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黑死病对于西欧基督教会的长远影响

[摘 要]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教会在应对黑死病上表现乏力，使得世俗社会对其渐生失望，并转而从神秘主义出发，寻求建立和上帝的直接联系。以此为契机，世俗社会开始在精神层面，进而在实际生活中开始摆脱教会禁锢。西欧各国世俗政权则是顺势崛起，占领了教会让位后的社会权力真空。种种世俗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黑死病;社会转变

发生在十四世纪中叶的黑死病使得西欧教会遭受了巨大的物质和人员损失，此外，从长远看来，黑死病成为了一个分水岭，此前，教会是为西欧社会民众赖以同上帝取得联系的唯一中介，垄断了向民众宣讲上帝旨意的职责，此后，民众则是对于教会的权威产生了根本的质疑。这种发生在社会危机时刻的质疑，不仅仅使得教权在和王权的斗争中更趋弱势，更重要的是，使得12世纪以来神秘主义的复苏变得更为强劲。强调个人直接和上帝建立联系以抚慰自我的神秘主义直接终结了教会的存在意义，转而注重了个人本身的，独特的宗教体验。统一由罗马教廷予以阐释的教义，则在个人化的解读下具有了崭新的涵义。在黑死病后社会经济的复苏过程中，个人宗教体验在商业经济社会对个人价值强调的推动下，将个人体验从宗教扩展到了生活本身，推动了日后成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核心的人文主义的发展。

一、教会作为信仰权威地位的动摇

中世纪的西欧是为信仰时代，普通民众的一生都和基督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教会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织者，更是对于社会本身，担任着最终解释者的角色。民众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就会想到要从神父、修士乃至教皇那里寻求正确的答案。但是，在黑死病的蔓延过程中，教会的权威地位却是遭到了动摇。之于黑死病的爆发，教会给出的解释是人类犯下的罪恶导致了上帝的惩罚，但是很明显，教会不可能没有看到俗世里发生的罪恶，但实际上，布道神父只是进行了日常的规劝，教会所做则是在黑死病出现之后，向民众指出他们是多么的邪恶。这样，教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概与事后诸葛亮相差不远，用的是后来的现实来佐证他们并不存在的高明之处。而教会人员高出于民众的死亡率的现实，以及教会应对措施的失败，还有教皇甚至都独自在自己房间躲避黑死病的事件，实际上似乎都说明了一点，教会并非是为上帝的代言人，否则黑死病就会在教会予以处理之后迅速的消退。深刻受到基督教之于世界阐释的西欧民众，并不会怀疑人类罪恶和黑死病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他们的质疑对象就只会是基督教会本身。

二、宗教神秘主义的新趋势

基督教本身就是强调自我灵修以达到与上帝的融合的神秘主义的产物。公元一世纪左右的罗马帝国，腐败横行，社会混乱，底层民众的生活痛苦不堪。对于这样的困境，罗马帝国所供奉的诸神却似乎无所作为，这时流传到了罗马的基督教却是因其强调信徒和上帝能够建立直接联系的说法，迎合了处在迷惘之中的下层群众的精神需求，很快就得以流传开来。然后，到了三世纪出现的奴隶制经济的危机时分，日益严重的困境却是使得普通民众乃至罗马社会的上层阶级也逐渐的接受了基督教带来的宽慰。直到米兰敕令发布，基督教就正式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幸存的罗马教会则是一直运用着神秘主义作为自己在蛮族世界中得以生存的法宝。特别是格里高利一世，更是仅仅凭借着神秘主义作为武器，在各国的斗争空隙，为教会赢取了一定的空间。格里高利一世凭借神秘主义奠立了罗马教会宗教法权的基础。但是，“宗教法权决定的教阶制切断了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交往”，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世俗的统治者和教会，教阶制要求的服从和恭顺禁锢了人的个体性。”，于是，宗教法权反过来压制了基督教中神秘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神秘主义总是会在社会遇到危机的时刻出现。因为现有的社会机制或者解释无法应对灾难，为了填补这个信仰空白，民众就会很自然的去寻找自己的解释。由于黑死病期间教会的表现证明其未能提供令社会满意的答复，所以民众转而利用神秘主义作为沟通工具。通过直接和上帝的交流来得到救赎的保证。教会面对瘟疫虽然竭尽全力加以解释和防治，实际上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企图依靠真正信仰的理性来理解上帝的本质的一种体现，而这种传统实际上在14世纪初已经受到了挑战。“邓斯？司各特最先将理性从信仰中逐出，在他看来，上帝是自由的，人类的理性无法企及。而威廉？奥卡姆则把该结论应用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上，进而导致了批判主义和怀疑论的产生，后又被发展为经验论。奥卡姆反对以理性为灵魂的哲学凌驾于神学之上，强调人类无法经过理性而抵达上帝。上帝之所以全能，就在于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以凭自己的意愿任意惩罚或奖赏人。瘟疫使这一观念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基督教本身是借助于罗马帝国的危机得到了发展，而黑死病却是给基督教造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新的危机时分，重新复苏的神秘主义就开始促使人们在基督教教会以外，尝试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以启示。 三、基督教会以外民众自发性信仰的兴起

黑死病后的数十年，在教会的威望及精神权威地位下降的同时，世俗社会的宗教热情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英格兰建立了大量的教堂礼拜堂，欧洲出现了建设教堂的潮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位于米兰的大教堂，1350到1375年之间，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大量的乡村教堂，在瘟疫后的几十年，不仅仅见证了教会的威望及精神权威地位的下降，而且看到了宗教热情的增长。一个例子是，我们已经提到的，整个英格兰，开设了大量的教堂礼拜堂（chantrychapel）.在整个欧洲出现了建设教堂的洪流，米兰大教堂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在意大利，更是建立了接近50个新的宗教节日。明显的，民众们对于教会感到失望，但是对于基督教本身，之于人类罪恶导致灾难说法的认同，对于上帝的虔诚以及之于灾难的恐惧，促使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解绕过教会的中介，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建立起了和上帝的直接交流渠道。

长期以来，拉丁语是基督教教会的官方语言，教会的一切官方文本都是以拉丁语写成的。由于俗人无法获得学习拉丁语的机会，所以用拉丁语写就的《圣经》的解释权一直专属于教会。随着韦尔多教派将《圣经》翻译为了法语并依次做出解释，教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从12世纪起，西欧许多地方的传教都是使用了当地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黑死病之后，知识渊博的学者加入了直接沟通上帝的道路。牛津大学著名的神学家威克里夫将《圣经》翻译成了英文，更是为俗人越过教会直接领悟上帝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虽然他的观点遭到了教会的指责，但是追随他的罗拉德教派神父们却是在俗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几十年以后，英国主教和国王才消灭罗拉德派。最后，这场斗争（严格地说是一件内部事务-原注）导致英国民族教会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教会的建立。”之后，捷克布拉格大学的校长、神学教授胡斯则是将威克里夫的思想予以了发展，促成了捷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之于教会地位的进一步打击。

四、促进文艺复兴萌芽的生长

黑死病并未直接造成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但是却促进了造成这些变化的人文主义的发展。在黑死病之前的西欧，民众只需遵循着教会的指导即可，无需运用自己的思想予以思考现世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但是黑死病后教会权威地位的动摇，以及神秘主义强调人和上帝的直接交流，随着当时商品经济对于个人而非集体的重视，带来的就是个人从宗教禁锢之下的解放，并逐渐演化为注重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个人体验，这是一个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到来的必然结果。教会促进了西欧社会的开发和技术进步，而剩余产品的出现自然伴随着商品的互通有无，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产生及促进了以个人为关注重心的新型宗教观念的出现。于是，教会在帮助社会的同时却是为自己埋下了瓦解的契机。

人文主义就是日后出现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核心。文艺复兴的关注点是人本身，人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而宗教改革则更是将教会在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介地位一并取消，新教的出现不仅仅是造就了一种新的教派，更是将人类认识上帝的方式变得前所未有的直接。在人和上帝的这种新关系确立的途中，旧有的天主教会虽然仍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不断出现的挑战使得它不堪重负。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人物彼特拉克（1304-1374）和薄伽丘（1313-1375）就生活在黑死病肆虐意大利的时代。薄伽丘的《十日谈》更是以黑死病时候的佛罗伦萨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造成人文主义的商品经济出现在黑死病的很久以前，但是，黑死病造成的种种结果，却大大加快了人文主义的发展，所以，黑死病不是人文主义的起源，但却是人文主义一个功效明显的助推器。

五、教权在王权崛起下的进一步衰落

因为黑死病的打击，教权在王权逐渐强大的背景下，出现了进一步的衰落。教会曾经是西欧王权的一大助手，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西欧，是罗马基督教教会帮助文化落后的蛮族很快的从游牧的劫掠民族转化为了定居的农耕民族。政权层面，管理完善的基督教会促使蛮族们建立起了初步的国家组织;生产技术层面，罗马教会及修道院通过其保留的农耕技术及人力资源，加速了西欧土地的大垦荒，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法兰克人皈依了基督教，用一神教的基督教取代了他们的图腾崇拜的氏族宗教，消除了各部族利用图腾崇拜抵制统一王国的建立，这是法兰克人从氏族王国向封建王国过渡所采取的一项极为有利的措施。”这样，随着基督教会的影响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教会就在帮助世俗社会的同时就逐步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是，随着世俗政权，尤其是封建经济发展下的民族国家的崛起，膨胀的王权和业已占据权威地位的教权的冲突就变得愈发明显。但是，到了黑死病出现前夕，教会已然处于斗争的下风。

黑死病爆发时正处于“阿维农之囚”时期，教廷表现出的应对措施并没有使得民众满意，接下来，14世纪西欧各地普遍出现了公开或者秘密的建立民族教会的趋势，阿维农教皇对于这一趋势却是无能为力。“英国的议会于1351和1353年通过两项法令，授权国王――至少是潜在的――在涉及授职仪式或教会司法权方面的几乎所有事情上取代教皇。在法国，查理五世的仆从大约于1376年至1378年创作的《十字架的梦想》表明，此时的法国在对待王室统治权的性质和教会司法权方面具有明显的“高卢”趋势。”，此后，教会在现实压力下，不得不和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君主国家和新政治势力展开交涉。但是结果却并不能使教会满意，教会在这里不光失去了世俗最高权威，并反倒被世俗政府所控制。成了和其他世俗团体类似的缴税实体。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教会权威下降的根源在于社会发展已经不再需要它的紧密配合。蛮荒时代的西欧需要的是组织严密、文化进步的教会施以援手以进入文明时代，而到了黑死病爆发时候，封建经济发展推动促成的西欧封建社会已然初步成型，进入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在贸易发达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局限商品经济发展的教会却是阻碍而不是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于是，这时的基督教会已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迫切需要用新的证据来确认自己的权威。但是，黑死病给教会带来的却是失望，罗马教会的无能引起了民族教会的崛起，从而分裂了教会已然衰落的威权，为民族国家的王权壮大，提供了有力的推动。

结论

黑死病使得西欧基督教会在阐释世界的权威地位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民众开始对于教会存在本身的意义产生了质疑。从这一点出发，黑死病发生以前教会积累的问题遭遇了集中的爆发。曾经孕育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卷土重来，带来的却是在教会以外的信仰途经，民众绕过了教会，试图与上帝直接建立起联系。这样，就促进了方言布道以及《圣经》翻译的推动。接下来，方言版《圣经》则是帮助了民族教会的发展以及拉开了和罗马教会之间的距离。教会推动建立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不再需要已经成为阻碍的教会。商业经济中产生的人文主义在黑死病的推动下得到了提速，在不久以后造成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出现。民族教会和封建王权的兴起的速度因为黑死病的出现和大大加快，加剧了教会的衰落。总的来说，黑死病通过让民众产生质疑，从而加剧了教会已经遭遇的问题的恶化。而教会因为无力做出有力的回复，所以陷入了长时间的衰落之中。

参考文献：

[1]Philip Ziegler：The Black Death[M].London： Readers Union Collins，1969.

[2]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3]李荷：《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