成的《景德镇陶录》更进一步明确认为：“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窑变之谜被逐步揭开。窑变瓷器的意义，不仅在于出现了一些新的釉装饰品种、丰富了古代的制瓷技术手段，而且以其“变异”的特点，衍生出许多传说和故事，提高了陶瓷制造业的知名度，透过“血祭”等灵异讲述，不仅巧妙地规避了繁重的官府差科和相应的风险，也把某些工艺过程神秘化、阻吓了一些行业竞争对手，甚至给整个制瓷业笼罩上神圣的面纱。 注释：

① （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论窑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2册，第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 （宋）周：《清波杂志》（卷五），“定器”，刘永翔校注本，第213页，中华书局，1994年。

④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八），“古玩・二十六”，刘卓英点校本，第70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

⑤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燕闲清赏笺・论官哥窑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1册，第71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⑦ a.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涂山窑》，科学出版社，2006年； b.李卫民：《川滇窑变釉研究》，《收藏界》2011年第3期。

⑧ （清）谢F等监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饶州府”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3册，第86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⑨ （明）曹昭著、王佐增补：《新增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吉州窑”，影印明天顺刊本，第二十三页，中国书店，1987年。

⑩ （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窑器本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7册，第91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14 a.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a.叶疵瘢骸逗幽嫌硐毓乓ぶ返鞑榧吐浴罚《文物》1964年第8期。

16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中国陶瓷名著汇编》影印民国刊本，第146页，中国书店，1991年。

17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19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五，“窑变”引王圻《稗史汇编》，邓珂点校本，第138页，中国书店，1991年。

20 （宋）何e：《春渚纪闻》（卷二），“瓦缶冰花”，张明华点校本，第24～25页，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3册，第46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23 （清）蓝浦等：《景德镇陶录》（卷九），“陶说杂编下”，《中国陶瓷名著汇编》影印清同治刻本，第74页，中国书店，1991年。

24 傅振伦：《闲话窑变》，《徐州陶瓷》1983年第1期。收入傅振伦《中国古陶瓷论丛》，第91～9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25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七），“陶埏”，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本，第169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26 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第26页，图版40，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27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李剑雄等点校本，第13页，中华书局，1983年。

29、32 （明）谢肇J：《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标点本，第24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30、31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八），“古玩・二十六”，刘卓英点校本，第70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

33 （清）谢F等监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饶州府”引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3册，第86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35 （清）周家楣等纂修：《光绪顺天府志》（十六），“京师志十六・寺观一”，左笑鸿等标点本，第2册，第51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7 （清）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城市・外城西城一”，瞿宣颖标点本，第96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38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宣南名迹”，邓珂点校本，第114页，中国书店，1991年。关于报国寺窑变观音的流转经历，清末柴桑在其《京师偶记》中亦有记载。

39 张叔诚：《稀世奇珍献人民》，《文物天地》198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